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是郑穆公之孙，公子发之子，名侨。因为公子发字子国，所以自子产起，后人都以“国”为氏，被称为“国氏”。郑国“七穆”中国氏家族不是最强大，但却因为子产，成为最有名的氏族。
还未成年之时，子产就已暂露头角。
公元前565年，郑国司马公子发、司空公孙辄率兵伐蔡，取得大胜，还俘获了蔡国司马公子燮。郑人打了一场胜战，郑人举国欢庆。可作为司马之子，年幼的子产却显得忧心忡忡：“小国没有文德，却有了武功，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楚国将来讨伐，郑国能不投降吗？投降了楚国，晋国军队必然前来。以后晋、楚交相前来伐郑，没有四五年，郑国不得安宁下来！”
听了儿子这番话，公子发大怒地训斥道：“你知道什么？国家有大命，还有执政的正卿在，小孩子胡说八道，是要被杀头的！”
此时，郑国正卿为公子騑，即子驷。前一年，因为与郑僖公无法相处，公子騑悍然弑君，改立郑僖公五岁的儿子郑简公为君。这年4月，郑国群公子试图替郑僖公复仇，杀死公子騑。可却没想到，公子騑抢先下手，将作乱的群公子全部杀死！杀死国君，又杀死了多位郑国公子，公子騑可谓是权倾一时。公子发对儿子发怒，也是担心儿子如此妄议国政，被公子騑知道后会惹来杀身之祸。
尽管子产之说无人理睬，但他的见解却是真知灼见。此时，正处于晋、楚新一轮争霸的关键时刻。这次伐蔡之后，郑国就再度成了晋、楚争霸的棋子，轮番遭受两个大国攻打。直到公元前562年，晋悼公成功称霸，郑国才得以安定下来。
一个小孩就能有如此远见，令郑国当时众多执政大臣都自愧不如，足见子产之才。因为从小与众不同，子产在郑国声名远扬，为他日后走上郑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公元前554年，子产被提拔为卿士；公元前543年，在郑国良氏与驷氏内斗决出胜负后，在罕氏子皮的全力支持下，子产成为郑国正卿，正式执掌国政。子产来当正卿，在郑国可谓是众望所归。郑国大夫们在谈及郑国未来之时，就说：“老天祸害郑国太久了，一定要让子产来平息祸患；不然，郑国就要亡了！”
可在子产正式执政后，他的所作所为却令人大失所望。子产执政刚一年，就引发了郑人的集体痛骂：“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我其与之！”“褚”，通于“贮”，意即征财产税；“伍”，就是征收田税。子产上台后就向郑人征收财产税和田税，一次增加了两个税种，这遭到了郑人的举国痛恨。
然而，从古到今，政府向天下人征收赋税几乎就是天经地义之事。子产执政后，在征收田税之前，将郑国所有田地都划定疆界、为每块田都修筑水沟。把田地划定疆界，避免无谓的争议；为田地兴修水沟，方便取水。再怎么看，这都是子产的一项德政。怎么子产一提征税，郑人就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呢？
这与周时的租税历史密切相关。
至少在周宣王之前，整个周王国内都实行古老的藉田制。藉田制下，政府把田地划分成“公田”与“私田”：“公田”由农民共同耕作；所有耕作了“公田”的农民，都可以分配到一块“私田”作为报酬。只要公田上的劳动任务完成，农民就可到自家私田上劳作，私田上的产出就不需要再交税，完全归个人所有。
藉田制下，农民们在公田上帮政府种植庄稼，私田则是他们付出劳力的代价，因此现代学者也称这种租税模式为“劳役租”。以前，郑人只要付出“劳役租”就不用再交赋税，可现在子产居然要计算郑人的家产而收税，测量郑人田地来收田税，怎能不叫郑人恨之入骨？
子产让人痛恨之处，还不仅仅是征税。
公元前538年，子产又推出一项新政：“作丘赋”。
在现代，人们常将税赋视为同一事物。但在古代，税与赋却有不同内涵：税主要用来祭祀、供养政府官员及其它政府日常开支；赋，则主要是用来充当国家的军费。在执政初年，子产改革了郑国的税制；五年之后，又推出了征收军费的新政！
这再次引发了郑国举国上下的一片骂声，大夫子宽为此前来劝谏子产，子产却大义凛然地答道：“有什么危害？苟利国家，死生以之。定下的改革大计，我是不会改变的！”
作为执政者，子产频繁增加底层民众的赋税负担，被国人痛骂再正常不过。
子产的“作丘赋”，史学家们常常与鲁成公元年的鲁国“作丘甲”联系起来。公元前590年，由于面临齐国威胁，鲁国在实行“初税亩”政策四年后，又推出了“作丘甲”的新政。
