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过去我们对古印谱的价值定位，是它承载了古玺印与篆刻家们的创作作品，在印谱纸上钤出印蜕。我们要学习古代名印名家的技艺，当然先要从古印谱页面上的印蜕开始；“军司马印”“军曲候印”“武威将军章”以及后来的丁敬黄易奚冈的西泠八家、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都是先从他们的印谱中找到喜欢的印蜕，从而模仿和临刻的。这样的话，我们看印谱，首先认可它是名家印蜕的承载体，通过印谱去找到名家印蜕以便于我们学习；而印谱自身，只是一个“通过”的角色，配角而已；而印蜕才是我们需要的主角。
篆刻家都习惯于这么看。“买椟还珠”是一个笑话，既得“珠”（印蜕），还要这个“椟”（印谱）作甚？所以，我们关注篆刻即印面而忽视印谱，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换一个角度，印学研究家文史学家却不这么看。
西泠不灭张鲁庵就不灭
早在1998〜2000年即二十年以前，我曾经花大力气编著过一部《中国印谱史图典》计2300页的超大规模的精装上下册，后由西泠印社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在编撰之初，即已遇到“辑印蜕”还是“排谱页”的分岐。一个是以人和作品为主，又一是以“书”的页面形式为主。既然我们明确认定取的是“印谱史”的概念，那么当然应该以“谱”即“书”（印谱作为古书形态）本身为主。故尔遇到一部有名的印谱，对于钤拓印蜕的主要内容部分，只能是点缀一二而不照收全本；但对于印谱封面、扉页、序跋、版式字号、乃至版本标牌等，则尽可能收集排比罗列之，力求在每一部印谱的格式上提供最详尽的信息。《图典》出版后大受欢迎。仔细了解了一下，发现除少数篆刻家和印史印论家以外，大多数买主是出入拍卖会的收藏家、古籍版本研究和中国印刷史、出版史、版刻史研究的文史类专家。一位收藏家说：如果要用心收集古印谱，只要把这部大书备在案前，一遇好的印谱拍品，只要查一下此书，大致就可以知晓其来龙去脉，十分方便可靠。年前去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二楼古籍善本拓片部，工作人员也云备有一部在手，一遇到印谱的收购交易，这就是最可靠的鉴考依据。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太忙、还有可能花费较多的时间和力气写了一篇五万言的长篇大论《中国印谱史研究导论》。《图典》提供原始状态的高精度彩色印刷件，每一页都是珍贵无比的历史资料；而卷首的《研究导论》，则标示出我们当代人对这一领域史料、发展脉络、分期和关键点的提示，从而体现出它应有的学术高度。
张鲁庵
由此想到了西泠印社的功臣、业内誉为印谱收藏“海内第一家”的张鲁庵先生。
一直有一个心愿，要为社前辈张鲁庵先生做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在六十年代初，临终前夕的张鲁庵先生和夫人叶宝琴女士商议，将用尽一生精力收集、鉴定的家藏493部珍稀古印谱和1500余方古印，全部捐献给西泠印社。今天我们西泠印社文物库房里最大宗的镇馆之宝，首推张鲁庵先生的这批价值连城的捐献。西泠印社之所以号为“天下第一社”，这批最珍贵的顶级印谱藏品当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性因素；因为没有一个印社或文艺团体会有这样专业的收藏。老辈印家的道德风范，足可铭铸千秋万代。我还认为：西泠印社与张鲁庵这个名字，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生死相随休戚与共的；西泠不灭，张鲁庵先生就不灭。
赵㧑叔印谱
张鲁庵研究的成果
我主编西泠印社社刊《西泠艺丛》15年多，一直计划组织一期《张鲁庵研究》专辑，把他老人家的煌煌功绩展示给世间公众看。数度动员要求，但苦于找不出新资料，张鲁庵家族的资料遗存也大抵散失殆尽，无法串联成一个有体量有秩序的研究成果群。拖延日久，迄未成形；故尔积攒十多年的这一念想，竟然成了我的一个心病了。
