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師李叔同，一八八〇年十月二十三日(農曆九月二十日)出生於天津陸家衚衕李氏老宅，是沒有爭議的。
上世紀初開始，人們又發現李叔同原來是嘉興平湖人，這讓許多人覺得驚疑。
一個世紀以後，弘一大師的平湖籍之說已被公認。但對其中原委，多數人仍是不知其詳。本文擬就現存的文獻、史料，對弘一大師與嘉興的淵源及交往作一簡略梳理，以便了解大師與嘉興的因緣。
一、“嘉興府平湖縣監生”
“辛丑條約”簽訂後，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從西安回到北京。為了儘快恢復正常統治，安定天下，採取的其中一項措施，即是詔令各省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
一九〇二年秋，李叔同當時用名李廣平，以“嘉興府平湖縣監生”資格，在杭州參加了這科浙江鄉試。因未中試，故幾乎沒有留下李叔同參加這次鄉試的詳細史料。僅有一張第三場考試的號憑（准考證），是很珍貴的實證材料。
根據李叔同參加過一九〇二年浙江鄉試的事實，不少研究者考慮到，他在赴考前應該來過平湖和嘉興。因為按當時習慣，參加鄉試科考，於讀書人，於地方，於國家都是極其嚴肅的大事。
參考者都要經過資格審定和報名審批等手續。既然李叔同是以“嘉興府平湖縣監生”資格參考，他得通過平湖縣學、嘉興府學辦理報名手續。故他必須親自來平湖才能完成報名。
再有，他的監生資格是何時何地取得？是否也與嘉興、平湖有關？可惜在平湖和嘉興的舊檔文獻中，從未發現過任何相關的信息，連口碑傳聞的資料也未留下。這真成了一個大謎團。
直到本世紀初，上海交通大學成立校史編纂委員會。為編寫其前身——南洋公學的校史，派員到西安交通大學，查閱所藏南洋公學的歷史檔案時，意外發現了《光緒二十八年送鄉試冊底》原始檔案，才解開了李叔同參加鄉試的謎團。
《光緒二十八年（1902）送鄉試冊底》中有關李叔同的全部信息如下： 李廣平，年二十三歲，浙江嘉興府平湖縣監生，曾祖忠孝，祖錕/本生銳，父世榮/世珍。光緒二十六年在湖北賑捐案內報捐。
原來一九〇一年九月，李叔同已考入南洋公學特班。南洋公學是甲午戰敗後，盛宣懷為了施行實業救國之策，培養新型人才而於一八九六年在上海創辦的。
一九〇一年夏，清廷下詔重開經濟特科，為國家破格選拔適應革新政治的人才。盛公針對這一形勢，在南洋公學增設了特班。李叔同、黃炎培、邵力子等四十餘人被錄取為特班生。
次年正遇補行各省鄉試，而特班生中具有報考資格的生員不少。南洋公學便為學生辦理集體報考手續，直接報送各省學臺衙門，省卻了考生分頭自己辦理報考手續的麻煩。
至此，終於弄清，李叔同雖以“嘉興府平湖縣監生”資格參加一九〇二年浙江鄉試，但確實沒有通過平湖和嘉興辦理報名。
另外，李叔同的監生資格既非在天津，也非在杭州、嘉興取得。而是一九〇〇年十月（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由湖北賑捐局案內報捐獲得。
一九〇二年李叔同以“嘉興府平湖縣監生李廣平”之名應該府鄉試時所持之四十二號准考證。
光緒二十八年（1902）送鄉試冊底。
二、平湖情結
科舉時代，為了就近方便應考，通過辦理一定的手續，即在非籍貫地參加考試的事並不少見。這稱為“託籍”、“寄籍”或“冒籍”。為此，有人也將李叔同一九〇二年不回直隸而去杭州參加鄉試之事，視為方便應考的“託籍”行為。
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因為李叔同自稱平湖人決非始於一九〇二年。當他未來上海之前，還在天津讀書時，早就有了自稱平湖人的心意和舉動。試舉幾例。
