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業》原名是 Great Enterprise，按照字面理解，就是偉大的事業。魏斐德自己解釋說，他所謂的洪業，不僅指清朝從崛起於關外，到取代明朝統治中國，更指這個王朝通過儒教化，來繼承了中國曆代王朝的政治與文化道統，或者用中國傳統的表述來說，就是“贏得了天命”。在魏斐德看來，這是中國歷史上很偉大，並且很富有戲劇性、耐人尋味的一幕。《洪業》不但通過史料還原了這個過程，更深入地從全球史的高度，探討了氣候變化、全球貿易、明清政治、軍事決策和精英階層的抉擇，對明清易代的影響，從這些角度揭示了作者眼中明亡清興的原因。而這種視角的廣度和思考的深度，是國內外同題材的其他作品很少具備的。
《洪業》
《洪業》這本書講的是明亡清興，先說明朝為什麼會失敗，然後再說清朝為什麼能成功，為什麼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的清朝，能確立長達兩百多年的統治，並且把中國傳統的帝制模式推向一個新的頂點，而這也就是作者所謂的洪業，偉大的事業。
一、失敗原因
關於明朝失敗的四點原因，作者認為分別是軍事、經濟、自然環境，以及明朝的政治生態。我們先從軍事說起，這是最直接的原因，畢竟，清朝能取代明朝，首先是因為它在軍事上打敗了明朝。
清，以及它的前身後金，跟明朝的軍事對抗，起始時間是1618年。後金首領努爾哈赤發佈“七大恨”，攻打撫順，終止時間是1644年清軍進入北京，前後歷時26年。這個時間段裡，建州女真部落由弱到強，是通過一系列大小戰役來實現的，作者著重講了最關鍵的六場戰役。總的來說，就是通過這六場戰役，清從一個不起眼的邊疆小部落，發展成佔領大明帝國都城的新政權，而且只用了26年，可以說速度非常驚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清王朝在一場場軍事勝利的助推下逐步崛起，一步一個腳印。
故宮，北京，中國
關於這六場戰役的細節，我們就不展開了，因為這本《洪業》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於，看到了戰場背後的成敗得失。明亡清興，明朝軍事失敗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在軍事的背後，實際上是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智力資源的對抗。在所有的方面，明朝都佔有絕對優勢，但最終崩塌，就是因為明朝末年陷入了三重困局：經濟搞不好，天災挨不過，黨爭平不掉。可以說，國際經濟環境、自然環境以及政治生態環境，明朝都有致命傷，這才是明朝失敗的更主要內因。下面我們就來講講明末面臨的這三重困局。
1、首先說經濟方面，看看明末的經濟為什麼搞不好。
要說清這個情況，就不能只看中國一國的歷史，而要從16、17世紀全球史的高度來講，這也是《洪業》這本書國際視野的體現。15世紀，歐洲開始大航海時代，16世紀，歐洲的西班牙人已經征服了中南美洲，而葡萄牙人控制了從大西洋到印度洋、再到東南亞的貿易航線，這樣一來，世界已經初步被歐洲人的貿易網絡連接起來。
在16世紀中後期，中國和世界上發生了這麼幾件事：在南美，西班牙人發現了巨大的銀礦山，並且發明了用水銀提純銀礦石的技術，使得白銀產量大增；在亞洲，西班牙人佔領了菲律賓，並以馬尼拉為基地，發展對中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的貿易；在中國，隨著倭寇的基本肅清和財政吃緊，1566年登基的隆慶皇帝，就是萬曆皇帝的父親，在上臺一年後解除之前的海禁政策，開放外貿；在日本，1570年長崎港開放，吸引了來自中國、葡萄牙等國的商人。
古代建築明代定陵
