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認為，江戶時代日本國民的識字率堪稱世界第一，這都是拜寺子屋所賜。甚至有些人還聲稱在幕末之際，日本人的識字率就已經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經過輾轉流傳，這個數據又逐漸的增加到了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並且煞有介事的總結出，明治維新前日本民眾的識字率高於同時期的大清朝自不必說，也高於歐洲······從而得到一個結論，日本近現代的兩次崛起，都是以江戶時代的寺子屋為基礎。
要想知道這個結論有多靠譜，就得先弄清楚什麼是“寺子屋”。
東京都昌平坂遺址。
湯島聖堂——日本最大的文廟。
湯島聖堂大成殿內部。
在江戶一朝，學校形態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六種：
第一種，官學——也就是有幕府出資並管理的高等學府，比如昌平黌，也就是昌平阪學問所。其目的是培養“王佐之才”，也就是日後出仕德川霸府或各諸侯國的青年官吏。官學首領有大學頭林家世襲，教師基本上都是當時朱子學的鴻儒或是有志於改革社會現狀的忠臣良將。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明清時期的國子監、朝鮮王朝的成均館。
第二種，藩學——亦稱藩黌、藩校。就是周官中的“國學”，也可以說是各諸侯國的“學問所”。同時期與之對應的是明清時代的府、縣學。比如水戶藩的弘道館就是目前保存最好的藩學遺址。藩學的學頭、教授也大多為篤信程朱的儒者，但也有尊崇陽明學或古學的大儒；學生則為本藩家臣子弟和青少年藩士。教學課程則是以孔子六藝為原則的博雅教育，只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射、御這類課程大多改為劍、槍、兵學、馬術等課程。
弘道館是目前保存最好的藩學遺址。
第三種，鄉學——比藩學低一個級別，師生也大多是武家子弟，課程與藩學類似。與之類似的是同時期朝鮮王朝的書院和鄉校。此外還有為平民子弟開設的鄉學，沒有射御劍戟之類的課程。現在依然在運轉的原岡山藩顯谷學校就是最早向全社會開放的鄉學。
第四種，私塾——和中國的私塾不一樣，江戶日本的私塾基本上等同於大明朝的書院，是在野知識分子們的“裴多菲俱樂部”，這裡不僅僅就學術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而且還涉及政治。最典型就是幕末時期大鹽中齋的洗心洞私塾，對於時代洪流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引導作用。
第五種，類似醫學館這些專科教育機構。
第六種便是是負責初級教育、遍佈城鄉各地的寺子屋。
手習所的兒童在祭祀菅丞相。在江戶時代，私塾以上級別的教育機構可以祭孔，尋常的寺子屋只能祭祀菅原道真。
事實上，“寺子屋”是上方，也就是京都人對初級教育機構的稱呼，江戶人很少使用這個詞。因為在當時“屋”基本上都被用作商店或貿易公司的字號，所以精明的江戶人就儘量避免使用這種商業氣息過於濃厚的詞彙。故而“手習所”或“手習塾”這種稱謂便取而代之。以工商業為本的江戶人在教育問題上竟然會謹慎地拋棄商業氣息濃郁的稱呼，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深刻的社會現象。
每年陰曆二月的第一個午日之後，日本舉國上下就要在稻荷神社舉行祭祀活動，以祈禱新一年的五穀豐登。因為儒家社會素有“耕讀傳家久”的認識，所以社會上也以這一天為新學年的開始，年滿七歲的兒童通常會在這一天拜師進門。不同於現在的“畢業”制度，一般情況下，學童們在手習所或寺子屋中學上五年，在掌握了最基礎的讀寫算能力之後就會離開。但是師生之間的情誼卻大多會持續終身，在很多人生的關鍵問題，比如擇業、戀愛、投資置業等方面，大多數成長為青少年的學童也會回到老師那裡請教。也就是說一位稱職的手習師父在學生的學業結束後還會成為彼此之間的忘年交；而在學生的婚禮、學生家長的壽宴、棚事上，手習師父們通常也會以貴客甚至是家人的身份承擔很重要的責任。這是因為在儒教社會，教師不僅僅是讓學生初步瞭解社會規範與文化知識——也就是傳道、授業、解惑，更重要的是作為底層社會的“良心”，教師也是學生及周邊友鄰們瞭解這個世界的重要媒介。
手習所的學費相當的便宜，一般情況下是不拘多少，來者不拒。因為手習所大多設在教師家中，而且教師也大多數都有其它的職業，所以便不必在束脩問題上斤斤計較。在城市中多數情況下是由最商人和下級武士擔任教師，在農村也大多是藩士、地主、村幹部。比如幕末時期飛驒國町方村的寺子屋一共維持了二十四年，期間招生九十八人，而唯一的教師田中與右衛門就是本村的名主，也就是村長。與右衛門規定，學費多寡因人而異,家境殷實的多繳一些，自然是感激不盡；但是窮人家的孩子少繳一些乃至不繳也無妨——總之人生有緩急，在與右衛門為代表的這些“民辦教師”們看來，教書這種工作首先是個“良心活兒”。
