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朝的滅亡有諸多原因，但是後人們總是習慣性的將滅亡的原因歸結到宦官以及特務機構的身上。在明朝，宦官以及特務機構，的確對社會造成了不利影響。當心理扭曲的宦官們，得到了超然於法外的權力之後，所能做出的事情，是普通人難以想象的。從明成祖奪取帝位以來，直至崇禎十七年明代滅亡，二百多年來，都是宦官極為活躍的時期，歷時之久，即使宦官亂政的漢朝和唐朝，也難以與之相比。
《明史》中記載："其後以市馬出者，又有司禮監慶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幹竊。建文帝嗣位，御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及燕師逼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
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身於社會下層，深知宦官威福人間，耽政誤國的危害，因此在開國之初對宦官在各方面都予以嚴加的限制。後來的建文帝對於宦官管制更嚴，宦官動輒得咎的現象非常普遍。大量逃入燕王府的宦官讓朱棣得以掌握大量宮內的實際情況，最終朱棣以"清君側"之名起兵，奪得了其侄的帝位。但是建文帝下落不明，這無論如何都使朱棣坐立難安，他也和朱元璋一樣猜忌多疑，總覺得這來路不明的皇位會再次易主。
建文帝
永樂七年，"始令中官刺事"便是明朝宦官特務政治的最初形式。後來永樂十八年，設置了東廠，最終將宦官特務固定下來。東廠的出現確實對新生政權起到了一定的鞏固作用，但是對於明朝的破壞也是不言而喻的。東廠是皇帝之下的特設機構，作為皇帝的特設部門，東廠僅對皇帝一人負責，他們只聽命於皇帝，不聽從其他人調遣，而且他們的權力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可以對任何人羅織罪名，進行逮捕殘害，甚至干擾和影響正常的司法體系。
無論吏民大小事宜盡在其控制、監視的範圍之內，就連錦衣衛也是屬於監察範圍之內的。可以直接向皇帝秘密報告情況，甚至不分時間和場合的將密信告知皇上，這樣的特權對於那些需"具疏上奏"的大臣來說都是不曾有的。宦官及其所領東廠對於明朝社會的干預表現在方方面面，本文就宦官及所領東廠對於明朝政治、經濟、軍事的破壞進行一些論述。
明成祖朱棣
宦官及所領東廠對政治的干預
東廠由司禮監之下的掌印太監提督，也就是說司禮監衙門才是東廠真正的指揮中心，所以與其說東廠使皇權日益尊崇，不如說東廠讓宦官的權力日益膨脹，東廠為宦官排除了一切潛在的異己，是整個有明一代宦官之所以能夠為所欲為的強權根基。明代宦官干預最多的一方面便是政治，甚至到了明末出現了閹黨集團，他們公開干預政治，就連皇帝都變成了他們的傀儡。例如天啟一朝，朝廷中大大小小的事都由魏忠賢和客氏一手掌控，這時的外朝也公開和他們沆瀣一氣，事無鉅細皆決於魏氏。
《古今圖書集成》中記載："奴告之，斃懷賢，籍其家。武弁蔣應陽為廷弼訟冤，立誅死。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
魏忠賢
宦官及其領導的東廠對於政治方面的干預主要表現在官吏的升遷削奪、對官民的殘殺上。明初時，宦官對外朝大臣的升遷罷黜的操縱並不明顯，因為朱元璋、朱棣當政之時都是瘋狂的集權者，絞盡腦汁地防止權利的旁落。然而到了明代中後期，皇帝大多昏聵無能，多是依靠著宦官操縱東廠來維持政權，後來的西廠和內行廠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設立的。大臣對於這類六根不全的人自然不屑一顧，但是宦官通過對東廠等特務機構的操縱使這些自命清高的大臣紛紛趨附，對於那些拒不合作，被排擠出仕途是家常便飯。
由此可見，他們的權利達到了什麼樣的地步可想而知。明朝廢除了宰相制以後，內閣就是整個王朝運作的中樞，對於整個國運是至關重要的，但是自朱祁鎮始，內閣閣臣的任免就有宦官染指。所以常說宦官才是真宰相也並不無道理。甚至有很多有抱負的，想要入閣的都需要宦官的引薦才能入閣，例如張居正就是在馮保的幫助下，排擠出高拱，才得以順利當上了首輔。作為答謝，張居正定要為馮保的利益著想。
馮保
宦官及所領東廠對經濟的干預
自永樂始，明初對於宦官的諸多禁令也已被一一打破，甚至可以說"刑不上宦官"，完全成為法外之人。宦官在宮外娶妻納妾，收養義子，建生祠生像，營建豪華住宅，做盡了人間荒唐事，但這些都是需要金錢作為支撐的。明朝的官俸是十分微薄的，宦官中的最為顯貴的司禮監掌印太監的官階不過正四品，俸銀自然高不到哪裡去，應付日常生活足矣，但是要支撐這跨越式的豪奢生活必然需要些來路不明的收入。
