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浩瀚，公子拾遺”

本期概覽

熱播劇《大明風華》就要上演“土木堡之變”的戲碼了，從預告片的橋段——由張藝興飾演的朱祁鎮想要效仿先祖御駕親征，最後兵敗被俘。張藝興性格像小綿羊，他飾演的英宗總是給人一種“奶萌”的氣質，也引得粉絲叫好。

然而，在歷史上，“土木堡之變”絕對不像電視劇裡的那樣兒戲，它給大明王朝帶來的打擊是毀滅性的，甚至一度面臨亡國之災，雖然在於謙的帶領下大明轉危為安，可是經此一役後的大明卻失去了初期的蓬勃與生氣。

其實，大明能夠轉危為安，于謙的英勇自然不必多說，而大明本身的監察制度也是逢凶化吉的關鍵，下面我們就一起來探討一下，看看大明的監察制度是如何挽狂瀾於既倒的！

土木驚變——大明危矣！

1449年年初，瓦剌太師也先屢次進犯明朝邊關，這一舉動激起了年僅22歲皇帝朱祁鎮的極度憤慨。

朱祁鎮，也就是我們熟知的明英宗，宣德二年生，九歲便即位為大明天子，也許是受其祖父輩三代的影響，朱祁鎮生來就對打仗十分熱衷，尤其是對於被自己祖先趕到草原上去的蒙古人，有著天生的征服欲。但每次在朝會上慨慷激昂一番後，都會被“三楊”及群臣以“大明連戰數十年，天下疲敝”為由給勸阻下來，瓦剌人的這種挑釁使得他想要“一戰而博名”的慾望更加強烈。

終於，在權宦王振的慫恿下，明英宗力排眾議，決定御駕親征！

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鈺留守北京，然後和王振帶領約25萬大軍從北京出發。

和朱棣，朱瞻基不同的是，朱祁鎮從小就在蜜罐子里長大，僅有的一點軍事學識也都是從父親那裡聽來的，對於指揮軍隊，朱祁鎮算是一竅不通。就在他手忙腳亂的時候，他最寵信的權宦王振拍著胸脯告訴他，他會指揮軍隊，明英宗大喜，遂把軍隊指揮權交給了王振，自己就兩手一拍，坐在御輦里美滋滋地做著千秋大夢了。

這真的是把“昏庸”二字刻在自己臉上了，要知道，此次行軍大明幾乎是所有精銳傾巢而出，不僅如此，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那也都是見過陣仗的將才，朱祁鎮明明有這麼多選擇的餘地，卻偏偏選擇了同樣對軍事一無所知的王振，這25萬人的性命註定要搭在土木堡了！

1449年8月1日，明軍進到大同。未交鋒，鎮守太監郭敬報告也先為誘明軍深入，主動北撤，王振看到瓦剌軍北撤，仍堅持北進，後聞前方慘敗，則驚慌撤退。本欲使英宗於退兵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顯示威風；又怕大軍損壞他的田園莊稼，故行軍路線屢變，導致士兵疲憊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隊追兵追襲而來，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1449年8月13日，明軍狼狽逃到土木堡，而瓦剌軍緊追不捨。

在這緊急關頭，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火速撤入居庸關內，以長城作防線，保護英宗還京。王振不知道是不是被鬼迷了心竅，此時從明軍的駐地幾乎都可以看到瓦剌先頭部隊的旗幟了，他還就是不準入關，沒辦法，全軍只能開到土木堡暫時駐紮，而25萬大軍所不知道的是，這是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最後一站了。

次日，瓦剌軍隊包圍土木堡。也先遣使詐和，並主動撤離，以麻痺明軍。明英宗不疑有詐，遣曹鼐起草詔書。王振下令移營就水，當明軍大軍移動時，飢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奔向河邊，亂成一團，瓦剌軍伏兵四起，趁機發動總攻，倉促應戰的明軍被打得大敗。明軍二十餘萬人有三分之一戰死，中傷居半：

“速傳令臺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鬥，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

就這樣，25萬人從北京出發，在大同，宣府等地繞了一圈後，轉至土木堡，隨後束手就擒，明軍精銳全軍覆沒，太師英國公張輔，遂安伯陳壎，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等全部戰死，當然，王振這個太監也死了，不過他不是戰死的，是被護衛樊忠用大鐵錘砸死的。

眼看大勢已去，英宗卻出人意料地十分平靜：

“初，師既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

就這樣，兩個月前還是大明天子的朱祁鎮成為了瓦剌的俘虜，也先大獲全勝：

“軍士脫者逾山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並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也先所得。太監喜寧降於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

短短兩個月時間，25萬大軍灰飛煙滅，天子被俘，大明朝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危矣！

監察機制——明朝的“救命稻草”

土木堡一役，明朝政府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官損失都極其之大，永樂、宣德兩朝所積攢的國力幾乎都付之一炬了。面對近乎癱瘓的政府，高祖皇帝所開創的監察體系挑起了政府運作的重擔。

作為接下來要講的重點，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明朝的監察體系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體系？

