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雄爭霸時期，各國不僅需要以道自任的士為其合法性背書，也需要他們的知識治理國家。但大一統的局勢一旦明朗，形勢便為之一變，這些遊士成為不利於統一的離心力量。這也是嬴政在天下大局已定的時候，下達“逐客”之令的重要原因。”
記得上初中時有一篇課文《諫逐客書》，是說李斯上書秦王嬴政，勸諫他不要驅逐在秦國的客卿，也就是“遊士”。
李斯上書是在公元前237年，當時列國競爭激烈，局勢尚不明朗，各國在爭霸的迫切需求下，不僅需要客卿們的知識、技能為他們服務，同時也需要他們所代表的“道”的支持。
嬴政聽從了李斯的建議，依靠知識分子們的支持，在列國中脫穎而出，最後統一全國。
秦始皇
其實在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前夕，在霸局已定的情況下，他又下達了一次“逐客”之令，要把各地遊士都驅逐出境。
這次李斯不僅沒有勸阻，而且通過他一篇請禁私學的奏議來看，他是支持“逐客”的。
他在奏文中說這些遊士“道古以害今”，“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必須禁止他們胡說八道。
前後相隔僅十多年，李斯的態度為什麼會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呢？嬴政為什麼在快要統一全國的時候，又一次下達“逐客”令呢？
只因此一時，彼一時也。
李斯
這要從“道”與“勢”的關係上說起。
我國的道，源於古代的禮樂傳統，這是一個指點、安排人間秩序的一個傳統，從一開始，道的責任承擔就落在士的身上。
比如孔子說“士志於道”，“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曾子說得更為直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而士也保持了這種以道自任的精神。
而勢是指帝王之勢，也即與道統相對應的政統。
公元前四世紀前後，可以說是士的黃金時期，是道統與政統抗衡的高潮時代，士以道自任，可以抗禮王侯。
並且王候尊禮有道之士，也產生了很好的社會效果。
先秦時期的士
當時士與王侯的關係分為三類，就是師、友和臣。“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者與役處”（《戰國策.燕策》）。
當時對少數的卓越的士的領袖人物，君主以師禮事之；次一等的像朋友那樣相處；一般有學問的士，則用之為臣。
至於想當亡國之君的，那就“隨便處”吧。
到戰國時期列國爭霸，士階層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原來的士算是最低一級的貴族，都是有工作的，基本不用為吃飯的事發愁。比如孔子就曾為委吏、乘田。
春秋晚期，封建秩序崩壞，由於貴族下降和平民上升，士階層急劇擴大。
士從封建身份中解放出來，精神上是自由了，但吃飯成了問題，因為工作沒了。
於是這部分人就成了“遊士”。
此時士已成了四民之首（士農工商），其餘三民都各有謀生的專業和本領，而士只能憑藉他的知識與技能，不得不靠“口舌”來謀生。
看《史記》裡這一時期有些士的列傳，是很悽慘的，比如蘇秦沒混好的時候，回家妻子不下織機，嫂子不給他做飯吃。李斯對此也有刻骨銘心的體會，說“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
蘇秦
這些遊士到了“無以為衣食”的地步，使得他們“枉道以從勢”成為可能，遊走於各國王侯之門，獵取富貴，獲取衣食。
而在群雄爭霸時期，各國君主不僅需要以道自任的士為其合法性背書，也需要他們的知識和技能治理國家，以便能在與其他國家的競爭中獲勝。
但大一統的局勢一旦明朗，形勢便為之一變，這些遊士已經成為不利於統一的離心力量。這也是嬴政在天下大局已定的時候，下達“逐客”之令的重要原因。
漢武帝
漢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一些，他獨尊儒術，表面上將儒家奉為正統，但道已失去了與勢相抗的可能，從此，遊士便一去不復返了。
到了隋唐，科舉制度得以施行，天下之士，則如李世民所說的那樣，“入吾彀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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