這些看起來彼此孤立的事，其實構成了16世紀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體系的雛形。歐洲人在南美搞到了大量白銀，這些白銀又通過菲律賓以及陸上絲綢之路的另一條路線布哈拉流入中國，用來購買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等特產。另外，歐洲人的到來也帶動了盛產白銀的日本開放對外貿易。據統計，在17世紀的前30多年中，每年從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萬至26.5萬公斤。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也有一半之多流入中國。然而這麼多白銀的流入，帶來的不光是經濟繁榮、國庫充盈這樣的好事，它也使明帝國的財政和經濟越來越依賴境外的白銀輸入。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明帝國就得不到充足的白銀，就可能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明朝的經濟看似繁榮，其實相當脆弱。
而外部環境，果然是說惡化就惡化了。在16世紀，歐洲還發生著一件大事，就是宗教改革。圍繞著新教與舊教的對立，歐洲各國也分裂成兩大陣營，這其中就摻雜了各國之間的權力之爭。比如，荷蘭從西班牙統治下獨立出來，英國海盜劫掠西班牙商船，西班牙無敵艦隊入侵英格蘭並且被打敗，等等，這些背後都有宗教矛盾方面的原因。這些事件都讓西班牙大受打擊。在1618年，歐洲爆發了新教和舊教兩大陣營之間的戰爭，歐洲很多國家都被捲進去，足足打了30年，所以這場戰爭被稱為“三十年戰爭”。西班牙國王歷來以天主教守護者自居，所以西班牙在戰爭中是舊教陣營的主力之一。這場戰爭對西班牙造成很大影響，經濟和海外殖民地的治安都大大下降，對中國的貿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1634年，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宣佈，限制船隻從阿卡普爾出口；1639年，馬尼拉出現排華事件，許多中國商人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屠殺；1641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從印度果阿到澳門，再從澳門到廣州的白銀運輸通道被切斷。
ROME, ITALY - MARCH 24, 2015: The fresco of
而更加禍不單行的是，在17世紀初，德川家康結束了日本戰國的戰亂，建立江戶幕府，由於不用打仗了，對進口軍需物資的需求下降，日本的對外貿易也縮水了。後來，因為擔心西方人帶來的天主教，德川幕府索性頒佈鎖國令，嚴格限制外貿。這樣，美洲和日本兩條通向中國的白銀通道，都在17世紀收緊，最終基本斷絕，導致明朝的白銀進口量大幅度跌落。歷史學家肖努在《馬尼拉和澳門》中，把這種情況達到頂峰的1642年，也就是明朝滅亡前兩年，描述為“全球危機中的死亡時刻”。
那為什麼白銀輸入的減少，會對明朝經濟產生這麼致命的影響呢？這就要從明朝的官員薪資講起。明代的官員俸祿，一直是從實物化向貨幣化演變。一開始朱元璋時代，官員開支直接發糧食，多大的官領多少糧，永樂帝遷都北京之後改用紙幣，後來改成用布帛，再後來改用白銀。雖然從以物易物到貨幣化，這是一種進步，但是當時的人還不懂得通貨膨脹的原理，糧食、布匹這些生活必需品，它們的價格從長期來看是上漲的，但是明朝的薪俸沒有隨之調節。換句話說，物價在漲，工資沒漲。而明代後期大量流入的美洲和日本白銀，快速推高了物價。史學家的研究證明，從1632年到1639年，松江地區的米價上漲了2倍以上；在浙江北部，米價更是翻了4番。而恰恰在這種情況下，白銀流入又忽然銳減，這就等於說，物價已經漲上去了，生活成本全面提高了，而這個時候你的資金鍊斷了，這還怎麼活呢？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第一個困局，搞不好的經濟。可見，它取決於很多當時的技術條件和認知水平，確實是解決不了的問題。而經濟上的問題，很快又轉化成了政治問題。薪俸不足以維持官員的正常開銷，怎麼辦？結果只能是，官員要麼權力尋租，貪汙腐化，要麼懶政怠政不作為，這樣一來，官場的風氣和效率都全面下降。而中央財政也同樣如此，已經高度依賴的境外白銀斷流了，而明朝龐大的政府機構、軍隊、宦官等服務人員，還有遍及全國的皇族，這都需要巨大的財政開支來供養，朝廷無力支付，只能想辦法節流，裁撤一些部門。其中就包括郵政系統的縮編，一批郵政系統的從業者下崗，而這其中就包括李自成。這種局面在明朝後期一直在惡化，到崇禎17年，明朝危亡前夕，太倉只有區區4200兩白銀，守北京的官軍一年領不到餉銀，可以說窮到了極點，戰鬥力和戰鬥意志也都差到了極點。
