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向小平諫言恢復高考始末

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向小平諫言恢復高考始末

30年前,恢復高考制度的消息一公佈,全國上下頓時一片歡騰,多年苦熬在農村廣闊天地的成千上萬知青奔走相告,不少已經為人父母的老三屆畢業的老知青們,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紛紛報名參加高考,奮力去圓自己多年的大學夢。

當年的高考“狀元”們,一定還記得是鄧小平撥亂反正,才使癱瘓多年的中國高考得以恢復。但剛剛復出不久的鄧小平能如此快地恢復全國高考制度,知道這其中的內幕的人可能就不多了。筆者從2006年6月中央檔案館解密的部分高層領導人檔案中獲悉:30年前,第一個當面向鄧小平建議恢復高考制度的,是一位敢於說真話的知識分子――這就是武漢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查全性。

查全性祖籍安徽,1925年4月出生在江蘇南京,1950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化學系,由於學業優秀,被留校任教。現為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系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電化學專家。當年正是查全性第一個當面向鄧小平建議恢復高考制度的,查全性大膽諫言,使剛剛復出且對恢復高考早有考慮的鄧小平一錘定音:恢復高考!於是,受盡摧殘的中國教育送走了寒冬,迎來了明媚的春天。

座談會上坦誠直言

改革招生語驚四座

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等要職。剛一復出,鄧小平就自告奮勇主管全國的科技和教育工作。7月19日,鄧小平指示教育部準備召開一次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他對教育部負責人說,到全國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找一些敢說真話有見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領域有才華的教學人員來京參加座談會。同時,他還特別強調這些參會人員必須與“四人幫”沒有任何牽連。

7月底,武漢大學的校領導蔣蒲和崔建瑞專門找化學系52歲的副教授查全性談話,說上面來了通知,點名要他到北京去開會。查全性回憶說:“我當時既不知道開會的內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參會,會議日期有多長。"文革"發生後沒機會上講臺,我一直在學校實驗室搞科研。因此,事先對會議內容心中無數,所以沒做任何準備。”

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飛機來到北京。武漢大學化學系原教師劉道玉此時已被借調到國家教育部工作,他專門到機場來接查全性。此前,劉道玉已經被任命為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並參加了這次會議的籌備工作。事後,查全性才知道劉西堯(時任國家教育部長)和劉道玉跟自己都是校友,他們知道查全性既有真才實學又敢於講真話,才安排他參加了這次會議。

來到北京後,與會者都被安排住在北京飯店的老樓,查全性與吉林大學唐敖慶教授同住一室。查全性說:“之後我才知道,此次的會議名叫"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具體負責安排這次座談會的主持人是方毅。方毅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他說是鄧小平同志讓他來組織這個會議的,主要是想聽聽大家對於科學、教育事業的建議和意見。”這時,查全性發現出席會議的有吳文俊、鄒承魯、王大珩、周培源、蘇步青、童第周、于光遠等著名科學家以及科學院和教育部的負責人。

8月4日早晨,在習習清風中,神采奕奕的鄧小平邁著穩健的步伐來到人民大會堂,親自主持召開了有33位來自全國各地的著名科學家、教授以及科學和教育部門負責人參加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會議從這天起,共開了5天。前兩天,所有與會學者都一直表現得非常拘謹,只敢談一些不敏感的小問題,而且還都是純粹的專業話題。因為當時“文革”剛結束,知識分子大都心有餘悸。由於參會人員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學者,所以頭兩天查全性基本上沒有發言,只是聽大家說。

8月6日下午,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憂慮地說,現在清華新召進的學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有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鄧小平插話道:“那就乾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麼大學!”

鄧小平的短短几句插話令查全性為之一震,他原本在筆記本上寫了一個大綱。這時,受到會議氣氛影響,查全性激動地站起來,面對鄧小平慷慨陳詞:“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就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的質量沒有保證,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小學的教育質量不高,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大學不是沒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們改進招生制度,每年從600多萬高中畢業生和大量的知識青年、青年工人、農民中招收20多萬合格的大學生是完全可能的。現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熱愛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一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佔據了招生名額。”

“查教授,你說,你繼續說下去。”坐在沙發上的鄧小平被查全性的一席發言感動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煙,探出半個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說,“你們大家都注意聽聽他的意見,這個建議很重要哩!”與會人員抑制不住心頭的激動,因為大家都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說想做卻又不敢打破束縛的大事情就要發生了。

