前言：

“配享之典，國家所以報功而勸忠也”

明朝太廟分東、西壁分別以親王、功臣配享，親王配享從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定型以後，人員穩定，一直到明朝滅亡都沒有發生過變化。同親王配享的穩定性相比較，功臣配享卻有不少的變動，那麼明朝太廟配享功臣的變化，背後又隱藏著什麼樣的政治變動和權利鬥爭呢？

太廟

一、洪武、洪熙時期太廟功臣配享變化

明朝建國，對功臣有兩個表彰祭祀的地方——“功臣廟”和太廟配享。第一種“功臣廟”，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二月，當時功臣還沒有專門祭祀的地方，於是在雞籠山設祭壇，用來祭祀已經故去的功臣胡大海、參軍李夢庚、郎中王愷等人。次年春，在雞籠山開始興建功臣廟，用來表彰和祭祀功臣。六月，功臣廟建成，用故去的大臣的功績大小作為排序，共有二十一人入廟。

正殿：有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王爵，西序：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等公爵，東序：西海公耿再成，濟國公丁德興等公爵。

兩廡各設牌一，總書“故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之靈”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和十七年（公元1384年）分別改擴建功臣廟，但並沒有增加或改變功臣次位。

第二種，太廟配享，太廟配享在《明太祖實錄》有記載：

洪武二年春正月丁未，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安、愈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設青布六間於太廟庭中，內設配享功臣位。

洪武三年三月壬辰，太廟配享，增常遇春一位，八月定功臣配享儀，常遇春以下凡八位，於廟西廡各設排位，東向。

洪武九年十月乙未，新太廟城，以功臣開平忠武王等一十二位侑於西廡。

是哪十二位配享太廟？《大明會典》記載：

洪武二十六年初定儀，（太廟）功臣配享十二壇，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虢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趙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一侯桑世傑。

從上面的記載來看，功臣廟入祀功臣和太廟配享功臣雖不盡相同但卻又密切相關。太廟配享功臣中桑世傑不在功臣廟。而功臣廟中的馮國用、丁德興、吳良等10人不在太廟。但太廟配享的11人（除桑世傑）外也是功臣廟的主體。

明初開國，武臣最重，這可以從功臣廟和太廟入祀和配享的功臣來看，這些人都是隨朱元璋攻城略地、奪取天下的得力干將，而且兩廟中沒有文臣，這也反應出明初“重武賤文”的歷史背景。

朱元璋畫像

二廟功臣的位次都以爵位高下為序，即二廟的入祀標準主要是根據功臣的功勳而定。二廟功臣又有所不同，功臣廟是“死者塑像，生者虛其位”。太廟則無生者配享，所祀為功臣廟中勳爵顯要者。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明太祖實錄》、《大明會典》所記載的二廟功臣入選有著值得懷疑的地方，《明太祖實錄》經建文、永樂三次修訂，已不是原貌，並且《實錄》中記載的功臣廟祀及功臣太廟配享，採用了“追書”之法，對洪武朝事是後世以事實為依據卻又改撰，所以後人對此多有辯駁，在此不多敘述。

洪熙年間，明成祖朱棣取代建文帝，成為了大明帝國的主人，隨著改變的還有太廟配享功臣。永樂皇帝朱棣初為燕王，就藩北平，史稱“智勇有大略”。在公元1399年起兵“靖難”，經過四年多的戰爭，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蹤。

朱棣用武力奪取帝位，“靖難之役” 讓朱棣登上皇位，也產生了一批“龍興之臣”的功勳武將。洪熙元年，以功勳武臣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配享永樂帝於太廟。

與洪武年間，只是武將配享廟祀不同，洪熙年間與這三位武臣配享太廟的還有一位文臣，他就是姚廣孝。姚廣孝初為僧人，法號道衍，在建文帝實行削藩後，密勸朱棣起兵，道衍雖然沒有親臨戰場，卻對朱棣的勝利有決定性的作用，朱棣稱帝后，讓他複姓，賜名廣孝。永樂十六年（公元1418年）去世。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加贈少師，配享成祖太廟。

姚廣孝身份特殊，是配享太廟中的唯一一位文臣。不過，姚廣孝雖然是文臣，卻運籌帷幄，多武功，類似於武臣。這表明洪熙年間在決定配享功臣時，雖然稍有變通，卻還是基本恪守了“太廟專以武臣配享”的祖制。