2、天災
“死亡時刻”的到來，不光是因為經濟上的通貨膨脹、資金斷流，還有一個雪上加霜的原因，就是我們要說的第二個困局：挨不過的天災。
天災為什麼挨不過呢？現代的氣象學研究表明，在1615年到1675年這段時間，全球氣溫下降了2到3攝氏度。別小看這點降溫，這對農作物生長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當時北方的農作物生長，比往年短了兩週左右。同時，水旱災害頻發，人口大量死亡，而當時的衛生條件下，這又導致了瘟疫。從1626年至1640年，明帝國發生了連續性的自然災害和瘟疫，人口大量減少。而這個現象，不只是明朝，當時的歐洲和印度也有發生。在同時期稍後，1645年到1715年間，出現了太陽能量最小時期，地球表面溫度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來的最低點。這段時間在歐洲被稱為“路易十四小冰河時代”，因為它跟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在位的時間基本重合。而明朝遭遇的天災，可能就是路易十四小冰河時代的前奏。這種極端的氣候條件，加劇了歐洲和中國的政局動盪，無論從自然條件還是國際政治經濟局勢來看都很糟糕，身陷其中的明朝，終於沒能倖免。
說到這可能你會有一個疑問：既然說氣候環境和全球經濟環境都是一種系統性的災難，那為什麼同一時間段的女真人沒事呢？他們沒受影響，反而還不斷強大起來？
沒錯，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個很悖論的解釋，那就是，明朝已經是全球貿易體系的一份子，有超前的貨幣化薪酬制度，而這種先進、超前，決定了明朝對全球經貿體系的高度依賴。而女真部落呢？別說全球貿易體系，他們連貨幣化還沒實現呢。努爾哈赤崛起之前，女真部族的經濟來源是用人參、貂皮之類的土產，換取明朝的鐵器等物品，這種非常初級的經濟，跟全球經貿體系和結算體系不沾邊，所以受的影響就小。而小冰河期氣候，雖然也對東北的農作物生產造成了影響，但農作物不是女真人的主要食物來源，他們還有畜牧、漁獵、採摘，受的影響相對也小。至於瘟疫，東北地區的嚴寒氣候阻止了瘟疫的擴散。這樣看來，原始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結構、冰天雪地的生活環境雖然艱苦，但在這個經濟危機的特殊時期，反而成了一種保護。
江蘇無錫東林書院《資料》
3、人禍
以上，無論是世界經濟衰退，還是氣候系統惡化，還都可以算是天災，但是明朝的第三個困局，就是不折不扣的人禍了，這就是平不掉的黨爭。我們來看看，黨爭為什麼平不掉。
中國傳統語境中的“黨”，跟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完全是兩回事。他們沒有明確的組織、綱領、紀律，而更像是一種因為政見、利益、派系相近，甚至因為籍貫，而結合在一起的同氣相求。說白了，是幫親不幫理的。這種黨爭多數時候起到的，不是現代政治中不同政黨相互制衡監督的作用，而更多時候是一種無謂的意氣之爭，而且會產生很大的內耗。
明末的黨爭起源於17世紀初期。1604年，江南著名學者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曾經的講學舊址上修復了東林書院，這就是東林黨人的起源。東林黨人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開放地方政權、革新吏治；在經濟上，東林黨人提出惠商恤民、反對礦稅等主張。從今天的角度看，東林黨人的主張是有進步意義的，所以有的學者將東林黨稱為“明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但是歷史證明，東林黨人在政治上是很失敗的。