一八九五年，李叔同十六歲時，除了學習詩詞外，“正式跟從著名書法家唐靜巖學習書法篆刻”。他學習篆刻興趣很高，用功甚勤。現能見到的《李叔同印存》其中一冊，就收有他一八九八年前居津時刻的一百三十九方印蛻，內中就有“平湖後生”“江東少年”“吳郡子弟”“江東後生”等印。
一八九六年，李叔同為老師唐靜巖刊行《唐靜巖司馬真跡》，親自題簽，署名是“當湖李成蹊署”。成蹊為叔同幼名。
一九〇〇年秋，李叔同在上海出版《詩鐘彙編初集》，內題“庚子莫秋李廬校印”（莫秋即暮秋）“當湖惜霜仙史編輯”“李廬”“惜霜”均是叔同用名。
由此可見，叔同早在青少年時代已自稱為江南平湖之人。更奇怪的是，他非但自稱平湖人，而且對平湖的人文地理好像十分熟悉，連平湖古稱當湖他也知道。但李叔同是從未到過平湖的。
看來李叔同很喜歡平湖，他那深厚的平湖情結因何而起呢？
如果起於父系，真是祖父李銳始徙天津的，那應該是很近的事，他們李氏族人應該都會知道自家在平湖的祖脈。可惜卻沒有人知道自己李家與平湖的關係。叔同的二哥文熙的孫女李孟娟寫過《弘一法師的俗家》一文，根據家族祖輩們的記憶，都不知道與平湖有什麼關係。所以她的結論是：“我認為我家的祖籍有可能是山西，不是浙江平湖。”而平湖的地方文獻中，至今也未找到李氏遷津的史料。
至此，我們只能推測，叔同的平湖情結可能源自母親王太夫人。叔同五歲喪父，母親成了他唯一的親人，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和母親相依為命度過的。孤兒寡母在這個大家族中地位可想而知。叔同深知母親的艱難，種下了很深的戀母情結。
母親很可能是平湖人，叔同從小就從母親的回憶講述中知道了母親的故鄉平湖。並通過母親的描述，平湖成了叔同從小就憧憬的江南故里。叔同深愛母親，母親的故鄉也是自己的故鄉，叔同稱自己是平湖人，大概源於此。
但這一推論，只是猜測，因至今未能找到史料的依據。故叔同的平湖情結仍是弘研領域一個未解之謎。
三、閱藏精嚴寺
明確記載弘一大師來嘉興的，是他出家後應範古農大居士邀請來精嚴寺閱讀《大藏經》。
範古農（1881～1951），原名運樞，字拱薇，後改名夢耕，字古農，留學日本後又易名寄東，嘉興人，家在府城月河邊。清末秀才，肄業上海南洋公學後，就讀於杭州求是學院。
一九〇三年創辦嘉興城區第一所小學——毓秀小學。一九〇七年留學日本，在日本加入同盟會。一九一〇年任嘉興府中學堂監督。一九一二年創辦嘉興縣立乙科商業學校，任校長。
他原本力主革命，改元民國後轉向佛學研究。與龔寶銓等組織嘉興佛學研究會，開居士講經之風氣。一九一七年受菩薩戒，禮天台宗大師諦閒為師。後任上海佛學書局總編輯。是一位聲望很高的佛學家。
精嚴寺，是嘉興城內時間最早、規模最大之古寺，創建於東晉鹹康六年（340）。明代改精嚴講寺，為天台宗著名叢林。藏經閣以收藏《嘉興藏》名聲遠播。
範古農居士成立之佛學會即借精嚴寺為會所，每月兩期，於日耀日（即星期日）講演佛法。
據一九四二年弘一大師圓寂後，範古農發於《覺有情》雜誌紀念文章《述懷》回憶，記述當年弘公來嘉興之事比較清楚。
一九一八年，弘公在出家前後來嘉興其實有兩次。第一次是在決定出家，尚未剃度前。由朋友介紹，專程來拜訪範古農居士，請教、探討出家後有關安排。
範文記述：民國七年師將出家……道出嘉興，持杭友介紹書見訪，垂詢出家後文針。餘與約，如不習住寺，可來此間佛學會住，有藏經可以閱覽。
這是弘公與範古農第一次相見，估計相敘時間不長，也許弘公隔天就返回杭州。但範古農對弘公已表達了真誠邀約：如果住寺院不習慣，可來嘉興佛學會住，閱讀藏經也很方便。