“雙向並行系統”之一——都察院

有明一代，負責監察御史和按察司官員考課的上司機構就是都察院，總結來說，都察院的職能就是監督政策實行的結果：

“在京都察院、及十三道、在外按察司，俱稱風憲衙門，以肅政飭法為職。”——《大明會典》

都察院機構設置如下：左右都御史各一員，正二品；左右副都御使各一員，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各一員，正四品；下轄經歷司、司務廳、照磨所和司獄司，其屬官人數不等。

但也並非全部官職都有用，除去屬官，真正具有監察實權的是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使和左右僉都御史：

“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

在都御史之下是十三道監察御史，正七品官員，按照當時的行政區劃而分設十三道，總計共一百一十人。雖然是按照行政區劃而設，但其監察範圍並不僅限於本布政司，還包括相應的內府監局、在京衙門、直隸府州衛所等。

由此而知，監察御史的監察職權內容可劃分為內外兩部分：

對內

對外——監察權則指對各布政司進行監察的權力，其內容事項十分繁雜，有巡按、刷卷、提學、印馬、屯田、清軍、巡關、巡青、監試及其他雜差，再比如恤軍、捕盜、正風氣、監軍紀功等，而且還致力於整頓社會風氣、支持福利慈善。總體來說是對明代中央集權政府系統上承民意的一個重要渠道。

“雙向並行系統”之二——六科機構

作為監察系統的另一個分支系統，六科給事中主要負責過程的監督，尤其是行政過程的監督。

具體而言，六科給事中對行政過程的監察內容主要包括審核奏章公文、監督行政執行、會典監儀

“凡內外所上章疏下，分類抄出，參署付部，駁正其違誤”

這是對百司的奏章所行使的監察權，而對於皇帝下達的詔令出現錯誤，六科也可覆奏，具體方式是將審核意見隨同詔令重新上奏。有點類似於唐朝時期的“封駁制度”，經此一關，政府系統內部的交易成本降低，行政效率得以提高。

最能體現出六科監察權的當屬監督行政執行的職能：

“凡各衙門題奏本狀、奉旨發落事件，開坐具本。戶、禮、兵、工、刑五科，俱送吏科。每日早朝，六科掌科官同於御前進呈”

六科會在每日早朝時把前一天各衙門待辦事項逐一呈報皇帝，通過施壓來督促各衙門儘快辦理，提高行政效率。

很有意思的是，六科擁有監臨重大會議典禮的權力。

每當輪值朝會，參預廷議、廷推、廷鞫，監臨鄉試、會試和殿試，出使番邦外國，輪值登聞鼓等活動巨星的時候，六科就會打著參與活動的名號，對這些活動進行監督。而且朱元璋在設立這項制度的同時，還耍了一個小心機——六科官員的品級很低，換句話說，就是官小的監督官大的，官大的壓制官小的，這種一邊壓制，一邊反監察的模式看似很奇怪，但是卻極大地提高了明朝政府的做事效率，畢竟沒有了宰相，皇帝一個人負責政務，著實挺累的 ！

無論是都察院還是六科，其根本目的都是一樣的——維護皇權的穩定和中央集權政府系統的穩定。而在這樣的一套體系中，監察院和六科互不統屬，保證了各自行政的公正性，既加強了對官員的監察，也確保監察權始終掌握在皇帝手中，對皇權的穩定和政府系統的廉潔、高效、都具有積極意義。

而設立此項制度的明太祖也確實不會想到，自己設立的監察制度居然在近百年之後，救了大明王朝一命！

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我們再回到“土木堡之變”後的明朝，來看看上述的監察機構是如何挽救即將傾倒的朱家王朝的！

首先，是面對內憂外患，朝政即將顛覆的危急時刻，監察機構所做出的決策

第一，選擇避戰南遷還是戰守北京的問題

第二，清算王振黨羽的問題

第三，另立新君的問題

這就是所謂的“三大議”。要知道，作為一個承擔起政府運作的責任機構，關鍵不在於人多，而在於精準，尤其是在如此危急的關頭。而“三大議”的決策無疑是此時明王朝的“速效救心丸”！

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南遷還是守北的問題是最最重要的，因為瓦剌軍已經開進了長城，不日就會兵臨城下，在大明精銳盡失的情況下，無論是南遷還是守北都面臨著極大的風險。

“時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恟恟，群臣聚哭於朝，議戰守，有欲南遷者，尚書胡濙曰：文皇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為今之計，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學士陳循曰：於侍郎言是。眾皆曰是。”——《明英宗實錄》

于謙為首的主戰派和當時以徐珵為首的南遷派的矛盾幾乎肉眼可見，在常人看來一場激烈的爭吵無可避免，但是此時的監察機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監察系”領袖于謙極具監察官員風格的一聲怒斥之下，這場辯論出乎意料地迅速結束，南遷派不敢再議，主戰派取得勝利，堅定了明朝政府戰守北京的決心。

第二，是清算王振黨羽，“土木堡驚變”的罪魁禍首就是王振，若非他從中挑撥，明英宗這個小孩子是可以被大臣勸阻下來的，如今王振已死，但是深諳官場之道的官員們意識到了一點：王振敢如此放肆，其朝中的朋黨一定不少。例如，錦衣衛指揮使馬順就是其中一個：