東林黨人進入朝堂是在萬曆後期，很快，到了天啟年間，東林黨主要的對手是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閹黨勾結權貴，黨同伐異，同時實行礦稅等苛捐雜稅。天啟年間，魏忠賢得勢，殘酷迫害東林黨人，東林書院都被拆了，但是東林黨人的主張和他們的遭遇，感染了更多江蘇、安徽的士大夫和底層文人。1624年，江南幾個大社團合併，成立了應社，以張溥、周鍾為首。後來，應社又改名為復社。此後，復社成為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核心團體，人稱“小東林”，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響長達半個世紀。
1627年崇禎皇帝登基，很快辦了魏忠賢，閹黨垮臺。本來崇禎在即位之初還是很有抱負的，認為天下弊病的根源就是閹黨，清除了魏忠賢，再重用跟閹黨敵對的東林黨之類的清流，就能實現天下大治。然而跟復社成員的接觸讓他發現，這夥人既難駕馭，又不像想象得那樣純潔無私，也會為自己謀求利益，同樣的靠不住。於是1634 年以後，崇禎用人就不再考慮是哪幫哪派，而是希望通過不斷換人來防止朋黨做大。崇禎朝17年入閣的多達50人，其中還有4人被處死，這麼頻繁的換人，政策的連貫性就無從談起了。而內閣官員，今天還是高官，明天可能就被拿下，甚至被殺，這樣的工作環境下，也沒有誰願意實心做事，都是混日子。於是，朝廷陷入了分裂和極度低效運轉中。這樣的局面雖然不能要東林黨和復社來負全責，但他們一切以黨派出發的思維方式，確實是起了負面作用，這也消解了他們思想上的進步性，導致他們在後世也有很大的爭議。
朝廷分裂對國事的延誤，在兩件事上表現得特別明顯。第一件事是，1641年，崇禎終於認識到不能對清兵、起義軍兩線作戰，於是，悄悄派兵部尚書陳新甲與皇太極接觸，但他本人不願對是戰是和在朝堂上公開討論，結果，陳新甲洩露了機密，鬧出軒然大波。最後此事不了了之，陳新甲也被處決了，其實他是為崇禎背了鍋。而從此，清再沒有給明提供議和的機會。
第二件事，是李自成向北京進軍時，崇禎本想南遷，在南京建立臨時中央重組軍隊，延續明朝國祚。1644年3月6日，他暗示翰林學士李明睿等人提議皇帝南遷，太子留守京師，結果北方籍大臣留戀北方家產，同時擔心到了南京，自己的權勢會被南方人奪取，因此激烈反對，南遷之議作廢。4月初，崇禎再次就南遷廷議，這次大臣們提出太子南遷，皇帝與北方籍大臣留守。崇禎當然不願意留下，因為一旦北京城被破，他沒能跑掉，那就算能保住性命，勢必皇位也會被太子取代。這種事明朝歷史上就有過先例，土木堡之變之後，明英宗被俘，明朝為了穩定局勢，就另立了明英宗的弟弟景泰帝。有這樣的例子，崇禎當然不能同意讓太子南遷，但又不能明說，於是乾脆整個把南遷的策略給否了，還批評提議者說：“言遷者欲使朕抱頭鼠竄耶？”你們想讓我抱頭鼠竄沒面子嗎？皇上口風突變，誰還敢再說南遷呢？結果，崇禎沒走成，太子也沒走成。崇禎和皇室成員身死國破不說，還導致後來的南明政權為誰是正統繼承者相互猜忌大打出手，無法合力抗清。
崇禎
崇禎死後，黨爭的貽害還波及了南明政權。南明政權選出一個無能的福王朱由崧來繼承帝位，史可法等人被排擠。這就是黨爭的餘波，而這也給了清軍征服南京的好機會。由於黨爭，明朝的殘餘力量沒法達成合作共同面對強敵，終於，像歷史上的東晉、南宋那樣偏安一隅的機會也沒了，福王政權覆滅後，魯王、唐王、桂王等幾個稱帝的明朝宗室也被清朝逐一剿滅。可以說，直到明朝徹底滅亡，黨爭才算落幕。
我們來總結一下黨爭的問題，那就是以朋黨利益和個人名譽為第一追求，無視或者看不到更高層面的國家利益，在手段上，把政治層面的問題跟道德問題混為一談，從道德角度指責對手，誰佔有道德制高點誰就嗓門大，往往造成因人廢言，讓一些聽起來很崇高但沒有可行性的、情緒化的主張佔上風，而一些務實的意見沒人敢表露，或者一露頭就被噴死。比如前面說的議和、遷都，明明都是務實可行的策略，但是一跟道德掛上鉤，誰提議和誰就是漢奸，誰提遷都誰就是膽小鬼，這就是典型的黨爭思維和語境。這種環境下，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利國利民的真知灼見被提出來了，大家只能比著表姿態。
二、融合