弘公第二次來嘉興已是受戒以後。多數“傳記”和“年譜”把弘公來嘉興時間記在“十月”。現據弘公“護戒牒”受戒時間和範古農回憶，似應該是九月底前。因弘公是農曆七月十三日在虎跑定慧寺落髮。九月十九日在靈隱寺完成受戒。受戒後第一站就到了嘉興。
“故師出家後，即九十月間來嘉興佛學會，會中佛書每部為之標籤，以便檢閱。會在精嚴寺藏經閣，閣有《清藏》全部，亦曾為之檢理。住時雖短，會中得益良多……居會約兩月，杭州海潮寺請法一禪師主七，馬一浮先生招之往，遂行。”
弘公在精嚴寺閱藏期間，範古農還邀請了馬一浮居士，來為嘉興佛學會第三屆講經會講授《起信論》。弘公潛心旁聽，謙稱“侍末席”。
弘公這次來嘉興，還有一事不可不記。當時有不少慕名來向弘公求取墨寶之人，讓弘公頗感為難。後在範古農啟發、建議下，遂以佛語結緣，使弘公出家後諸藝盡棄，卻獨獨保留了書法。這是弘公出家後的一個重要決定。
“時頗有知其俗名而求墨寶者，師與餘商，已棄舊業，寧再作乎？餘曰：若能以佛語書寫，令人喜見，以種淨因，亦佛事也，庸何傷。師乃命購大筆瓦硯長墨各一。先寫一對贈寺。餘及餘友求者皆應焉。師出家後以筆墨接人者，殆自此始。”
精嚴寺是弘公來嘉興唯一住過的地方，緣分殊深。故一九八九年初，在蔣時傑等居士呼籲聯絡下，經市宗教處批准，成立了“嘉興弘一大師紀念室籌備組”。擬待精嚴寺藏經閣收回後，改建紀念堂。後因種種緣由，計劃未能如願。
李叔同早年治印
四、可園藏珍
蔡冠洛（1890～1955），字丏因，原籍諸暨，寓居桐鄉濮院鎮。早年曾就讀於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但李師叔同尚未來校，故未受親炙。後赴日本帝國大學攻讀文學。歸國後曾在杭州、紹興、上虞、台州、嘉興等地任教，後入上海世界書局任編輯。
一九一九年弘公將赴新登貝山掩關，丏因隨朋友在杭州為弘公設齋送行，始初次相見。但從此服膺弘公，終身師事之。弘公則稱丏因是“博學能文，篤信佛乘，為餘善友，”可知兩人情誼之深篤。
一九二六年九月，弘公在廬山完成《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寫經，即寄交丏因，囑其刊印流通。並囑丏因題寫籤條，還詳告籤條格式。對此本寫經，弘公很自珍，故在信中叮囑：此經如石印時，乞諄囑石印局員萬不可將原稿汙損，須格外留意。其籤條乞仁者書寫。
弘公還對丏因說，此是“生平寫經寫得最精工的……含宏敦厚，饒有道氣，比之黃庭。太虛法師也推為近數十年來僧人寫經之冠”。
丏因便將此本弘公寫經以珂羅版精印分贈同好。以後翻印者不少。二〇一三年春，臺灣“弘一大師紀念學會”又翻印過兩千冊,仍保留著丏因的題簽。
一九二九年九月，弘公在白馬湖小住後將赴閩中，便將晚晴山房所藏佛經稿本整理成十三包，另有結緣之書件等五包，交丏因寄存於濮院可園中。並在信中說明：是等諸書，朽人他日倘有用時，當斟酌取返數種。若命終者，即以此書盡贈與仁者，以志遺念。
可園是丏因在濮院所置產業，佔地四十畝，曾辦過農場和養蜂場。樹木扶疏，碧流回環，遠隔囂塵，頗適宜靜修。故丏因邀請弘公到濮院居住，計劃在園中建屋，以此供養弘公。
弘公確也一度想來濮院安居研究佛法。弘公平生最敬佩明代蕅益大師，“蕅益大師靈位”隨時供奉。這次連同“靈位”也先送到可園來寄存了。惜因戰亂，弘公最終未能來濮院。“蕅益大師靈位”及一些佛經到一九四〇年左右才被索回。
可園所藏弘公經書、手稿、墨寶和器物有數百件。除《寒笳集》《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手稿外，還有明代鐵華軒所制佛缽，弘公用過佛珠、白玉佛像及大量經書、墨跡。一九五三年，蔡家罹禍被抄，可園珍藏大多損毀，少量流散民間。《寒笳集》手稿一九九五年已入藏桐鄉博物館。
豐子愷（1898～1975）
五、合創“護生畫”
