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滅亡的決定性事件：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國變

宗旨與口號

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後，大多參與戊戌變法的官員被殺，只有領導人康有為、梁啟超經由列強的協助逃往國外，助長了慈禧太后與守舊派大臣對外國人的仇視，使得義和團出現後受到官員的許可。而對民眾而言，第一次英法聯軍侵華後，清朝被迫簽訂天津條約，開放外國人深入內地傳教。而傳教士為了拓展教務，時常袒護教民，引發民眾對外國人的反感，這使得義和團有可乘之機，他們要“扶清滅洋”，他們說天災人禍都是洋人得罪神佛、數典忘祖而來，而且洋人品德非常邪惡。所以要請來神仙附身，教導神打，殺死洋鬼子、毀去西方科技，打倒西方列強，最後能“大清一統靖江山

慈禧太后

己亥建儲

戊戌政變後，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中南海瀛臺。守舊派大臣恐日後光緒帝掌權，紛紛慫恿慈禧太后廢掉光緒。慈禧太后遂依榮祿建議，於1900年1月24日以光緒帝名義頒詔，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俊為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不過該詔書一出，隨即令天下譁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皇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貽年、丁惠康、沈藎，唐才常、經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人；經元善等1231人同時發表《佈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爭，“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各國公使認為立儲事件影響中國形勢穩定，隨之提出警告，拒絕入賀。慈禧太后對列強怨恨甚深，載漪等人對西方列強及光緒帝更為仇恨。

天津義和團

義和團運動起因及覆滅

清代民間武術團體。又稱金鐘罩，光緒20年（1894年）前後，與六壬神功活躍的時期吻合。大刀會興起于山東曹縣、單縣一帶。因此，它又被稱為“曹、單大刀會”。

主要活動於魯西南地區，以其成員練武時攜帶大刀而得名，練武時在場內橫置大刀一口。主要習練排刀、排槍、排磚石等“金鐘罩”硬氣功。具有吞符唸咒等迷信色彩，宣稱可以神靈護衛、刀槍不入。

起初大刀會是除滅當地土匪，維護地方治安，受到官方的有條件的默許。但後來在民教衝突中，大刀會開始反對基督宗教，與教會發生了一波又一波的衝突，劫掠了教民財產，燒燬多家教民的房子。

義和團的擴展與頻繁天災也有直接關係，1898年黃河洪水水災；但1898年洪災之後，1899年、1900年山東、河北又連遭大旱；同時，山東又遭蟲災。迷信的百姓遂遷怒基督教徒和教會，以為是他們得罪了老天爺，義和團的反教揭帖就說“天無雨、地焦乾、全是教堂止住天”。

在義和團事件中，有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華人基督徒死亡（根據教會方面的統計）全國各省，主要是華北的直隸、山西，以及內蒙古和東北，普遍發生針對外國人及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天主教、新教、東正教教職人員及中外信徒皆有死傷。以下傷亡情況和死亡數字大都根據教會人士的統計，據統計，共有兩萬多名中國教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此外還有241名外國人（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死亡，單在戴德生創立的內地會工作的新教傳教士中，就有五十八人殉難，此外還有二十一個兒童遭害。但戴德生後來拒絕了清政府為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作出的賠償，藉此向中國人民彰顯“基督的善和謙卑”。

山西，全省被殺的中國天主教徒計據說有5700餘人，新教徒也有數千人，其中以戴德生創立的內地會為最多，其他屬於公理會，英國浸禮會等。7月9日，在太原山西巡撫衙門前，山西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傑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屬於英國浸禮會和壽陽宣教會，其中兒童11人），共計46人。山西是全國仇殺外僑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內蒙古，7月19日，清軍馬隊攻進蒙古西南教區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頃地，村內大批天主教徒被殺，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則被“手足合系，貫以竹竿，”然後“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到處遊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殺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區除在西灣子（河北崇禮）主教座堂避難的5000多教友外，絕大部分（3200多人）被殺。

直隸（今河北），由於總督裕祿和臬司廷雍的支持，義和團遍及全省各縣，該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該省仍是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臨死亡的威脅，紛紛在各處天主教徒集聚的村莊築堡壘抵抗。7月20日，陳澤霖率領的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該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與任德芬、湯愛玲兩神父，不分男女老幼，盡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隸東南代牧區，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變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幾乎全部被毀，只有獻縣張莊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得以倖存。保定附近的東閭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難，由於擊退了4萬名義和團的進攻，戰後成為北方著名的聖母朝聖地和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一個村落。

奉天（遼寧）被殺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父。7月3日，義和團聯合清軍摧毀奉天小南門外的耶穌聖心主教座堂，紀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餘名信徒全部燒死在堂內。