“庚午，王御午門左門，都察院右都御史陳鎰合諸大臣廷啟曰……六科十三道亦有言……錦衣衛指揮馬順唱逐百官，給事中王竑奮臂捽順發，齧其肉，曰：順倚振肆強，今猶若此，誠奸黨也。”

這相當於是一次殺雞儆猴，雖然王振是“土木堡之戰”慘敗的罪魁禍首，但從錦衣衛指揮馬順的言行當中可以看出王振一黨當時在政府裡面仍然具有十分龐大的勢力，仍有可能繼續專權恣肆，“南遷之議”定下的戰守決心將會瓦解，政府內部的團結也將遭到破壞，故而，清算王振朋黨是符合當時朝臣的心意的。

第三，是關於另立新君，國不可一日無君，這是大家的共識，即便有監察機構作為臨時首腦，國家體系依然是不完善的，更何況，皇帝被俘，成為了瓦剌的“搖錢樹”，但是，只要大明儘快的冊立新君，就可以擺脫這樣的尷尬局面：

“丙子，文武百官合辭請於皇太后曰：聖駕北狩，皇太子幼衝，國勢危殆，人心洶湧。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奠宗社。”

這個提議一開始是被朱祁鈺拒絕的，他其實並未繼承大位的心思，不然朱祁鎮也不會放心的把留守重任交給他，此時，監察機構的“領袖”于謙再次立下功勞：

“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願殿下弘濟艱難，以安宗社，以慰人心”

就這樣，朱祁鈺被推上了皇位，大明政府在短短一個月內重新恢復了議政能力。這不得不說是監察機構的功勞啊！

再次，決策既然已定，那接下來的就是執行了。

在明確了堅守北京的方針後，明朝政府系統做出了一系列的決策以備戰，監察系統也積極參與其中，主要負責後勤、督軍與安民三個方面。

後勤指為軍隊提供戰術策略、糧草、武器、戰馬等後勤支持。

督軍主要在於維持嚴明的軍紀以提升軍隊戰鬥力，這在明軍主力幾乎全軍覆沒的情況下是十分重要的。

安民則指撫卹遭受戰禍的百姓，安定京城內外的民心，其宗旨在於為明朝政府系統的備戰與作戰提供一個穩定的後方。

先來說說後勤，後勤對於戰爭來說是最重要的，古人有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在備戰過程中需要操練兵馬、招募士兵、運送糧草等，監察官員則通過現場監察來維持這些事項的秩序，確保後勤支持的穩定性。

比如監察御史白圭、李賓、夏裕和給事中金達、王庾，就奉命往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各府縣招募民壯，就彼衛所，量選官旗，兼同操練，聽調策應；而在通州運糧的過程中，明政府不僅派遣御史、給事中各二員沿途提督巡察，還派遣右都御史陳鎰總督其事。

可以說監察系統滲透進了後勤支持的各個領域，起到了主導和監督的重要作用。

再來說說督軍，因為“土木堡之變”後，明軍戰鬥力驟減，監察系統主要是通過糾劾失職將領和守關監軍兩種方式來整頓軍紀，從而提高軍隊的戰鬥力：

一方面，監察官員糾劾了一批失職、瀆職的將領，殺雞儆猴，對其餘將領造成了巨大威懾，例如指揮鄭謙、徐福、姚瑄因棄關逃歸而受到副都御史羅亨信的糾劾，從此守關將領別無選擇，只能堅守關卡，進而在也先率軍南下的過程中消耗其一定的戰鬥力。

另一方面，基於明代御史監軍、巡撫的慣例，“土木堡之變”期間，部分都御史、副都御使和僉都御史奉命去總督或贊理軍務，直接作為軍隊長官來整頓軍紀，操練軍隊。

如此一來，明軍的戰鬥機制被完全恢復了，剩下的就是等待也先大軍兵臨城下，殊死一戰了。應該說這兩項措施為不久之後“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最後就是關於安民了，“北京保衛戰”中，除了奮勇殺敵的將士，城中的百姓也是充當後勤支援的主力，所謂軍民一心，正是如此！而能有如此成果，安民政策所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視：

當務之急是派人前往流民聚集之地通過賑濟等手段來安撫百姓，比如右都御史陳鎰就先後被派往順天府、通州、昌平等處撫安軍民。

最為核心的是城內治安，為了避免禍起蕭牆，在日常巡視皇城、五城以外，監察官員還關注流民對城內治安的衝擊、細作內奸的暗中破壞等問題。例如給事中李震言就以流民湧入京城會影響治安為由阻止兵馬司拆毀九門之外的軍民房屋，吏科給事中程信則以“西直等門雖有二百餘軍分守各鋪，繳閘之外守門不過五六十名，俱各老弱，又無兵器，倘有內患，倉卒難為”為由，建議每個城門增加二百士兵，以備不時之需。

可以說，監察機構在政府應急運作中的表現真的是可圈可點，無論是決策的正確性還是執行力都堪當完美，如果說非要挑一個毛病，那可能就是為後來的“奪門之變”埋下了禍根，但是，對於拯救大明而言，監察機構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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