查全性越說越激動,痛陳當時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沒了人才;二是卡了工農兵子弟;三是助長了不正之風;四是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今年的招生工作還沒有開始,就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甚至小學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查全性發言時情緒激動,全場鴉雀無聲,與會者全神貫注。

查全性提提神,繼續他剛才的慷慨發言。這時人們發現鄧小平不時地在筆記本上記錄著。查全性建議:“入學招生名額不要下放到基層,改成由省、市、自治區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並要嚴防洩露試題。考試要從實際出發,重點考語文和數學,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則可以暫時要求低一點。從語文和數學的成績,可以看出學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維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自願選擇專業。應屆高中畢業生、社會青年,沒有上過高中但實際達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報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舉座驚訝。因為就在這次座談會召開前夕,當年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會已經開過,招生辦法依然沿用“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十六字方針。有關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談會開始的當天送到鄧小平手中。也就是說,1977年按照十六字方針老辦法招生幾乎已成定局。

沒想到,鄧小平聽完後,向查全性點點頭,然後環視四座問:“大家對這件事還有什麼意見?”吳文俊、王大珩等著名科學家都點頭表示贊同查全性的意見。查全性的發言得到了大家的響應,人們開始七嘴八舌地補充著他的發言,心情也越來越激動。

隨後,鄧小平問了一下當時的教育部長劉西堯,今年的高考招生改革恐怕已經來不及了吧?查全性趕緊插話說,還來得及,今年的招生寧可晚兩個月,要不然又會誤招20多萬不合格的學生,浪費可就大了。

鄧小平又問劉西堯,還來不來得及?劉西堯說,還來得及。鄧小平略一沉吟,一錘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今年就恢復高考!”其實,在召開這次座談會前,恢復高考就是鄧小平醞釀多年的一個撥亂反正的重大舉措。他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時間做準備,1978年正式恢復高考。這次座談會老教授的肺腑之言感染了鄧小平,推動了高考政策的提前推出。

消息傳得很快。第二天,新華社駐會記者找到查全性採訪,記者開玩笑說:“查老師,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個重磅炸彈?”

當我們翻閱到1977年8月7日,中國科學院、教育部彙編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談會簡報》的那捲檔案,共4頁,紙張已發黃,約1200字,上面記載查全性當時向小平同志的大膽諫言,成了改變中國上千萬高考學子和知青命運的歷史性諫言。

小平納諫振興教育

當場拍板恢復高考

82歲高齡的查全性教授如今雖已退休在家頤養天年,但他平時的社會事務和學術活動仍然很忙碌,他始終熱切地關注著中國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我們採訪時,老人深有感概地說:“自己當年提出恢復高考制度,並不是因為我特別有創見,只是我當時有機會說幾句真話。而我敢於說,主要是覺得當時小平同志親臨會議,說了可能會解決問題。說這話時,我當時心裡雖然很激動,但語氣還是很平常。”

查全性還說:“去北京參加會議前,我和大部分大學老師一樣,對於大學招生現狀是不滿的。倒不是說大家對工農兵上大學有意見,只是普遍覺得,政府讓工農兵上大學的初衷雖然不壞,但是由於入學沒有考試,學生的文化程度就沒有辦法控制。有的學生各個方面挺強,有的就差得很遠。由於沒有一個分類、分級,同一班學生文化水平參差不齊。從1972年開始,武漢大學也招了幾屆學員。那時候,大學生中有程度好一點的,也有程度差一點的。因為當時還有一個口號叫做"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所以當時一切教學安排都得"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學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學生來進行的。這樣一來,整個大學的教學水平根本就沒有辦法保證,而且你也沒有辦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麼會,什麼不會。有些學生甚至連小學的東西都不會,你要讓他不掉隊,大家就都得等他,大學因此就變成中學、小學了。”諸如這些情況,許多高校教師與查全性一樣都很瞭解,也十分不滿,但又無可奈何。

那次座談會開始時,查全性等人以為,像鄧小平這種身份的領導人,能夠在開始和結束時各來一次,頂多再講幾句話,就很不錯了。但是出乎他們的意料,“會議期間,除了有一個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動,給大家放了半天假。會議的大部分時間,他基本上是聽,偶然問一兩句關於一些具體事實、或者有―些聽不清楚的問題,他不做指導性的發言,或者是希望大家談哪一方面,他都不說,只是聽大家談,很少插話。這種氣氛讓大家意識到,鄧小平同志很有誠意,他是迫切想解決教育方面的一些實際問題。”查全性補充說:“每天都是鄧楠陪他來陪他去,因為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所以有些話往往是我們說了以後,再由鄧楠在他耳邊複述一遍,這樣他就可以聽得更清楚―些了。”