隨著張玉、朱能、王真和姚廣孝配享太廟，洪武朝功臣與永樂功臣各自以爵位而序，排定位次，太廟西廡增加了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公少師姚廣孝。至此，太廟共有八王、七公、一候共計十六人，這樣的格局一直保持到嘉靖年間。

<strong>此次太廟功臣的變化，反映出了朱允炆和朱棣的政治鬥爭，最終以朱棣勝利告終。

姚廣孝和朱棣

二、嘉靖年間太廟配享功臣變動

嘉靖時，“黜姚進劉”是嘉靖時太廟配享的第一次變動，“姚”就是姚廣孝，“劉”就是劉基。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八月，《明世宗實錄》記載：

上諭輔臣曰：“廖道南嘗言姚廣孝弗宜享太廟……但光孝系釋氏徒，使同諸臣並食於德祖、太祖之側，恐猶未安……當撤去，即移祀於大興隆寺內。”

黜祀姚廣孝主要是因為他是佛教徒。一方面，從禮制上講，佛教徒配享太廟受皇家祭祀，不符合儒家禮儀。另一方面，還在於嘉靖初世宗掀起的滅佛之風，遍及宮廷內外，來勢迅猛。比如嘉靖六年十二月，毀皇姑寺，散其黨，核僧徒；嘉靖十五年五月，毀禁中大善佛寺，得佛骨萬三餘斤，毀佛像一百六十九座。嘉靖黜佛，屢屢摧毀寺廟，驅逐僧眾。同時出臺了強令僧人還俗，嚴禁僧人設壇說法等措施。

至於嘉靖滅佛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嘉靖醉心道教，好道必定仇佛，也或許是佛教勢力與孝宗、武宗以來的政治集團關係密切，嘉靖欲藉此達到打擊以慈壽皇太后、楊廷和等為首的敵對勢力，因此此次，配享太廟的變動是政治權利鬥爭的一個方面。總之，不管原因如何，結果都一樣，姚廣孝被掃出太廟的大門。

在姚廣孝被除祀後的第二年，即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刑部郎中李瑜上疏嘉靖進祀劉基。在奏章中，李瑜建議讓劉基配享太廟。在後續的廷議中，認為劉基在朱元璋起兵時的奇謀和大政方針都依賴劉基，最後由嘉靖裁定，讓劉基配享太廟。

黜姚廣孝和進劉基，二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嗎？姚廣孝和劉基二人有共同之處，兩人都是文臣且兼具韜略，以文臣而建軍功，類似於武臣。二人之間的相似性使劉基成為代替姚廣孝配廟的最佳人選。因建軍功，類似武臣，所以符合祖制，又因為是文臣，在廷議時，群臣都能一致同意。如果僅僅只是罷黜姚廣孝而沒有進補劉基，那麼就意味著文臣在太廟中僅有的位置和就不復存在。<strong>文臣群體意識的凸顯，表明明初“重武輕文”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變。

明英宗之後，文臣的地位逐漸得到提升，出征時由文臣任總督或提督軍務，經畫一切，武臣只負責領兵作戰。從此文臣統帥，武臣領兵，就成了定製。督撫之設本意就是用文臣節制武將，防止其跋扈，結果就是武臣的地位越來越低。正德之後恩澤都是武職，更是被人輕視。

中央有部、科，地方上有督軍、總督、巡撫，重重大山壓制在武職官員上面。五軍都督府的職權越來越輕，將軍元帥的地位如同小兵一般。

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嘉靖皇帝進行孔廟祀典改制，要去孔子王號，降低孔子的祭祀地位，卻遭到了文臣們的反對。嘉靖惱怒的說道：

設使武成王祀典今在，朕下名去之，必翕然封順，必無一人言之曰，此聖祖所存也。

嘉靖的這一段話，道出了文臣對有關群體榮辱的孔廟祀典的扶持之心，孔廟尚且如此，更何況太廟配享？

嘉靖年間的貨幣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武定侯郭勳請將其祖郭瑩配享太廟，初下廷議卻沒有通過，郭勳便在嘉靖面前說道：

往年進基（劉基）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郭英）武臣，乃紛然陰忌。

從這段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劉基能夠配享太廟既是其功勳類似開國武臣，同時也反映出嘉靖對文臣們的意願。

而嘉靖年間的另一次太廟配享的變動就是添祀郭英，郭英是大明帝國的開國武臣，但在明朝名將如星的時候，他的功績並不顯赫，但他壽命長，歷經三朝，所以不肯能在洪武時期配享太廟，因為明朝祖制太廟生者不能配享。然而，作為武臣，郭英卻能在“文尊武卑”的嘉靖年間添祀太廟，確實匪夷所思。

