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為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中原王朝，明朝亦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政權，這也就意味著明朝較為合理的緩解了封建時期因文化差異、風土人情等諸多因素而形成的民族矛盾。

就好比當時的“藏區”，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百姓聚居區，其在明朝的統治之下卻儼然呈現出一副相對安定的模樣，那麼明朝是如何治理藏區的呢？

究其原因，原來明朝統治者在治理藏區之時，採用了“因俗而治”的文治之法，禮遇藏區僧人、教派，使其形成均衡之勢，互不統屬卻又互相牽制，從而有效緩解了民族矛盾，促進了藏區的和平及穩定發展，確立了明朝的封建統治地位。

馬克思示意插圖

封建時期的民族矛盾

眾所周知，受地域差別、自然環境、生存條件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封建時期的各個民族之間往往也都會形成不同程度的文化差異以及各不相同的風俗習慣。

從而也就使得其中一方勢大，想要進行擴張之時，就勢必會因為這些不同程度的文化差異以及風土人情而形成“衝突”，也就是所謂的“民族矛盾”。

即“馬克思理論”所指出的封建階級社會中常見的統治民族中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民族之間的矛盾”，是一種“對抗”屬性的矛盾。

這也就意味著“民族矛盾”的本質實則就是封建時期的統治者在將其他民族納入統治範圍之時，只是單純的將其放在一個“被剝削階層”，從而因為物質基礎以及精神基礎等多方面的差異而激化了“民族矛盾”。

就好比史書所記載的，“北蠻夷之鄙人”，顧名思義，由於中原地區相較於周邊少數民族地區要較早的進入“農耕社會”，所以在封建時期，少數民族的百姓在中原地區百姓的印象裡往往都是一副“教化未開”的模樣。——《戰國策·燕策》

古代少數民族示意畫像插圖

<strong>即意味著在封建時期，中原地區的百姓首先在心理上就不認可少數民族，並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歧視、不平等對待等不良現象，“蠻夷”便是封建時期的中原百姓對周邊少數民族百姓的蔑稱。如此一來，那“民族矛盾”又如何不會激化呢？

甚至在明朝初期，這種“歧視”現象依舊存在，就好比明朝史書所記載的，“蠻賊紛起，或數十人，或百餘人”，光從“蠻賊”這個稱呼就能看出，在明初時期，明朝政權跟少數民族的矛盾依舊是十分尖銳的。——《論廣西峒蠻事宜疏》

而且《明太祖實錄·卷三十四》也明確記載了明初時期對少數民族百姓的治理方針，“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顧名思義，就是用武力鎮壓。

<strong>結局可想而知，必然是失敗的，因為一旦用武力鎮壓，無疑就更是加劇了“民族矛盾”那“對抗”屬性矛盾的激化。這也就意味著在“民族矛盾”的處理方案上，如果只是單純的用“武力震懾”的話，是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的，甚至還極有可能出現反效果，得不償失。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畫像插圖

明太祖朱元璋及時調整治理方針

明太祖朱元璋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故而才及時調整了治理方針，決定“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欲採用“文治”的手段實現對少數民族的有效治理，繼而取得緩解“民族矛盾”激化的效果。——《明太祖實錄·卷三十四》

並著重強調了“凡在幅員之 內，鹹推一視之仁”的主張，顧名思義，只要接受明朝的統治，就不存在什麼區別對待，更不會歧視，而是會一視同仁，中原百姓所有的，少數民族百姓也同樣可以擁有。——《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九》

<strong>換言之，明朝之所以能完成“統一多民族政權”的建設進程，就是因為明朝在明太祖朱元璋執政時期，就能夠明確的意識到造成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正是因為文化差異以及風土人情不同所致，其本質依舊是“平等”的，根本不存在什麼種族優劣之分。

明太祖朱元璋北伐示意畫像插圖

故而才能及時調整治理方針，摒棄了封建時期歷來奉行的“武力威懾”途徑，採用“文治”，極為有效的緩解了“民族矛盾”的激化。

如此一來，既然已經確定在治理少數民族之時，單純的“武力威懾”已經失去意義，那麼在治理“藏區”少數民族以及明朝其他附屬少數民族之時，明太祖朱元璋自然不會去明知故犯，而是採用了“文治”的方式。

更何況明太祖朱元璋在明朝初期針對蒙元殘餘勢力的八次北伐，以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強悍軍事實力，就已經能在無形間給“藏區”產生足夠的“武力震懾”了不是嗎？