扔這個“炸彈”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沒有顧慮。因為,廢棄高考,實行生產隊、大隊、公社三級推薦上大學,原先都是毛主席決定的,而當時“兩個凡是”的旗幟還在高高飄揚,說這種話無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但他最後還是決定將真實意見說出來。

“如果說了,興許會起一定作用,冒一些風險還是值得的;如果不說,錯過這種機會太可惜了。小平同志當場拍板說,今年就恢復高考。這句話我記得非常清楚。從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倒也不是預先帶了一個框框要在這個會議上恢復高考,他的確是聽了大家的意見以後,然後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當場所做出的一個決定,而且是一個影響非常重大的歷史性決定,就是當年恢復高考。”查全性強調說:“實事求是地說,我談出來的意見一點也不新奇,可以說絕大多數的老師,心裡話都是一致的。我在那個會議頭兩天討論之後,就有個感覺,在這個會議上談出來的有可能解決問題,儘管不是絕對的把握,但還是隱隱約約覺得有一線希望。”

小平同志當場拍板“恢復高考”的這個決定得到了全場熱烈鼓掌,很多學者激動得熱淚盈眶。不出兩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這個消息。8月13日,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又召開了第二次招生會議。一年內召開兩次高校招生會議,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毛選》五卷用紙印考卷

高考春風吹滿神州

座談會結束後,查全性回到學校,向校領導傳達了座談會的情況。晚上回到家裡又向家人說起了在北京開會時發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張畹蕙是他的老同學,當時擔任武漢大學化學系教師;大兒子初中畢業後下放農村勞動了3年,因為表現積極又被招工回城裡當了工人,當時已在武漢重車間又工作5個年頭了;女兒1976年高中畢業後,下鄉到湖北鍾祥縣農村一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邊勞動鍛鍊;小兒子還在讀初中。“那時,兩個大孩子都在努力適應環境,響應上山下鄉的號召,追求進步。雖然心裡也想上大學,但當時大學招生的機會絕少輪到他們。所以,他們沒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會發生重大改變,更沒想到我個人會對他們的前途命運有什麼影響。”

查全性的大兒子聽了父親在北京開會的情況後,當時還十分擔心地說:“假如再搞反"右"運動,你肯定就是頭號大右派了。”但是,重大的歷史性轉折真正發生了。

當年10月11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根據鄧小平指示制定的《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廢除推薦制度,恢復文化考試,擇優錄取。

似乎恢復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鎖都已解除,但這時突然有人提出:中國雖然是個考試大國,積壓了整整11年的考生一起擁進考場,誰也沒有組織過呀?首先需要一大筆經費,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的紙張啊。這兩件事如果現在操辦起來根本不可能成為難題,但在當時那個年代不行,全國上下所有的物資都要憑票供應,印考卷的紙張和經費成了兩大難題。問題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結果是,中央決定關於參加考試的經費問題就不要增加群眾負擔了,每個考生收5毛錢即可,其餘全部經費由國家負擔;印考卷沒有紙,就先借調用印《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紙印高考試卷!

關閉了11年的泱泱大國的高考考場終於再次敞開了大門,一個可以通過公平考試競爭改變自己命運的時代又回到了億萬民眾的中間。

1977年冬天,舉行了至今惟一一次的全國冬季高考,570萬學子踴躍報名應試,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兩季考生達到了1160萬人。這些考生從山村、漁鄉、牧場、工廠、礦山、營房、課堂奔向考場。多少人的命運由此改變,中國的教育事業終於迎來期待已久的春天。查全性的呼聲有了春風化雨般的神奇回應!查全性的大兒子、女兒參加冬季高考,一個考上武漢大學物理系,一個考上武漢大學化學系。著名歷史學家吳於廑教授與他們同住一棟樓,他有3個子女當年同時考上了大學。捷報傳來,張畹蕙在樓下見到吳教授,連連致賀:“恭喜!你們家連中三名狀元!”吳於廑也喜不自禁地說:“同喜!同喜!我們兩家五星高照啊!”

如今,當年參加高考的“狀元”們,許多都已成了今天國家建設的精英和棟樑。查全性深有感概地說:“我那次即席發言,沒想到會改變幾代中國青年的命運,真要感謝小平同志當年勇於振興教育,誠懇納諫恢復高考的改革魄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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