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为本，放生为末，人间佛教还得靠人创造----天辛大师
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是任何时代都应积极肯定的正面价值。
放生的根据，最为佛教徒所熟悉的有两部经。一是《梵网菩萨戒经》，其中提到：“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是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世人见杀畜牲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常教化讲说菩萨戒，救度众生。”另一部《金光明经》卷四《流水长者子品》，也提到有关释迦世尊往昔行菩萨道的一段记载：当时世尊名叫流水长者子，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很大的池沼，时逢天旱，而且有人为了捕鱼，把上游悬崖处的水源堵塞，使得池中水位急速下降。长者子眼见上万大小鱼类濒临死亡边缘，又无法从其上游决堤引水，于是为了救活鱼群，不得已向当时国王请求派二十只大象，用皮囊盛水运到池中，直到池水满足，并且饲以食料，方才救活这些鱼群。
古代对放生的概念非常清晰。随着社会发展，放生发展到一定规模或者数量时，一些问题也会伴随出现，近三十多年来就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诸如由放生催生的商业化链条；不顾动物的生活习性导致放生变放死； 放生外来物种引发的生态灾难等，种种违背放生初衷的行为，这样的放生不仅没有达到救护生命的目的，也招致了社会的负面评价。虽然放生在佛教观中有着相当价值的意义和功德，但是放生最怕的还是强求形式。
放生本质没有错，如何放生才是重点!
放生真的不适合现代佛教徒了吗?放生的本意是好的，目的也是要启发增长放生者的慈悲心和对众生的救济心。由此看来，不论什么时代环境，放生活动有其一定的意义存在。而且对于佛教来讲，也有相当深远的缘起。《学佛群疑》中有提到，所谓放生是基于众生乎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
今天放生活动弊端丛生令人诟病，不是放生本身的问题，而是方法上的问题。佛教观念上来讲，本来就是一种值得鼓励的事，但是一切讲求随缘，无须强求-今天如果有人遇到了野生动物本来就在野地生活得很好，不小心被捉到了，你买下来放它回去，这是一种功德。如果是为了放生而捕生放生，那这是杀生而不是放生。放生的精义在于当下放生的念头。如果希望被放生的生物能够延长寿命的话，我们必须尽到研究、考虑和照顾的责任。比如说，要放种类，就先得考虑放什么物命?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才比较安全有效。放生水族，也当首先研究考察它们的生态习性和来源，然后选择适当的时机，放到我们觉得最安全适合的地方。
放生原本是要体现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信仰精神。应尽力避免仅从贪求功德的功利心出发、罔顾放生后果的放生行为。随着环境的不断污染，加上现代养殖业扩张，因而找到适合被放生动物日后生存的放生地点越来越困难，因此组织放生，不仅要有悲心，还要有智慧和必要的知识，慎重抉择与实施，避免善事变为恶事，或造成新的生态问题，为外界所诟病。
当今时代，广大佛教信众应该好好思考的是，通过什么更科学、更有效的方式能够最大程度的启发社会上人们爱护生命的善心善行，应当在传统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传统的形式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事实上，佛教文化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放生文化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适应调整。从古代到现代，放生文化的改进与革新也是必然的，也是需要肯定的。
放生是好事，感应不可思议。放生要随缘，不要刻意，不要去跟人家说我明天放生，你多抓一点鸟，多抓一些鱼，那你就大错，你就害生，就不叫放生了。然而，时下放生规模越来越大，甚至买鸟放生衍生出了捕鸟产业链。还有一些放生行为直接导致当地生态失衡，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损失。所以放生的时候，不要订日期，不要想着一定要放多少，随缘，常常放生。这才是最重要的!另外，还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许多放生的人们都发心地认为在佛教节日放生的功德特别大，因此选择在“初一”“十五”“佛诞日”等节日来放生的几率极大，从而变成一种固定的形式，在固定的集市采购物命，固定的地点放生。然而这俨然是造成最严重的产业链，也会造成容易被有意图的人去捕捞，形成危害的生态，弄巧成拙。这些都告诫了我们，放生，不要在意规模的大小，不要追求放生功德的大小。关键还是在于发心，生活中，随缘随处都可以放生，一个小小的善举，哪怕是你只放了一条小小鱼的生命，这样的功德反而比以上形成的“害生”来得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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