儒家思想創始人孔子示意畫像插圖

明太祖朱元璋禮遇藏區僧人

就好比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治理其他少數民族之時所作出“因時而治”舉措，即總結了明初諸如壯、瑤、苗等少數民族頻繁爆發小型“暴動起義”的時局情勢，從而採用了“設儒學，置教授一員，訓導四員”的加強儒學教育舉措。——《明史·廣西土司二》

其目的就是為了提高這些少數民族百姓的民族認同感，使其能夠儘快的融入到中原文化體系當中，減輕因文化差異而引發的“民族矛盾”。

但明朝在治理“藏區”之時，卻並沒有繼續沿用“因時而治”這一套，而是採用了另外一套方案，也就是所謂的“因俗而治”。

即結合藏區少數民族百姓幾乎人人信佛的風土人情，採用了禮遇藏區僧人、教派的“文治”方式，也就是史書上所記載的“多封眾建，尚用僧徒”舉措。——《青海通史》

布達拉宮示意插圖

畢竟跟明朝其他附屬少數民族聚居區相比，“藏區”不但地域廣袤，“佛教”信仰體系也早已在藏區根深蒂固，對藏區少數民族百姓的文化傳承造成了深遠影響。

就好比世界上海拔最高，集宮殿、城堡和佛教寺院於一體的“布達拉宮”，其開始修建的時間甚至能追溯到公元七世紀的“吐蕃王朝”時期。這還只是時間上的。

相信大家不難發現，布達拉宮還有一個集宮殿、寺院於一體的特性，這也就意味著在封建時期，“藏區”一直都奉行的是“政教合一”統治體系。幾乎可以說“佛教”就是藏區百姓的精神信仰，因此而衍生出的教派勢力便是藏區的實際統治勢力。

薩迦派示意壁畫插圖

就好比元朝時期的藏區宗教教派“薩迦派”，其之所以會被元朝統治者大力扶持，並將其領導人封為“帝師”，就正是因為“藏區”政教合一的特性能讓能讓元朝通過藏區百姓的宗教信仰影響到“藏區”的政治體系。

試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明太祖依舊沿用治理其他少數民族的那一套，在藏區大為推行“儒家教育”的話，他能夠取得預想中的效果嗎？

顯然很難，畢竟因“儒家思想”而衍生出的“儒教”跟“佛教”完全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體系，且儒家思想在“藏區”的傳播並不廣泛，一旦明太祖朱元璋選擇在藏區推廣“儒家思想”的話，勢必就會遭受到絕大多數“藏區”少數民族百姓的抵制，從而舉步維艱，很難取得預想中的效果。

<strong>故而，既然想讓藏區百姓融入中原文化體系的辦法行不通，那何不如尊重“藏區”特有的文化體系，禮遇藏區僧人、教派，使兩者之間的文化體系在潛移默化間互相認同呢？

藏區僧人示意畫像插圖

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說，“爾番僧端月監藏修行有年，今來朝京師 , 特賜敕護持。凡雲遊坐禪，一聽所向， 以此為信，諸人毋得慢忽其教，違者國有常刑。”——《明太祖實錄·卷八五》

儼然是給了藏區僧人遊歷內地名山佛剎，駐錫安禪，授徒傳教的諸多禮遇特權，而且於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還曾專門“

與此同時，明太祖對於那些在藏區名望較大的僧人，還“悉授以職，改攝帝師為熾盛佛寶國師”，讓其在明朝中原地區也能夠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是明太祖朱元璋信奉佛教嗎？並不是，屬實只是“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為善”罷了。——《明史·西域三》

<strong>其目的不言而喻，就是想通過對僧人的禮遇，以及所賦予藏區僧人的一系列特權，從而達到讓中原百姓能夠平等對待藏區少數民族百姓，拉近雙方民族關係，繼而實現緩解民族矛盾的最終目的。

繼而憑藉著“藏區”向來“政教合一”的特性，從藏區少數民族百姓的宗教信仰入手，通過明朝統治者跟藏區僧人之間的社會地位差異逐漸切入到藏區的政治領域當中。從而達成確立明朝對“藏區”的統治地位目的。

明成祖朱棣示意畫像插圖

明成祖朱棣支持藏區教派

而後到了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在明太祖朱元璋所建立的“因俗而治”治藏方針基礎上，又進一步加深了對藏區僧人的禮遇。就好比永樂四年（1403年），藏區高僧“哈立麻”嚮明朝朝貢之時。

明成祖朱棣不但“

<strong>與此同時，出於保障明朝封建統治地位的需要，明成祖朱棣不但對藏區眾多僧人極為禮遇，連帶著還極為支持藏區的各大教派。

正如史書所說，“初，太祖招徠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邊患，......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闡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其他禪師、僧官不可悉數。”——《明史·西域三》