就比如，宦官對於皇莊的監管中就出現了很多問題。明代皇帝都擁有大量的皇莊，中國的帝王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帝王本身也是全國最大的地主，皇莊也就是皇帝的私有田地，皇莊的數量往往是非常大的，這也就表明了監管難度大，宦官想要做些手腳自然不是難事。皇莊的管理權實際控制在宦官以及宦官操縱的特務機構手裡，同時皇帝也經常把手中的皇莊賜給宦官，所以他們對皇莊有了管理權和部分所有權。宦官及其所領東廠等特務機構主要表現為侵佔民田和科索掠奪莊上人民。
王振
《明史》中記載："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勳戚、中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群小，稱莊頭、伴當，佔地土，斂財物，汙婦女。"
這些掠奪行為都是由宦官特務執行的，他們慣用的手段就是以強力、暴力不斷地幫皇帝侵佔民田，將得來的新田獻納於皇帝，以此博得皇帝更多的信任和賞賜。他們當然不會為了主子恪盡職守，他們之所以樂此不疲，必然是他們所得到的利益是相當客觀的，皇帝只會考慮自己的應得利益是否有所貶損，至於宦官及其東廠強徵土地幾何，以及多徵的苛捐雜稅，皇帝知道的甚少。
汪直
宦官及所領東廠對軍事的干預
關於明朝的軍隊管理在明初的管理還是極嚴的。朱元璋時，他企圖將一切權利都集中在自己手中，不僅殺了胡惟庸集中了相權，而且殺了藍玉藉以集中兵權，但是僅憑藉他一人之力，要應付突如其來如雪花般的奏摺，要統管號稱二百多萬的常備軍是無論如何都不現實的。對於軍隊他雖改革了兵制，將調兵領兵之人分而任之，但是還是害怕統帥軍隊的將官日久起反叛之心，因此他採取的辦法便是派遣宦官去監視或直接領兵。
朱元璋、朱棣時尚能勤政，宦官的監視也能恪盡職守，也曾出現積極的一面，但到了明中後期，皇帝對於派出的鎮守宦官、監守宦官的管理都顯得力不從心了。宦官監軍在歷史上並不少見，很多朝代也都使用這種方式制衡軍權，但是像明朝這麼普遍，這麼肆無忌憚的卻也是未曾出現過的。
劉瑾
《廿二史札記》中記載："董傳策劾嵩謂，邊軍歲餉數百萬，半入嵩家。吏、兵二部持簿就嵩填注，文選郎萬，職方郎方祥，人稱為文、武管家。嵩貲多，水陸舟車載還其鄉，月無虛日。"
從永樂開始便設置了京軍三大營以拱衛京師，京軍三大營都配備了被視為最具殺傷力的火器，而每營下的四司，都設監槍內臣一人，以此監督和管理火器。其中宦官特務中絕大部分就是來自東廠的。這些宦官利用強權將京城的軍隊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們一心想利用這些軍隊排除異己，並不會真正為皇帝賣命，這些京軍也似乎成為了宦官的私人衛隊，明末李自成能夠不費力氣的直搗京師，更加證明了京師空虛的狀況。
評價
政治方面，宦官要對官民實行有效地監控，消滅一切潛在的反對者。所有對他們不滿的都會被抓起來投入大獄，最後折磨致死。東廠最為暴虐殘酷的時候，逮捕不需要任何理由，更不必經過司法部門的審判，便可直接動刑，這種猖獗的氣焰致使當時無人敢發聲，所有人都活在一種恐怖的氛圍之中，因此明朝的政治、文化、思想都顯得如此的死氣沉沉。
經濟方面，宦官竟連寺廟的香油錢都不放過。像這些不在國家徵收名目中的稅錢，便被他們收入囊中。其實他們所插手的經濟領域遠不止於此，控制鹽利，掌握鹽引，開設皇店，控制市舶司來操縱中國的海外貿易，掏空明代糧倉庫藏，對經濟的全面破壞簡直罄竹難書，最終造成明末經濟的全面崩潰，他們蛀空了明朝財政，最終也將自己拉入了無可挽回的深淵。
明朝的宦官喜歡帶兵打仗也是出了名的，也許總想在戰場上找回失落的尊嚴，從王振開始，便慫恿英宗親征去攻打瓦剌騎兵，結果不但吃了敗仗，還引發了一場重大的變革。無論他們鎮守地方、邊地還是帶兵打仗，都只是為了滿足私慾。剋扣兵晌，敗壞軍紀，無故挑起民族爭端，不僅使自身日益虛弱，還給了少數民族與明朝交戰的充分理由。
宦官及其東廠到任地方後往往是用軍隊開礦，修建私人房舍，士兵不堪重負，大半逃亡，明初的二百多萬士兵所剩不多，且戰鬥力大不如從前，導致明朝的軍事實力急劇下降。軍事實力的下降，讓明朝變得弱不禁風，很快被起義軍打垮，王朝的更替竟若秋風掃落葉般迅速。因此後人咒罵明朝宦官，說其是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也不是空穴來風的。
參考文獻：《甘二史札記》、《古籍圖書集成》、《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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