到此為止，我們聚焦的話題都是明亡，但在魏斐德眼中，清朝並不只是趁明朝內憂外患之際撿了個漏，而是開創了一個新的王朝。那麼作為人口占絕對劣勢、文化又落後的少數族裔，清朝統治者是如何開創這一洪業的呢？這就是我們要說的第二個核心內容。
關於這個問題，作者給出的答案是：清朝之所以能夠闖過“現代化陷阱”，靠的是迅速學會了運用儒家的文化、制度體系，迅速掌握了儒家的意識形態，而且在此後280多年的統治裡，牢牢佔據了儒家正統的位置。一言以蔽之，他們成功的關鍵就是：漢化。正是實現了漢化，清朝才能在將近三個世紀的時間裡維持統治，並且讓自己被視為中國曆代王朝天命的承襲者——這才是作者眼中的洪業。下面，我們就順著清朝征服中原的時間軸，詳細敘述一下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在這個過程中，有以下四個關鍵點：1. 關外時期的民族融合基礎；2. 皇太極為加強集權，對漢化制度的引進；3. 多爾袞的全面推行；4. 順治帝對帝王之術的強化，以及對漢族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改造。
遼東地區的滿漢族群融合，要從明朝實施的軍戶制度和開中制度說起。軍戶制度是指祖上是軍籍，後代也是軍籍，世代相傳。這是朱元璋為了社會安定、讓百姓各安其位而制定的一整套社會制度。無論關內關外，軍隊都由軍戶為主的人構成。到了1492年，為了保證邊防軍人的軍糧供應，明朝又實行了開中制度。就是指，運送糧草不再官營，而是交給商人運糧到邊境，國家不掏經費，而是頒給商人“鹽引”，允許商人們經營鹽來作為報酬。我們知道，鹽業的利潤那是相當大的，所以通過運糧獲得鹽業經營資格的商人很快就發了大財。山西商人是開中制度的主要執行者，由此也誕生了最早的晉商。這樣，在遼東地區，除了邊境居民，出現了兩類很早就與女真等少數民族部落打交道的人：一類是明朝的軍戶，一類是運糧的商人。
雖然軍戶制度因為士兵逃亡，後來在內地就執行不下去了，只在關外還保留著，開中制度也因為商人獲利太大，很快就被廢止，但通過這兩個歷史淵源，很多漢人就這樣跟女真人建立起了聯繫。在努爾哈赤組建的早期八旗兵中，至少有4800戶漢人，他們其中有的人跟滿族貴族通婚，比如康熙皇帝的母親就有漢人血統，因此，康熙算是關外女真化的漢人的後代，兼有滿、漢、蒙血統。不過，不是主動歸附而是被俘虜的漢人，就沒那麼幸運了。這部分被動女真化的漢人，多數被賜給女真將士充當勞工或奴隸，被叫作“包衣”。包衣雖然是女真將士的私有財產，但他們自己也可以擁有私人財產。
這樣一看，我們就清楚了，雖然早期女真部落文明上還很落後，但他們不是什麼蠻荒之地的野蠻民族，而是與明朝近在咫尺的近親民族。雙方的語言能夠相通，技術、物產時常交換，而努爾哈赤祖孫三代都曾被明朝授職，對於明朝的行政機制、邊境政策也不陌生。所以，在後來女真部落逐漸壯大的過程中，他們的漢化過程也就相當自然。
漢滿民族的長年交融，是清朝強大後得以能迅速漢化的第一個條件，第二個關鍵，是女真貴族在制度層面上的漢化。
努爾哈赤（銅像）
努爾哈赤在政治理念上，還是更接近女真部落傳統的，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他在臨終前制訂了“八王共治”的政治原則。努爾哈赤對女真的漢化相當警惕，不過，到1626年努爾哈赤死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努爾哈赤臨死前要求實行八王集體領導制度，因此女真的第二代大汗皇太極繼位以後十分抑鬱，在私下場合，他需要給他的三個哥哥下拜，在正式場合，他得和三個哥哥平起平坐。而有的女真宗親、八旗貝勒，還想脫離控制，擅自打地盤鬧獨立。
女真宗親靠不住，想要集權的皇太極只能轉而依靠漢族精英。他檢討了努爾哈赤屠殺、奴役漢人的錯誤政策，把大批漢人奴隸解放了出來，給他們劃出地盤，獨自居住，由漢官管理。為了制衡女真宗親的權力，皇太極還引進科舉制度，從漢人中選拔官員。1629年，他辦了第一次科舉，從300名被奴役的漢人中，選拔了200人當官，錄取比例相當高。皇太極還成立了類似翰林院的“書房”，有80多個漢人秀才在書房工作。實施了這些政策後，皇太極贏得了關外漢族文人的信任。以寧完我、范文程為代表的漢人合作者們，也順著皇太極的意思，提出了限制各旗權力、集權於皇太極的許多辦法。比如，仿效漢制建立了六部，將六部置於八旗貝勒之上。這樣，女真就初步引進了漢人的政治制度。
