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源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具有沁源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
沁源古老的艺术形式主要有说嘴、沁州三弦书、民歌、戏剧、剪纸、书法、雕刻、绘画、诗文等。民国时期，是全县文化艺术发展较快且较繁荣的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中，太岳区党政军机关、各抗日文化机构、文艺团体在沁源成立，各抗日武装力量入驻沁源等促进了沁源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红色抗战文化。沁源秧歌、绘画、诗文在宣传抗战、服务抗战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指引下，沁源的文化事业发展步伐加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事业也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新局面。
曲 艺
沁州三弦书
起源于沁源。因沁源古称沁州，盲艺人说唱时只用三弦伴奏，故而得名。相对于宋代之后的沁州，人称隋、唐时期州治在沁源的沁州为老州，故沁州三弦书又称“老州调”。
唐代，三弦书在沁州（今沁源）就很流行，逢年过节除闹秧歌外，就请先生（对盲艺人的尊称）说唱三弦书。宋代之后，沁州三弦书除沁源外，还流行于沁县、武乡、榆社、襄垣、安泽、古县等地。三弦书表演使用的乐器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除三弦外，还用甩板、小镲、惊堂木等。到了清末民初，除主奏乐器三弦外，又加进了笛子、胡胡、月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加进了多种乐器，使三弦书更富有音乐美，说唱人数也有所扩大。不过，说唱时仍为三弦领场，谁主说谁掌三弦。说唱，由原先的单人发展为按书中人物角色对说，高潮时集体合唱，更受听众喜欢。
沁州三弦书是在沁源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个曲艺曲种，分平调、月调两大类。从板式结构、旋律、曲韵来看，以民歌小调和沁源方言为其母体原形。它是劳动人民和民间艺人创造的，在旧社会的长期流传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愿望，但也有不少封建迷信的糟粕。自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艺人们在继承优秀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先后编演了不少现代题材作品。
三弦书的传统演出曲目有《大闹天宫》《洞宾买药》《孟姜女》《昭君出塞》《武松打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增加了新的曲目，如《捉汉奸》《锻石雷》《王大娘拥军》《王贵与李香香》《人民军队过大江》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学雷锋》《过去的苦处忘不了》《儿女亲事》《及时雨》等。改革开放后有《抗日英雄李学孟》《沁源宝》《留得清白在人间》《中国梦》等。
说 嘴
据传，说嘴于宋、明就流行于沁源，是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亦称“说口”，民间又叫“捣大”，即吹牛之意，同为曲艺术语。说嘴是一种念说的说白或韵白。说白，多为一段笑话；韵白，则是绕口令一类韵文。说嘴的语词以方言为主，有五字句、七字句、十字句等长短不等的句式。词句精炼，朗朗上口，讲究韵脚，可一韵到底，也可交替换韵。具有通俗易懂，易记易传，幽默风趣与滑稽逗笑的特征。在形式上多用双关、比喻、夸张、反义等手法。内容多为笑话和反映人们茶余饭后、田间地头久议不衰的一些话题。是老百姓自娱自乐、抒情言志、褒贬世风、表述爱憎，寓教于乐的一种民间艺术。
说嘴同歌谣一样，它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时代的一个窗口。是劳动人民的心声，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审美情趣，与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呈现了各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说嘴接近于顺口溜、板话之类，它的语词可作唱词，也可作数来宝、快板书说，但其作用与效果，远远不及说嘴那般原汁原味。
传统的说嘴段子多为笑话与小故事之类，如《胡圪诌》《吃烟》《说头》《五等人》《碾谷》《反菜营》等。
胡圪诌
胡圪诌，胡圪诌，大年初一立了秋。
二月二，过寒节，三月初三九月九。
东西道路南北走，十字街上人咬狗。
拿起狗来打砖头，砖头咬了狗一口。
死了骡子剥马肉，羊汤锅里捞猪油。
我说这话不吹牛，名字就叫胡圪诌。