此外，也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害，數量遠超被害教民，未有統計（單北京死於義和團手下的民眾有數萬人），1900年8月4日，聯軍開始進軍北京。8月12日，佔領通州。8月14日，聯軍攻入北京。慈禧率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9月7日，清廷發佈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同時，清政府派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為全權特使，與各國和談。

辛丑條約及庚子賠款

1900年10月，李鴻章抵達北京，向八個佔領國展開談判。當中俄國志在另約取得中國的東北，俄國除了與隨聯軍進攻北京外，更另外從南北兩路派十餘萬人侵佔滿洲。北路俄軍8月侵佔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至9月侵佔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侵佔營口，10月1日侵佔瀋陽，10月6日兩軍會師，侵佔了滿洲全境。但英、美則以商業為重，希望保持在華的貿易利益，對俄國的擴張存有戒心，故此反對各國的領土要求。李鴻章從國際法上，提出義和團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戰詔令是被挾持之下發出，不承認中國與十一國交戰，事件是外國派兵來華助剿叛亂所引起。故此各國無割地的理據，而中國則只有賠償軍費的義務。最後達成的《辛丑條約》的正式名稱，亦只是一箇中國與十一國之間的賠償協定，而並非交戰國之間的正式和約。至今，西方國家仍然以拳民暴亂，來稱呼整個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事件。

慈禧太后一直被視為義和團事件的罪魁禍首，因此李鴻章在“懲辦禍首”的問題上與列強多番據理力爭，最後得到保證，列強在“懲辦禍首”的條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變相不再追究慈禧在義和團事件中的主要責任。

此外，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作為戰敗國的中國，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鐵路沿線駐兵，袁世凱就從他武衛右軍挑了3000人，換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務，變相收回了京津沿線主權，這支三千人的部隊就是中國最早的警察隊伍。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簽署《辛丑條約》，需要向各國給予總計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分39年償還，史稱“庚子賠款”，由關稅及鹽稅中扣付。這個數目的意味著要向每個中國人懲罰一兩白銀。對此申報發表社論說“中國不能保護使臣致慘遭斃……曲誠在我……不得謂外人過於要挾也。”賠款的總值按當時銀價，約為3億330萬美元。這筆賠款金額過於龐大，後來在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和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中國駐美公使梁誠、美國傳教士明恩溥、美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斯的交涉下，美國退還了部分賠款；應付賠款2444萬，美國將當時尚未付足的1078萬從1909年1月起退還幫助中國建立海外留學教育系統。最初稱為“清華學堂”，為留美預備學校，即後來清華大學的基礎，成為後來中國最優秀的高等學府之一。其他收款各國也都陸續模仿這一模式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退款來進行指定用途的在華文化事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洋政府於1917年8月對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宣戰，並停止向這兩國賠付庚子賠款。一戰後到1924年中國政府先後與德奧匈俄達成了停付的協定。其他各國也都先後達成了全部或部分庚款退款協定規定將此後收到的庚款用於指定在華事業，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起停付日本款，1939年停付法國庚款，1943年國民政府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從此徹底停付。

對清朝政治的影響及後果

義和團運動的結果之一是1902年清政府延續戊戌變法的思潮，啟動了一場政治體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滅亡。

在漢族仕紳階級看來，滿人的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督撫在事件中擅自違令行動，史稱東南互保。各地的封疆大吏開始出現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統一集權的態勢開始解體。清末各地官方實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眾反抗朝廷，此事件雖使河北、山西以外的地區得以免於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但同時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掃地，東南眾大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事後不但不敢處罰他們，甚至還表揚他們“度勢量力，不欲輕構外釁，誠老成謀國之道”，太后與皇室的虛弱乏力表露無遺；而各省亦因八國聯軍入侵而自覺需有自衛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實力人物由此開始軍閥化（典型例子即為淮軍發展而來的袁世凱系北洋軍閥諸部及原清朝廣西綠營及巡防營發展而來的舊桂系陸榮廷部），至辛亥革命時，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驅逐，即為此軍閥化過程的結束，並由此展開民國軍閥時代的序幕

十年後，南方革命黨反政府的活動激進化，團結各省新軍於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違抗清政府自行宣佈獨立或觀望。最終袁世凱進逼清帝退位，中華民國得以肇建。