到1629年末，皇太極突襲北京，佔領了關內的永平等四座城市之後，他親眼目睹了關內的漢人社會是什麼樣的，於是下令，滿漢官員子弟，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必須讀書。讀什麼書呢？就是漢人的四書五經。皇太極說：“就學者既眾，我等將成禮儀之邦。”而寧完我也勸皇太極讀漢人的書，他對皇太極說：要想理解文治，就讀四書；要改進戰術，就研究《孫子兵法》；要探究王朝興衰的原因，就求助於《資治通鑑》。可以說，從一開始，皇太極讀的書就很高級，他後來的繼任者也是如此。有人說，清朝入關征服中原時看不懂其它書，靠看《三國演義》打仗，這其實是荒誕不經的傳言。
引進漢人的政治制度，閱讀漢家經典，這意味著在清朝還沒有問鼎中原的時候，就仿照明朝提前建立起了一個能夠適應管理複雜社會的統治機制，引入了漢人的意識形態。在上層建築做好了準備，標誌就是皇太極改女真為滿洲，然後在1636年5月14日改後金為清，年號“崇德”。從此，皇太極不再是帶有異族味道的大汗，而成了意識形態上完全漢化的清太宗。不過，在熟讀史書以後，皇太極產生了擔心：如果過度漢化，清朝就很可能失去戰鬥精神，就像他的女真先輩建立的金朝那樣。皇太極不希望勇猛的清朝獵手墮落成遊手好閒之輩，所以他推崇漢化的同時，也對滿族的親王、貝勒們特別強調，不能學習漢人的寬服大袍等服飾制度。這個政策，後來被他的繼任者們通過強迫漢人剃髮得到了殘酷的貫徹。
愛新覺羅•多爾袞銅像
第三個關鍵點：多爾袞對漢人政治制度的確立。
在史書和文藝作品當中，多爾袞的形象都不太好。在清朝看來，他是一個僭越者，在漢人看來，他是一個侵略者。雖然這兩個定位都很準確，但掩蓋了多爾袞的另一面，那就是，他是一個有相當政治智慧的人。沒有多爾袞，清朝在入關後，不可能彌合滿漢在統治理念、統治方式上的差異，不可能很快贏得漢人士大夫階層的配合，對新徵服的漢人土地也很難實施有效治理。那麼，他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多爾袞做的第一件事，是讓明朝的士大夫們相信，他將重建一個文官主導的權力系統。從進入北京的那一刻起，多爾袞就打著替明朝報君父之仇、歡迎明朝官員加入新政權的口號。這當然是出於形勢需要，但多爾袞也確實有廣納人才的需求。清朝缺乏足夠的人才，而人才只能來自明朝士大夫階層。有史料顯示，1644年到1645年清廷任命的9名總兵中，3人是普通漢人，6人是漢軍旗人；1646年清廷任命的8個巡撫，3人是普通漢人，5人是漢軍旗人。
為了吸引漢人士大夫的合作，多爾袞還耍了一些聰明手段：先重用北方士大夫，再起用南方士大夫。因為他很瞭解，在明末之時，北方士大夫多數不得志，同時被江南士大夫和閹黨打壓。1646年清朝主辦的科舉，在373名進士中，北方籍佔了365名，幾乎囊括了上榜名額。北方士大夫的抵制情緒很快就減少了，而南方士大夫也感受到了新王朝對漢人士大夫的重視，官吏紛紛投降，士人重新趕考。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浙江海寧的望族陳家，這個家族就是在這一代的陳之遴降清後開始富貴。從16世紀到19世紀，海寧陳家出了208名舉人、進士和3名大學士，甚至傳出了乾隆是海寧陳家人的謠言。為了控制漢族士大夫，多爾袞還採取了讓遼東時候歸順的漢人執掌上層、讓新歸順的漢人主理地方的策略。
這樣一來，漢族士大夫們覺得，清朝做了明末做不到的事。在明末，正是因為閹黨干政，崇禎用人隨意刻薄，士大夫們覺得治國平天下的大志難伸；現在，宦官不再幹政，黨爭也沒有了，士大夫階層似乎可以建立文官制度一展雄心了。這樣一來，明朝士大夫一方就向清朝輸入了更多、更細緻的治理經驗。
多爾袞做的第二件事，是按儒家的“大治”標準，清除了明朝的部分弊政。多爾袞減輕了百姓稅負，這在當時是有風險的，因為江南反清武裝還在行動，清朝軍費開支很大，新歸順的大批前明官員也嗷嗷待哺等著俸祿。多爾袞這個時候冒險壓縮錢袋子，表明他有政治遠見。同時，他開始丈量土地，興修水利，這些事自明朝張居正之後就再沒人做過。他還恢復了明末廢棄的、導致李自成等人起義的國家郵政系統。對於明朝官民痛恨的宦官，多爾袞也表明了鮮明的憎惡立場，他宣佈，凡是自己閹割想當太監的，一律斬立決。這些措施的實施，讓明朝官民開始覺得，雖然清朝是異族，但完全是按儒家在行事。
