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是一個諡號，原為"文貞"，避宋仁宗趙禎諱，改為"文正"

諡號是古代官員去世之後，朝廷依據他生平事蹟給出的蓋棺定論，在"事死如事生"的古代，飽受儒家價值觀教育的讀書人對身後之名也是異常在乎，得到一個褒獎的美諡，那就是一輩子最後的執著了。

在法禮森嚴的古代，儒家又重名分，"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因此對怎麼評定諡號，諡號由什麼字組成都有規範，《逸周書·諡法解》中就有了非常明確的規定，但是直到北宋時仁宗老師樞密使（國家軍事機構最高領導）夏竦諡號大爭論出現後，砸缸的司馬光一錘定音，"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從此"文正"才成為人臣最高諡號，"生晉太傅，死諡文正"成為廣大儒家知識分子的終身奮鬥目標，被授予"文正"諡號的那些人就成為封建社會士大夫階級的絕對標杆。

道德博聞曰文

靖恭其位曰正

宋明兩朝“文正”情況

自司馬光推高"文正"的評價後，宋朝統治者送出"文正"諡號六次，其中北宋五次，南宋一次，他們是范仲淹，司馬光，黃中庸，蔡卞，鄭居中，蔡沈。

稍微介紹下這幾位大神。

范仲淹，這個大家耳熟能詳，一說"文正公"，大家稍微知道點的，那肯定指的就是范文正公范仲淹。並且，"文正"這個諡號簡直就是為他量身定製：為文，《岳陽樓記》千古傳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胸懷讓人折節；從政，治理地方與民生息、興修水利，參加新政、改革強國，代天守邊、平靖西北，故有人說，"先儒論宋朝人物，以范仲淹為第一"。如此優秀的范仲淹在宋朝就擁有了一大批小迷弟，司馬光就是他的擁簇，所以仁宗想給夏竦"文正"，被司馬光懟住了，在司馬光心裡，只有范仲淹那樣優秀的同志才有資格諡"文正"。

司馬光，官方標籤就是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反正我就只知道他小時候砸了缸，長大了寫了本書《資治通鑑》，官當到了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並且和改革強人王安石相愛相殺了大半輩子。但是如果真認真瞭解下，司馬光也確實是做到了封建知識分子的巔峰，他用畢生心血編寫《資治通鑑》，在這方面絕對比他的偶像范仲淹還要出色，清朝史學家王鳴盛就評價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在諡號上，司馬光反正不吃虧，把夏竦懟掉了文正，自己反正穩穩地弄到手。

黃中庸，司馬光小弟，協助編寫《資治通鑑》。他絕對是科舉牛人，皇祐三年（1051年）舉郡試貢元，第二年中福建鄉試會元，第三年赴汴京中會試第一名，然後殿試中二甲第一名傳臚（總評第四，前面還有狀元、榜眼、探花），差點就完成最難操作-三元及第了。步入仕途後，他可是和司馬光、歐陽修、包拯、富弼這些大佬齊名，為官寬惠，能斷奇獄，最後官至太常寺卿、侍中兼樞密副使。

蔡卞，他這個身份有點尷尬，新黨要員，改革派大佬王安石的女婿，千古奸臣蔡京的弟弟，但是他官聲也還可以，在廣州為官時得到了百姓擁戴，《宋史》：廣州寶具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灑衣送之

鄭居中，這位仁兄真是官場老油條，鑽營手段極其多樣，先是和宮裡鄭貴妃搭線，內外溝通，被接連提拔，後面直接和宋徽宗沆瀣一氣，很會揣摩上意，幫過大奸臣蔡京，後面為了爭奪權力又和蔡京對著幹，算得上徽宗寵臣，所以也混了個"文正"。

蔡沈，南宋學者，大儒朱熹的學生。他在宋朝幾個"文正"裡比較特殊，終身不仕，就沒當過官，著有《尚書集傳》，這本書大家肯能不熟悉，但是元、明、清三朝的讀書人那是滾瓜爛熟，《尚書集傳》是官方圈定的科舉考試依據，相當於今天的高考大綱，所以就因為著書有功，雖然沒有擔任過官職，他死後也被朝廷認可，宋理宗追贈太子太師、太師、永國公，諡文正。

這六個人，相比於"文正"最初以及本來包含的意義來說，能說得上名副其實的，也就仁宗朝的范仲淹、司馬光和黃中庸了，官至宰執、以文傳道，反正北宋"居相位者七十二人，位執政者二百三十八人"，最後能得到殊榮的也就三人而已。

到了大明朝，隨著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文正"這樣的超級諡號，也就沒那麼容易得到了，連聖人王陽明都沒混上，根據記載，明朝官方按程序評定"文正"兩人，就是弘治三閣老之李東陽、謝遷，還有南明小朝廷追諡方孝孺、倪元璐、劉理順，說起來總共有五個，但是從含金量來說，也只有弘治朝的李東陽、謝遷算正常渠道的"文正"。

說到李東陽、謝遷，就不得不說他們攜手在弘治、正德兩朝的嘔心瀝血，他們作為內閣大學士，發揮自己的才能輔佐君王以致盛世，上演了一幕君臣相得的好劇，包括他們的好戰友劉健，一起得到了朝廷內外認可，天下稱賢相，所有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評價，"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並把他們三人與永樂朝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並列。他們各有長處，併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弘治中興"作出了貢獻。