豐子愷（1898～1975），桐鄉石門灣人。是李師叔同任教浙一師時最親近學生之一，不僅終身視弘公為藝術導師，更是精神導師。一九二七年九月在上海江灣寓所由弘一大師接引皈依三寶，成為在家居士。師徒倆由此開始醞釀一個弘揚佛法，宣講仁愛，勸人從善戒殺的大計劃，即是《護生畫集》的編繪。
子愷隨弘公拜謁印光大師時認識了李圓淨居士，“護生畫”事業又多了一位參與者。一九二八年秋，弘公自溫州到上海，商討《護生畫》之事。逐步確定了“護生畫”的體例、格式和編刊方針。
由子愷收集題材，繪畫；弘公題寫詩文；圓淨編輯刊印。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出版了《護生畫集》第一集，作畫五十幅，以祝弘公五十壽。一九三九年，子愷在抗戰逃難途中，完成《護生畫二集》六十幅，寄往泉州請弘公配文字。弘公由此覆信子愷，確定《護生畫》總體規制，得畫至第六集一百幅，護生畫功德方始圓滿。
一九四二年九月初四，弘公在泉州圓寂。子愷沒有忘記弘公“護生畫”功德之囑託。一九四九年初完成《護生畫三集》七十幅，並赴香港請葉恭綽居士書寫詩文。以後局勢雖變，因得到新加坡廣洽法師助力和支持，於一九六〇年完成《護生畫四集》八十幅，由朱幼蘭居士書寫詩文。
又提前於一九六五年完成《護生畫五集》九十幅，請虞愚居士書寫詩文。最不可思議者，是在“文革”期間，子愷竟提前於一九七三年完成《護生畫六集》一百幅的創作，由朱幼蘭居士書寫詩文。
此集比原定時間提前了七年，而離子愷逝世僅有二年。這在文化藝術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由弘公與子愷等合作完成的這部《護生畫集》，從開始到完成，前後經歷了四十五年。這部集繪畫、書法和詩文的合璧之作，如今不僅是佛教文化，也是人類文化的瑰寶。《護生畫集》整套九百多幅畫、書及序跋原作，原藏在新加坡廣洽法師的薝蔔院。一九八五年秋，廣洽法師鄭重地送回國內，交請浙江博物館保存。
《護生畫集》書影
六、視若生命的大師墨寶
劉質平（1894～1978），海寧鹽官人。是李師叔同浙一師時最親近學生之一，深得李師器重。曾得李師資助方完成日本東京音樂學校學業。師徒二人情同父子。
一九三二年，弘公曾在鎮海伏龍寺講經，五月又到該寺避暑。“質平曾前後侍奉一個多月。他每天起早，把硯池用清水洗淨，輕輕磨墨兩小時，備足一天所需的新鮮墨汁。
當他要辭別弘一大師時，弘一對他說：‘我自入山以來，承你供養，從不間斷，我知你教書以來，沒有積蓄，這批字件，將來信佛居士中，必有有緣人出資收藏，你亦可將此款作養老及子女留學費用’。”弘公將這一時期所作書件都交給了質平。
連同平時所贈送，質平收藏弘公墨寶很多。“計有屏條十堂、中堂十軸、對聯三十幅、橫批三條、尺頁一百九十八張”。還有一百多通弘公書信等等。
質平保存著弘公這批墨寶，心中自是無限歡喜，視若生命。但他並沒有將弘公書法藏作己有。他立誓，要在有生之年儘量多舉行書展，讓研究者、愛好者們都能見到真跡。待有能力時並可印刷流通。
抗戰爆發以後，質平一家亦淪入逃難群中。常常為了保護和攜帶這批書件，只能少帶衣被和食物。甚至幾次發生過捨命護墨寶情景，卻被旁人笑為“痴愚”。
一九六二年，子愷居士要編印《弘一大師遺墨》，幸有質平提供大量真跡供拍攝製版，才使該書順利刊印。 質平視若生命的這批弘公墨寶，二〇〇〇年由其公子劉雪陽先生捐贈給平湖市人民政府，才奠定了建造平湖李叔同紀念館的堅實基礎。
弘一大師致劉質平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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