入學後，新生便會拿到一本由師父親筆書寫的小冊子，上面是所有的假名。小冊子與經書一樣尺寸，大約兩寸寬九寸長，並摺疊成冊，每一面可以寫四到七個假名。之後學生就以此為教材開蒙，最初是跟著學習假名的讀法，之後再由師父手把手地教著寫筆順。之後再以師父的字體為範本，自己在“半紙”（一種廉價的草紙）上認真的做臨摹。一張半紙要反覆使用，直到最後變成一張黑紙，這在當時的學生們幾乎皆是如此。而且，日本江戶時代是一個普遍珍惜物品的時代，寺子屋或手習所內所使用的課本也都是屬於學校配備的公用品，而不是學生個人的，這一做法留下了一本算術書用了一百零九年的紀錄。
明治初年手習所教材——《三字經》。
幕末寺子屋教材——“往來物”。
教材方面，江戶初年，上方人吉田光由參考了大元朝數學家朱世傑的的《算學啟蒙》和珠算之父，大明處士程大位的《算法統宗》，以"塵劫來事，絲毫不隔"為原則，編寫了算學教材《塵劫記》。這部書在此後三百年間一直作為寺子屋的教科書。除去《塵劫記》以外，啟蒙讀物還有《千字文》、《唐詩選》，除此之外，更多的是被稱為“往來物”的各種漢文教材，這是從平安朝後期便出現的一種教科書。
最初的《明衛往來》是以書信往來模範例句編輯而成的小冊子。越到後來，內容也就越豐富，種類更是有七千種以上。這種教材既是習字的課本，也能讓學生從中學習到許許多多與各種職業息息相關的專業知識。也就是說，為了吸引更多學生報名，手習所或寺子屋的授課內容不僅限於基礎的“讀寫算”，還涵蓋了地理、人名、書信、自然科學等實際生活中需要用到的學問。比如在農村的寺子屋大多會選擇《百姓往來》作為教材，內容上不僅有犁、鋤、稻、麥、蘿蔔、桑、麻這些與農業相關的字詞，也包括何時播種、怎樣施肥、如何收割、儲存等各種農業知識；若是漁村的漁家子弟，就可以選用《船方往來》；而手工業者聚集之地可以使用《番匠往來》。還有以介紹名勝古蹟，歷史掌故的各種遊記、書信寫作範例《庭訓往來》、商家子弟的《商賣往來》、地名手冊《國盡》或《町村盡》等書籍，這些都是手習所或寺子屋的主要教材。
櫸木製成的寺子屋書桌。
一絲不苟的細節和優雅的造型，顯示了那個時代對教育的投入。在感慨日本的書包時，也應該看看這古老的書桌。
但是，無論是江戶的手習所還是上方的寺子屋，無論教師的身份是武士、僧侶、神官、商人、農民，無論學生是來自於殷實之家或貧下中農，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學校初級教育中最看重的還是對學生人格的培養。比如在當時一部很流行的教材裡有這麼一句話：
父の恩は山より高く、母の徳は海より深し（ちちのおんはやまよりたかく、ははのとくはうみよりふかし）
翻譯成漢語就是：
父親的恩情比山高，母親的恩德比海深。
大家看了以後都熟悉吧？反正我覺得很熟悉，因為我們也常說什麼“恩情”比山高比海深，這沒毛病。
這句話源自於《六諭衍義》，曾為大明太祖高皇帝頒佈教化民眾之用。內容包括“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個方面。琉球使臣程順則將這部書籍刊行後帶回琉球。之後進獻薩摩藩，藩主島津吉貴又將這部書獻給了大將軍德川吉宗。雖然此時大明朝早已滅亡，但是素來持有“華夷變態”立場的江戶幕府始終仰慕大明朝。於是八代將軍吉宗又命譯為日文，做為寺子屋教材，一直使用到到明治維新 。
手習所的教師在給學生們上課——師生間抽著煙烤著火，氣氛很是融洽。可以說當時的課堂不像今日這般壓抑。
在整個江戶時代，幕府和各藩對平民的教育問題基本上可以說是放任自流，對民間自發產生的寺子屋這類教育機構，大多數情況下是既不加保護、獎勵，也不會加以干涉、管制。據統計，在幕府末年，日本全國共有一萬六千五百六十間寺子屋，而僅江戶一地就有大規模的手習所五百家，算上小規模的則合計共有一千三百家，這個密度，已經毫不遜色於同時期中國的富裕地區。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多的教育機構，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百姓的努力。
在高速發展的元祿時代終結之後，以農業經濟為主日本社會進入了一個增長緩慢，前途黯然的時期。在這個時代，諸侯無法擴張采邑，農民也很難再開墾出新的耕地。而前者對於年貢的需求卻依舊在不斷增加。為了確保自己的那份收入，農民就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提高收成。在不斷內卷化的壓力之下，農民除了實施一年兩茬的耕作模式、改良農具這些努力之外，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收集、積累、共有信息。而這既需要對農業書籍的掌握，也需要擁有讀寫能力，於是各種寺子屋便應時而生。
農民如此，商人、工人、手藝人的情況也都差不多，皆需要通過積極努力的學習來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為了培養正直仁義的品格、掌握讀寫和算術能力，所以便將子女送入寺子屋或手習所去學習，這是便成了當時諸多庶民的共識。通過提高識字率，庶民不僅可以在有限資源條件下，通過創造性構思來追求更好的生活，甚至還可以在選舉村吏、行會首領時製作各種複雜詳細的文件，從而提升了底層社會小共同體的自治能力和福利保障，為如今日本社會的穩定安康打下了堅如磐石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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