而郭勳能夠配享太廟離不開他的六世孫——郭勳。郭勳早在正德年間，就開始為郭英配享太廟大造輿論，撰寫《三家世典》，把郭家和徐（徐達）家、沐（沐英）家並列，移栽攀附徐家和沐家，為郭英配享做進階。

嘉靖初年，郭勳又仿造《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撰寫《英烈傳》，說郭英生擒張士誠，射殺陳友諒，這本小說甚至傳入內廷，讓人動容。

當然，最主要的是郭勳備受嘉靖崇信。嘉靖初年，郭勳支持“議大禮”而獲得嘉靖的青睞，嘉靖九年郭勳領導修建天壇和地壇，而且郊、廟大禮除了嘉靖親行之外，都用郭勳代行大禮，從這些來看，嘉靖對郭勳的信任和倚重。郭勳賣力，嘉靖滿意，在這種背景下，郭英配享太廟才能得以實現，雖然廷議沒有人支持郭勳的提議，但嘉靖卻能力排眾議，使郭勳遂了其祖配享的心願。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郭英配享太廟後，太廟的功臣位次也得到了調整，此前，二廟功臣，以王、公、候、伯的爵位為排序，洪武朝功臣以徐達等各自為序，永樂功臣以張玉為各自為序，而劉基作為伯爵卻在列於六王之後，群公之上，在這次郭英配享太廟後，禮官根據上意，把次序做了調整，郭英位於桑世傑之上，劉基調在了末位。

郭英畫像

三、從太廟功臣配享分析明朝朝堂上的文武之爭

縱觀漢、魏、唐、宋諸朝功臣配享都有兩大特點：一、文武兼備，二、君臣相對。其臣配其君，如房玄齡、杜如晦配唐太宗，王安石配宋神宗，這就使得功臣配享隨時增加，處於變動之中，不僅僅限於開國功臣。

而明朝卻與前朝不同，由於洪武開國、永樂靖難，武臣尊崇，遂形成了太廟配享以武臣為主的局面。而武臣名將卻在洪武和永樂年間最多，後世萎靡不振，所以太廟功臣只有明太祖和明成祖年間的武臣，明仁宗之後就沒有武臣再入太廟。

武臣從祀與太廟，所以彰武功；儒臣從祀與孔子廟，所以表文治——《明神宗實錄》

這就話雖然出自萬曆年間，卻是對明代配享太廟功臣的總結，代表了朝廷對功臣配享象徵性的認識。劉基、姚廣孝能夠入太廟，對文臣來說，兩人是文臣的代表，對朝廷來說，兩人雖是文臣卻多軍功，與武臣類似。劉基能夠在嘉靖年間入享太廟，實際上是兩個原因都有。

隨著明朝轉入太平盛世，文臣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要求改變後世文臣不得配享太廟的呼聲越來越高。弘治時期，文臣丘濬上書，建議選一個“正經”的文臣配享太廟，卻未被弘治採納。

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九廟建成，時任禮部尚書的夏言上書，建議選文臣入享太廟，其建議實際上是繼承了丘濬的思想，一方面代表了文臣，提出應該以漢、魏、唐、宋為法，太廟配享不必皆用武臣，文臣也應該配享，另一方面，主張不必只配享開國之君，守成之君也應該有配享之臣。

夏言畫像

但無論不管怎麼建議，兩者的思想都一樣，就是文臣要配享太廟，但夏言的這一建議並沒有被嘉靖採納。

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太常寺少卿李宗延也上書建議文臣配享太廟，明熹宗也未採納。

結語：

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武臣配享太廟”成為明朝一個相沿不變的“祖制”，即便後續的變動也是在恪守“祖制”的前提下進行的，比如姚廣孝和劉基，雖是文臣卻都是以軍功而入太廟。

儘管配享太廟的變動是在“祖制”的約束下進行，但我們還是能夠從這些變動看到明朝政治活動的變遷和文武之爭，比如權利鬥爭對明朝宗廟祭祀的影響，比如“靖難之役”、“嘉靖滅佛”等，從明初的“武尊文卑”到明中後期的“文尊武卑”。<strong>總之，配享太廟功臣的變化，不止是增減一人那麼簡單，能夠清晰的反映出明朝國家祭祀制度的政治特徵。

參考：

《明史》

《三家世典》

《國史考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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