各方對義和團評價

美國的政策與目的說明：（發往駐華列國使團。通告電報送交美國駐柏林、巴黎、倫敦、羅馬、聖彼得堡大使館以及美國駐維也納、布魯塞爾、馬德里、東京、海牙、里斯本使館，華盛頓，國務院，1900年7月3日。）在這一中國事務的危機態勢中，在現有情況的准許下，我們認為說明美國的態度是適當的。我們堅持1857年制定的對華和平政策。這項政策堅持和中國友好相處，並在治外法權條約所規定的權利和國家法律之下，促進合法商業貿易，以所有手段保護我們公民的生命財產。……迄至今日，美國總統的目的是與其他國家協同行動：首先，與北京對話並營救美國官員、傳教士和危難中的其他美國人；其次，努力盡一切可能保護中國各地的美國人的生命財產；第三，保衛所有美國正當的利益；第四，幫助防止動亂擴展到這個帝國的其他省份，出現同樣的災難。當然，現在預計以什麼手段達到這樣的目的為時尚早；但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尋求一種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的目的是能夠給中國帶來永久的安全與和平；維護中國領土與管理完整；保護一切友好國家在條約和國際法保證下一切權利；維護世界各國與中華帝國各地（之間）的平等、公正貿易的原則。

清朝派駐美國的公使伍廷芳得知了美國的政策之後，向清政府通報美國希望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願望以及堅持保護中國領土以及行政管理完整的立場。為了收拾慈禧一干保守派製造的危局，光緒懇切地請求外援，在7月19日親自寫信給美國總統麥金利，在信中表達中國對美國的信任和友好之情，表示對中國目前局勢的嚴重擔憂，要求美國為中國維持和平作出努力。以下是英文的譯文：中國長久以來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並且深深意識到，美國的目的是從事國際貿易。中美雙方對彼此均無懷疑和不信任。最近爆發的中國人與基督教傳教士之間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強對朝廷立場的懷疑，認為清政府贊成人民歧視傳教，此懷疑並無根據。但是這種懷疑引起了大沽炮臺被攻佔，並由此引發了具有災難性後果的軍事衝突。情勢日益嚴峻危機。我們剛剛收到我們使節伍廷芳的電報，我們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國政府一直期待兩國的友好往來，對目前狀況十分關注。目前的中國被不可抗拒的進程所驅動，不幸招致國際上幾乎普遍一致的憤慨。為了解決目前的困境，中國對美國寄予特別的信賴。我們誠墾率直地致信於您，希望閣下想方設法，採取行動，協調各國一致為恢復秩序與和平作出努力。懇請您，並萬分焦慮地期待您的回覆。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經過三天對中國政治局勢、權力結構以及北京暴亂情況的分析判斷，美國總統在7月23日作出回應。他沒有拒絕光緒的請求，但前提是：清政府保護公使館人員的安全，保證使館與各國聯絡暢通，配合各國的軍事援救行動。

我收到了您7月19日的信，我欣慰地獲悉您瞭解，除了希望正義與公平之外，美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別無他求。我們派軍隊到中國的目的是為了解救我們處於危難中的公使館，保護在華美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依據國際法和協約，這些是美國人應當享有的權利。所有其他派軍隊抵達貴國的國家也公開表達了他們派兵出於同樣目的。從您的來信中我推斷，那些攪亂中國和平、謀殺德國公使和日本使館人員，而且目前圍攻倖存的北京外交人員的罪犯，不僅沒有從聖上您這裡得到贊同和鼓勵，而且他們實際上是在反抗陛下帝國的權威。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十分鄭重地敦促您的政府，向公眾確證：一、是否外國領事們還活著，如果活著，他們目前狀態如何；二、立即讓各國的外交代表與其國家自由聯絡，解除威脅他們生命與自由的所有危險；三、由帝國當局與遠征軍聯絡溝通，以便他們之間開展解救公使館、保護外國人和恢復秩序而進行的合作。如果這些目標都能達到，本政府相信，在列強這方面，妥善解決最近的麻煩所出現的所有問題將不會存在任何障礙。為達此目的，在其他各國的贊同下，本政府各友好部門將愉快地接受陛下的部署安排。威廉麥金利1900年7月23日國務卿約翰海複述，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但是光緒皇帝顯然無力主導時勢發展，光緒也無法改變清廷的政策。不過他的的善意、努力，體現了作為一個君主的負責任的態度。

周總理：義和團運動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毛主席：“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汙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

陳獨秀思想轉變馬列之後看法：義和團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經濟上的原因——農民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動政局趨於極端之結果。若因為參加義和團運動者為全民中之少數，則參加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數，我們決不能只據實際參加者之數量，便否認其質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文明的紳士學者們，說義和團事件是少數人之罪惡，說列強不應該懲罰到義和團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強跪著說：我們是文明人，我們不曾反抗；汝們懲罰少數的義和團，不應該皂白不分連累到我們大多數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這樣，還幸虧有野蠻的義和團少數人，保全了中國民族史上一部分榮譽！

魯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說：“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

李大釗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1日）中說：“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陳獨秀在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根本方面反時代潮流的特徵，陳獨秀最後總結說：“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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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參與者 中國古代史 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