抗日战争时期，也产生了一些反映抗战的说嘴段子，如《火烧房子》《山沟生活》《特务队真可恨》等。
二年半
日本鬼，心黑烂，占了沁源二年半。
又杀人，又放火，房子烧成塌圪圈。
椽子劈得做了饭，檩子脑到城里边。
家家门上没门扇，瓮子打成破不残。
处处黄蒿连成片，鐝子刨也刨不泛。
健牛刹地铧子绊，把牛跼成一颗蛋。
抗日军民齐动员，全县展开围困战。
困的鬼子没法办，只好滚出沁源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不少段子：破除迷信的有《跳大神》《千万不要敬泥胎》《阴阳先生四大套》《送神》，反映人民生活的有《油灯碗换上电开关》《镜中花与赖皮瓜》《想当年》《山里光棍喜事多》《劝赌》《孝敬父母》等，反映改革开放新事物的有《老五自白》等。
说嘴艺人大多是民间歌手，他们都能说会唱，远者无法追溯，清末民初有龙占威、阴克祥、李来金、郭蔚星、柴福喜等，民国以后有杨巴小、杜四儿、张元、任磨成等，改革开放以后有任世昌、韩连恩等。
民歌民乐
沁源秧歌
沁源秧歌又叫“沁源小调”。它原是流行于晋东南沁源与沁河流域的一种民间歌舞小调。抗日战争时期，逐渐形成一个乡土风味浓郁、生气勃勃的小剧种。
沁源秧歌的曲调比较丰富，传说秧歌小调有324调，目前收集到的曲调有130多个，其中广泛流传和经常应用的曲调有40多个。
沁源秧歌属于多段曲体式民歌小调，同时兼有一些山歌的特点，有挑高调、领唱、男女对唱等形式。
曲调结构一般为四乐句格式，其中也有少数二句、三句半或更多乐句的曲调，如《小白菜》《洗衣裳》《游河湾》《混江龙》《大数九》等。沁源秧歌以《平调》《大观灯》《小观灯》《梳妆台》等曲调为基本曲调。这些曲调优美流畅、欢快活泼、娓婉动听、别具一格。由于沁源位于晋中、晋东南、晋南三个地区的交界处，受到晋中秧歌、晋南眉户、左权民歌以及外地一些民歌的影响，特别是受晋中秧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部分带有某些外地音乐风格的秧歌曲调，如《九连环》《十劝人》《打连成》《探小姨》《当皮袄》等。这种民间歌唱的相互交流影响，丰富了沁源秧歌的音乐色彩。
沁源秧歌原先的歌词内容，主要反映被压迫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生活、爱情、喜乐悲伤等，也有一些反映历史故事和其他内容的，如《草船借箭》《孔子哭颜回》《割洋烟》《贬官》《游北京》等。唱词大部分是多段歌词描写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如《小二姐做梦》《盼丈夫五更》《周公子回家》等。沁源秧歌在表现这些内容时，或悲或喜，或叙或感，都非常细腻、真切而动人。所以人们常常根据某些曲调来自编新词演唱。
沁源秧歌传统的演唱没有伴奏，过门只配打击乐。这种“干唱”适合人们走路、干活时即兴歌唱和闹秧歌时一男一女扭着唱，所以秧歌在沁源境内，几乎无人不会、无人不唱，是当地群众文艺生活中的重要项目。
沁源秧歌《花鞭情》
民国31年（1942），日军侵占了沁源，搞“山岳剿共实验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齐心抗日热情，县委和民主政府组织了宣传抗日的文艺队伍——绿茵剧团，把沁源秧歌第一次搬上了舞台。战火中诞生的绿茵剧团，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用两块破毯作幕布，土堆场院作舞台，自制乐器，自编节目，控诉日军的凶残，激发群众的斗志，轰动了太岳边区，受到了薄一波、安子文、朱穆之等领导同志和边区政府的高度赞扬。绿茵剧团从成立到改编为汾阳军区宣传队离开沁源，共编演了《回头看》《狗小翻身》《双满意》《难过年》《挖穷根》等许多现代戏剧，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政治、军事斗争，同时开展了沁源秧歌的改革工作。
为了继承发扬当年绿茵剧团的光荣传统，发挥沁源秧歌的宣传教育作用，1959年沁源县重建绿茵剧团，以演现代戏和歌舞为宗旨，改编演出了《汾水长流》《刘四姐》《小二黑结婚》《三月三》《冤仇恨》等20多个现代剧目，深受群众欢迎。剧团所到之处，群众蜂拥争看。沁源秧歌在太岳、太行地区得到更加广泛的流传。“文化大革命”中，绿茵剧团被迫解散。1978年第三次建成以后，县委作出“坚持唱沁源秧歌、坚持演现代戏”的决定。剧团的文艺工作者根据决定，积极改善发展沁源秧歌，在唱腔、伴奏、表演各方面都进行大胆尝试。改编排演了《朝阳沟》《白莲花》《喋血恋歌》等大型剧目，促进了沁源秧歌的发展，活跃了山区人民的农村文化生活。
沁源花鼓
沁源花鼓源远流长，据传有近千年的演出史，素称“花鼓秧歌”，是一种歌舞一体的表演形式。
1959年，城关公社业余剧团的花鼓，参加了晋东南音乐舞蹈会演，并代表晋东南赴并参加全省第四次音乐舞蹈会演。同年8月于省城演出并获奖。1960年，晋东南文工团根据沁源花鼓秧歌，编创了沁源花鼓。其鼓点、音乐、演唱等，都保持原汁原味，并将传统的一人打鼓，发展为四人。演出再度轰动上党文艺舞台，不少文艺团队争学沁源花鼓。1961年12月，晋东南专署文化局将文工团《沁源民歌集》（油印本）节选为演出本，铅印了单行本，以春节文艺演唱材料，发至全区各厂矿、农村，供学习和排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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