多爾袞做的第三件事，是統一用明律作清朝的司法體系，允許滿漢百姓有條件通婚。當時，清朝沒有什麼像樣的法律體系，多爾袞很開放，下令一律按明律審判。對於清朝法律中與明律有不同的部分，多爾袞專門下令以明律為準。如此一來，大大減少了清朝在中原推行社會治理的成本，前明官員們發現，除了髮型服飾和一些清朝色彩的政治語言變了，其他沒什麼變化。1648年，多爾袞又告喻禮部，以後如果滿漢家庭想聯姻，“聽之”，只需要報備即可。他同時告誡滿人，除了正式的妻子，不得利用特權另佔漢族女子。所以，雖然當時滿強漢弱，許多漢人還冒充旗籍謀生，但滿漢之間的等級門檻還是有所降低，滿漢之間的飲食習慣、民間習俗、語言等等，也開始加快融合。今天我們說的普通話裡，從腔調到用詞，仍有許多滿語的痕跡。
從上層建築的用人制度、統治方式到民間的風俗習慣，在多爾袞主政時期有了非常迅速的交融。所以，雖然多爾袞主政期間也做了不少壞事，比如清朝貴族搶奪漢人的土地莊園，屠殺江南反清義士，不許漢族官員在權力架構中與清朝官員平權等等，但是建立起了一套以漢族制度為藍本的新的統治秩序，也通過滿漢之間的緩和，降低了清朝政權的異族色彩。
資料：清朝皇帝像
第四個關鍵，是順治帝吃透了帝王術的精髓，完成並深化了清朝漢化後的帝王專制。
1650年12月，多爾袞在專權多年以後去世，這時候清世祖順治帝福臨只有12歲。福臨6歲即位，在多爾袞的權勢陰影下當了6年皇帝。民間對順治皇帝的印象是多情、衝動、信佛，甚至有野史說他後來秘密出家了，然而歷史上真實的順治並不是這樣的，甚至他比被視為少年英雄典型的康熙還要早熟。接觸過這父子二人的比利時著名傳教士南懷仁，曾經在給朋友寫的信中說，16歲的康熙在政治上還十分幼稚，經常自己拿不定主意，而要六部官員幫他做出決斷，順治從不這樣，他“從小就憑自己的權力決定許多事情，全然不為大臣的意見左右”。順治從12歲親政，到24歲去世，短短12年裡的作為足以證明，他配得上南懷仁的評價。甚至在歷朝歷代的皇帝裡，順治都堪稱是帝王術的大玩家。他的這種素質，使得清朝完成了統治的漢化，而且發展出了新的專治制度，最終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走向。下面我們具體描述一下順治的帝王術。
一是將多爾袞實行滿漢雙頭統治的權宜之計，化為了清朝皇帝絕對統治、滿漢大臣相互制約的統治機制。多爾袞病逝後不久，順治就宣佈要親政。他讓濟爾哈朗、蘇克薩哈、索尼等多爾袞攝政時被壓制的滿族新貴秘密上疏議政，認定多爾袞有“挾制皇上、拘陷威逼諸親王之罪”，後來又昭告天下，說了多爾袞一大堆罪狀，然後剝奪了多爾袞的尊號和家人的爵位，把多爾袞控制的上三旗直接納入了自己的管理之下。順治還親自閱覽了所有重要官員的人事檔案，然後毫不客氣地說令他失望。為此，他對調了幾個部的尚書職位，罷免了大批官員，通過清洗，鞏固了他親政的基礎。
雖然順治靠滿族親貴打掉了多爾袞的勢力，但他並不打算重用滿族貴族和多爾袞時期重用的北方漢族士大夫。很快，順治下令南方籍貫、曾有東林黨人背景的陳名夏、浙江海寧陳氏的陳之遴為弘文院大學士，遼東時期降清的洪承疇執掌都察院，取代了北方大臣。順治還刻意將部分權力轉移到漢人大臣主持的“內三院”，也就是國史院、內秘書院和內弘文院，以制約清朝貴族。清軍總部和清朝朝廷從盛京，也就是瀋陽，遷到北京後，北京的好房子都被清朝權貴佔據了，漢族大臣一度連房子也找不到，順治乾脆讓內三院大臣和家屬搬到皇宮居住辦公。過去，六部自己就可能決定官員的獎懲，順治下令，所有章疏必須先交到內三院，由內三院先決定官員獎懲，包括滿族官員在內也不例外。這樣，實權就轉到了漢人為主的內三院，而順治再通過內三院的彙報最後拍板定奪。這樣一來，內三院就如同明朝的內閣大學士，由官僚體系的代表變成了皇帝的私人秘書，專治在順治手裡得到了加強。
二是順治以防止黨爭再現為名，改造了文人最高的理想，把文人士大夫的抱負從齊國平天下，變成了服務於皇家。順治想要的是絕對的帝權，而不打算讓士人們像明末那些道德英雄主義者一樣行事，但這話又不好說出口，所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年輕的順治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理由：防止黨爭。以此為藉口，順治讓文人士大夫們認識到，他們的治國理想是有天花板的，這個天花板就是帝王的絕對權威。為此，順治展現了極高的帝王術。