从去年到今年，可谓峰回路转，雨过天晴。
首先是在上海，新发现一部张鲁庵先生诗稿，这位首屈一指的古印谱收藏大家，刻印章、制印泥，组织印人活动，在印学界影响巨大，但本来我们并不知道他会写诗而且还有诗集传世；又他本是“张同泰”药行的少公子，富家子弟，属于上海滩上的“小开”，也没有人会想得到他还有兴趣和精力从事这昏然老朽的古诗文；所以一知道这个信息，极其高兴，立即委托几位热心的青年才俊着手作文献整理，又寻觅得老家宁波有一专家对慈溪张氏家族来龙去脉进行梳理，撰成一份极详细可靠的资料；此外还征集到关于鲁庵印泥研究的相关内容，专辑渐渐有了规模。
其次，是同在去年我们主办的“孤山证印一一一第五届国际印学峰会”上，西泠印社文物库房的邓京同志又化费巨大精力，撰成一篇长达两万余言《望云过眼，西泠留珍一一一鲁庵先生所捐藏品史事考辩》的论文，对张鲁庵1962年捐献西泠印社的古印章尤其是古印谱的清单作了系统整理，因为资料珍贵稀缺而从未公开过，梳理也为迄今为止最称详尽清晰，这篇论文还被评委会评为印学峰会的二等奖。至此，《西泠艺丛•张鲁庵研究》专辑（总39期）作为2018年第三期，终于顺利面世；十几年的夙愿终得完成。对于这位为古印谱收藏和西泠印社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前辈，我们作为后来晚辈总算是未愧对先贤，尽了一份应尽的文化责任。
《西泠艺丛•张鲁庵研究》专辑
下篇
谈到印谱史，又须回到概论界定上来。
所谓“印谱”，本来就是收藏的结果。收藏的古印多了，钤拓成谱，即为印谱。端方辑《匋斋藏印》、丁仁辑《西泠八家印谱》、葛昌楹等四人辑《丁丑劫余印存》；再早的＂三堂印谱＂即张灏《学山堂印谱》、汪启淑《飞鸿堂印谱》、周亮工《赖古堂印谱》，也都是收集别人印章，先收藏再钤谱的。即使是时人创作印谱如吴昌硕《缶庐印存》、王福庵《麋砚斋印存》等，所收诸多成千成百的印章皆本人为亲友宾客所刻，原印散落各处；但取走之前皆有印蜕留存，当然也不违“收藏”之义。乃至还有清代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是以已藏之大部，合二三朋好所藏之一部，辑成浩瀚大谱，但也未失“收藏”本旨而已。
偏好收藏编谱的“印癖先生”
偶然在中国书店看到一部清乾隆年间汪启淑的《飞鸿堂印谱》，钤印本，一木柜共二十册，四册一格。而其原辑共为五集，每集有四册，每册二卷，共四十卷。每一页钤录2一4印，均附释文。约收印3500方。据汪氏言杀青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若计算启动到编成，耗时前后竟跨三十多年。我素知此谱完整版极难得，据各大图书馆目录，公藏亦只三五部而已。故尔一见名物本尊，喜出望外，一打听，此谱乃是海外回流之物，是中国书店专门从日本回购者。
《飞鸿堂印谱》
汪启淑为安徽歙县人，久居杭州，自称“印癖先生”，与厉鹗、杭世骏等过从甚密。在篆刻艺术圏则有林皋、丁敬、黄易、吴麐、董洵、张燕昌、桂馥、程瑤田、汪士慎、潘西凤等切磋风雅，出入浙派篆刻西泠诸家和扬州八怪之间，更藉家族经商而富，遂捐官，初为户部员外郎，迁工部都水司郞中、兵部郎中。因是捐官，貌似并不全力以赴，是否真到职视事亦未可知；但毕生兴趣在印章一道，却是有目共睹的。
《飞鸿堂印谱》
古代印谱史上第一人
这样的举措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一一一既是汇集乾隆一代的时人名手纂成印谱；所收印章又是专门为编印谱而作，见出目的性很强；还是专题专人创作；在中国古代印谱史中，这样的集当代名家之作、专为印谱编钤之作、还是指定内容之作；如前所述，数量又多达3500方，规模体量，皆无与伦比。谓为专业印谱家第一之＂创始记录＂，不为过言。
为同时代篆刻家立传，又是一谱一传对应配套，还与前人同类著作配套相接，以这样的做派来看汪启淑，谁谓他不是古代印谱史上的第一人？
汪启淑家的藏书极富，由其子汪庚编有《开万楼藏书目》，后散落坊间店肆，有记载是在嘉庆十三年1808，曾为杭州城隍山“集古斋”书铺购去。今日杭州，不知还存有“飞鸿堂”旧址、与城隍山麓“集古斋”书肆的遗迹留痕否？
閱讀更多 杭州日報藝術典藏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