李東陽的一生，也算曆經波濤了，他二十歲中二甲第一，選翰林院庶吉士，直接進入宰相預備隊，弘治八年入內閣，至正德五年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立朝五十年，柄國十八載，清節不渝"，那絕對是政壇大佬級人物。當然，李東陽諡"文正"，也是有一些爭議的，他於正德十一年去世，在位的正德皇帝是他一手帶大的學生，幫他走領取諡號程序的官員楊一清是他的親密戰友。因此李東陽在彌留之際，楊一清來探望，說到諡號這件事，楊一清說，兄弟你放心走，"文正"我來安排，以老哥你的功績跑不了，李東陽明明病的只剩一口氣都在床上給楊一清磕頭，所有當時就有人作詩諷刺了一下：文正從來諡範王，如今文正卻難當。大風吹到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其次就是謝遷了，這老哥是明朝餘姚三閣老中名氣最大的一個，他起點比李東陽還高，成化十一年（1475年）中一甲第一名狀元，弘治八年與李東陽一起入閣，他很是擅長交往辭令，說白了就是會侃，會處理人際關係，有他在，永遠不會讓你覺得尷尬。謝遷的"文正"是嘉靖帝給上的，本來謝遷在正德四年被太監劉瑾依仗皇帝權勢拿掉了官職，此後一直在家養老，但是嘉靖帝上位後，急於需要老同志的認可，而謝遷在嘉靖上位的時候就上書表示祝賀，後面嘉靖六年，以七十九的高齡還出來給嘉靖站臺，最後他諡"文正"，也是嘉靖給他政治態度的褒獎。

總體來看，宋朝的"文正"，與"文正"的初衷相當者僅有兩人：范仲淹、司馬光，其次黃中庸算合格，宋徽宗及以後評的三個，就有點名不副實了；明朝的"文正"，正常渠道的李東陽、謝遷算合格，南明整的三個就算了，差距挺大。因此，這個"文正"的數量是被控制住了，歷代帝王不肯輕易與人，但是，離司馬光的初衷以及范仲淹的榜樣，一直是在滑坡。從中也可以看到，整個士大夫階級的能力水平在逐漸加強的皇權下弱化。

宋朝士大夫的政治自覺

一說宋朝，大家都知道那是知識分子最嚮往的時代。傳的神乎其神的就有一件事，說是黃袍加身的宋太祖在太廟立了一塊碑，寫了三句話，一是不殺柴氏子孫，二是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三是不聽我話的孩子都會遭天譴。不說這個事的真假，但從具體情況來看，宋朝的士大夫確實自在輕鬆，宋朝管制非常繁瑣，為了拉攏讀書人見人就給官，導致一個職位好多人幹；而且收入又高，有好事者就曾經換算過包拯包大人的正常年收入有1000多萬人民幣；同時還沒有沒有生命危險，蘇軾被貶了一輩子，攤上"烏臺詩案"也沒死，要擱清朝，早就九族地府直達票了。

並且宋朝的士大夫有著極高的政治定位，他們認為自己和皇帝並不是絕對的上下級關係，而是平等的合作關係，北宋名相文彥博就說過，"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皇權必須依靠士大夫階級才能統治到百姓。有了這樣的認識，那就等於在趙宋集團裡，士大夫不是打工者，而是擁有部分股權的小股東，大家一口鍋里弄飯吃，有共同事業，所以大家幹起來才帶勁。

特別是在範文正精神的感召下，大宋朝的知識分子在文官政治裡開始覺醒，他們自詡國家的中流砥柱，並且把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社會理想投射到君主制的統治體制裡，把自己當成天下安危的擔當者。同時，士大夫們在不斷的鬥爭中與君權達成一致，形成了君權、中書、臺諫相互制約的政治構架，反正各司其中、各守本份，最終達到"三王之治"的共同政治理想。

明朝士大夫的斷崖下跌

到了大明朝，從政治狂人太祖皇帝朱元璋開始，控制慾極強的朱家基因強力破壞了原來的政治構架，廢除了丞相，君權進一步強化，此消彼長，自然士大夫階級在政治上的話語權被進一步壓縮，同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士大夫階級被商人階級腐化，傳統儒家價值觀受到影響，最後就有了崇禎說"文臣皆可殺"，以及錢謙益"水太冷"的典故了。

當然，明朝士大夫階級的脊樑骨也是一次次被打斷的，總的來說，明朝的官比宋朝的難當啊。在朱元璋和朱棣手底下討生活的官員日子確實是難過，洪武朝各種大案株連，藍玉案報銷了一萬多人；永樂朝官員壓力超級大，有好事者統計過，《明史》中官員自殺記錄，永樂朝名列第一。到了後面英宗朝土木堡之變被玩死一批、奪門之變整死一批，其中大忠臣于謙就被砍了。後來嘉靖搞大禮儀之爭又搞廢一批，廷杖就打死十六人，到最後萬曆玩國本之爭基本就把士大夫的心氣玩完了，罷官、解職、發配充軍的一百多人，內閣首輔都搞掉四個，所以就有"

再回過頭看士大夫們的人生追求，死諡文正，那是對一個士大夫最高、最終的定論，宋朝因為有著自由的土壤，所以士大夫們投身統治者的事業很積極，並且還是壓上身家性命一起幹，所以最後北宋滅亡南宋能迅速建立起統治，到南宋滅亡，崖山十萬軍民蹈海；到了明朝的時候，南明小朝廷還你爭我奪，曇花一現就沒了，雖然也有很多悲壯的故事，但是帶路黨真多，越發得不足為後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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