比如，1653年出了一個任珍案。任珍是漢軍旗軍官，立有功勳。他家有人不守婦道，任珍濫殺了幾個家人和婢女。這本來是普通刑事案，但順治抓住機會劃分臣子的邊界，顯示帝權。順治把這個案子交由刑部審理，刑部的結論是應判處死刑。順治對這個結論不滿意，兩次下詔，讓滿朝的九卿科道一起討論這個案件。結果滿漢官員都一致認為應該維持死刑原判，但滿族官員有滿族官員的理由，漢族官員有漢族官員的理由。順治抓住這一點擴大事端，他質問說，意見不同是正常的，但為什麼滿官的意見沒有一個漢官贊同，漢官的意見沒有一個滿官贊同？這不是黨爭是什麼？
於是，順治拿有實權的漢官開刀，下令內三院、九卿滿漢官員、六科、十四道、翰林院七品以上的官員都到午門集合，為參與討論任珍案的28名漢官議罪。官員們一看這勢頭，都紛紛給這28個漢官潑髒水，最後議定：陳名夏、陳之遴、金之俊等三名漢族最高級官員死刑，13名漢官流放邊疆，其餘漢官降職、革職。順治對這個議罪過程很滿意，這個時候他站了出來，開始表現皇帝的仁慈，最重的處罰，不過是削官二級，罰俸一年，陳名夏等人的大學士照當。
順治這樣的帝王術用多了，多數人都明白了臣子的言行邊界在哪裡，治國平天下該怎麼治。所以，從順治朝開始，就再沒有什麼狂放的士大夫了，幾乎所有人都認識到，自己只是帝王權力體系中的一個工具、一個零件，只需要做好技術性工作就行。明朝帝制專權就這樣被順治完整地繼承了下來，而且還有所強化。
為了徹底讓天下文人不再自行其事，乖乖從屬於新帝制的體制下，1652年，在幾個御史提出建議後，順治頒佈了禁止黨社的命令。從此，明末復社這樣活躍的書社、詩社就不復存在了。以往交友，都需要明確自己屬於哪個盟社，現在只能明確是同窗、同年。“同學”這個詞，就是在順治禁止結社以後，開始流傳至今。如此一來，黨爭雖然暫時沒有了，但是士大夫的獨立人格也喪失了，他們的政治理想只能在皇帝允許的範圍內，士大夫階層實際上已經異化。
我們再來說說那個陳名夏的結局。他曾經和遼東時期歸順的老臣寧完我在私下裡提過，要想天下大治，只需要做兩件事：留頭髮、復衣冠。陳名夏大概認為，這樣異族統治給漢人帶來的困擾就會完全消失，結果寧完我告了黑狀，順治親自審問陳名夏，十天後，派人將陳名夏絞死。明末士大夫的最後一絲自由，隨著帝權對陳名夏的制裁，從此消失不見。而痴迷漢文化的順治，對於這樣的結局似乎既滿意也不滿意。半年多以後，順治在其他漢人大臣陪同下游覽南海子，聊起了陳名夏。陪同的大臣當然是對陳名夏各種批判，順治卻沉默了半晌，幽幽說了一句：“陳名夏總歸是個好人。”或許在這一個瞬間，順治不是作為一個帝王，而只是作為一個痴迷漢文化的文化人，吐露了一點心聲。
順治看透了明朝專制統治的真諦，降服了士大夫階層，鞏固了清朝的專制統治，到他的兒子康熙時期，還出現了最後一次王朝盛世，但是，順治也閹割了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精華，同時抹去了清朝民族原有的野性和自由氣息，當兩種文明、兩種文化相遇時，沒有像隋唐那樣發揮出正向的集合效應。失去靈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制度，在清朝完成漢化的同時，也就接近走向了需要向死而生的階段。清朝實現了定鼎中原的洪業，但是他們的統治，也讓中國帝制時代的政治發展走到了盡頭。
總結
通過明亡和清興這兩大主題，這本《洪業》的核心內容我們就說完了。我們講了美國頂級漢學家魏斐德眼中，明亡清興的歷史過程，探討了明朝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在經濟上、天時地利上、政治上有著難以克服的三重困局；而清朝實現穩固統治的核心步驟就是漢化，同時通過具體的動作分解，我們講了清政權迅速實現漢化的四個關鍵步驟，以及這一過程對清朝乃至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
閱讀更多 高廣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