這段文獻記載無疑就足以證明在明成祖朱棣執政時期，明朝廷跟藏區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聯繫”儼然是呈現出一副更為密切且廣泛的模樣。一方面證明明太祖的“因俗而治”治藏方針已經初見成效，另外一方面則證明明成祖朱棣確實有意將其影響力繼續擴大。

噶舉派佛畫示意畫像插圖

而且，相信大家從“兼崇其教，自闡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這段文獻記載中也不難看出，明成祖朱棣赫然是總結了元朝時期獨寵“薩迦派”，結果卻被藏區另外一個教派“噶舉派”取而代之，導致元朝在藏區失勢的教訓。

重新定位了當時藏區的政教格局，“

<strong>也就相當於明成祖朱棣實則跟明太祖朱元璋的目的一致，都是利用了藏區各大教派所特有的“政教合一”體系，在明朝給藏區各大教派領導人冊封教王、法王、國師等頭銜之時，潛移默化的參與到了藏區的政治領域當中。

從而憑藉著明朝統治者跟教王、法王之間的等級差異實現確立明朝封建統治地位的目的。

明朝法王示意畫像插圖

與此同時，明成祖朱棣“兼崇其教”，將明朝各大教王、法王等教派最高領導人放在同一平行位置的舉措，無疑也能有效的避免重蹈元朝時期獨寵“薩迦派”的覆轍，使得“藏區”各大教派能夠處於一個相對平衡的層面，形成了均衡之勢。

互不統屬卻又能互相牽制，無形中就又對“藏區”的勢力集團進行了分化。有效避免了藏區各大教派因勢力過度膨脹而可能對明朝封建統治地位構成威脅的弊端。且更有利於明朝政權對藏區的實際掌控。

如此一來，在明太祖朱元璋因俗而治，禮遇藏區僧人，將藏區“少數民族百姓”放在了跟中原地區百姓同等的社會地位上，緩解民族矛盾以後，明成祖朱棣在其基礎上又進一步“兼崇其教”，確保了明朝的封建統治地位。

且明朝後世統治者也幾乎都秉持著同樣的“治藏”方針，雖然期間也曾略有變化，但基本無出其右，那“藏區”終明一代，又如何不能呈現出一副相對安寧的和平穩定發展狀態，為中華民族關係史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呢？

明朝等級關係示意漫畫插圖

結束語

簡而言之，明朝之所以能在治理藏區之時避免“民族矛盾”的激化，一方面是因為明太祖朱元璋及時意識到了單純的“武力威懾”屬實對緩解“民族矛盾”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充其量只能說是在民族矛盾激化時所能為明朝提供的一層保障。

所以這才制定了“因俗而治”的“文治”方針，結合“佛教”在藏區根深蒂固，且藏區向來“政教合一”的特性，禮遇藏區僧人，並把藏區少數民族百姓跟中原地區百姓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儘可能的減少藏區文化體系跟中原文化體系的差異，增加民族認同感，同時憑藉封建時期森嚴的等級體系以及藏區僧人跟明朝統治者社會地位上的差距確定明朝的封建統治地位。

繼而到了明成祖朱棣執政時期以後，又基於明太祖朱元璋“因俗而治”的基礎，將其進一步的加強，併為了確保明朝封建統治地位的穩固而“兼崇其教”，使得“藏區”各大教派在潛移默化間形成了均衡之勢，互不統屬，卻又能互相牽制。

茶馬互市示意畫像插圖

<strong>再加上明朝後世統治者也是一如既往的奉行“因俗而治”治藏方針，從而使得“藏區”終明一代，即便其一直呈現出穩定發展的勢頭，但實際的統治權卻一直都牢牢的掌控在明朝政權的手中，民族關係空前的融洽。

正如“馬克思理論”所描述的，“民族矛盾”的本質實則就是封建時期因物質基礎以及文化差異而形成的“對抗矛盾”，而明朝統治者“因俗而治”的治藏方針卻最大化的緩解了因文化差異而誘發的諸多不公平對待現象。

除此以外，藏區跟明朝所建立的“朝貢貿易”以及“茶馬互市”等諸多經濟舉措，無疑也能最大化的消除“物質基礎”上的差異，也就等同於明朝中原地區的百姓跟藏區少數民族的百姓在根本利益上達成了一致，又如何不能和諧共處呢？

所以，從客觀意義上來講，明朝統治者所推行的“因俗而治”治藏方針，確實對明朝穩固封建統治地位、緩解中原百姓跟藏區少數民族百姓之間的民族矛盾、以及促進明朝“統一多民族政權”建設進程等諸多方面都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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