“丘”，是西周时基层行政组织的名称。《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作丘甲”，依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之说，就是一丘出一定的军赋。旧时军赋的征收，都是以甸为基础征收；但由于齐国威胁过于巨大，鲁人不得不以丘为基础来征收军赋，以增加鲁国的军费开支。
子产推行“作丘赋”之时，楚灵王弑君篡位已三年。虽然楚国暂时还遵守与晋国达成的弭兵协议，但他却频繁征召诸侯国参与盟会，还数次对吴国及其盟友发起攻击。面对喜怒无常的楚灵王，与楚国比邻而居的郑国时常能感受到无形的威胁。此时的晋国虽说是盟主，在弭兵之会后却一再对楚国采取绥靖政策；万一楚国讨伐郑国，晋国又不来救援，郑国凭什么来来保护自己？
为增强郑国的国防实力，子产不得不走上了与鲁国同样的道路：以丘为基础征收军赋。这是弱国在乱世之下的无奈选择，即便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也不得不为之！所以，子产才会说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话来。
作为众望所归的贤人，子产执政后频繁加征赋税，让郑人对他大失所望。大夫子宽就此而评价：“‘国氏’要先亡了吧？执政者立法如此凉薄，最终还是要败在贪财上。以贪婪立法，会有什么好结果？”“国氏”，就是指子产家族。
子宽对于子产的评价，三百多年前周厉王也曾得到同样的评价。可无论是周厉王还是子产，如此“贪婪”的缘故都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社稷的存亡。因为子产执政后的税赋改革，郑国从上到下都在诅咒他，足见子产执政之难。
对比后人对子产的高度评价，亲身经历子产执政的郑人却是如此态度，令人惊诧。其实不要说郑人，先于郑国进行赋税变革的鲁国，也遭遇了国人的反感。
公元前589年，晋国联合鲁、卫、曹三国攻入齐国，在鞍之战中大胜齐军，直逼齐国都城临淄。此后，齐国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被迫同意返还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可公元前588年秋鲁人接受汶阳之田时，汶阳人却不愿回归鲁国，居然与鲁国武装对抗。最后，鲁国不得不派出叔孙侨如率兵围攻，才顺利地将汶阳接收过来。汶阳之地原本就是鲁国的，汶阳人也本来就是鲁人，可为什么当汶阳回归鲁国时，汶阳人会这么抗拒？
核心就在于鲁国推行了“初税亩”与“作丘甲”之后，鲁国底层的赋税负担远远高于齐人。早在管仲时期，齐国就实行根据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征收不同田税的政策。汶阳人在齐国治下时，也得益于管仲改革，赋税负担相对较低。可一旦回归鲁国，不但依据“初税亩”政策要上交20%的税，还得根据“作丘甲”另外上交军赋！齐、鲁两国赋税制度一对比，汶阳人究竟是更愿意做齐人还是做鲁人，傻子都能作出抉择！
子产上台后，所采取的赋税改革与鲁国当年这么类似，也难怪郑人会这么痛恨子产了！
不过，在子产执政三年后，形势却发生了大变。当年恨不得要杀死子产的郑人居然转变态度，开始歌颂起子产来了：“我有子弟，子产教导他们；我有田地，子产使之增产。子产死后，谁能接替他？”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更是举国痛哭：“子产离我们而去了，百姓将来依靠谁啊？”
为什么民众会先骂子产，数年后却开始赞誉他呢？
核心在于鲁国“初税亩”与子产“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改革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鲁国的“初税亩”，并没有改变鲁国的田制。鲁国人只是简单地在原有藉田制十分之一的公田之外，再对农民私田增收十分之一的税，所以鲁国底层农民的税收负担自“初税亩”后就翻了一倍。
藉田制下，因为土地没有完全分配给农户，所以农民在公田上干活时，政府不告知农时，则农民都假装不知道；不告知农事，农民干脆就无所事事。如此状态下，生产效率当然极为低下。鲁国政府没有针对藉田制的弊病变革，却一味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所以才会造成底层民众的反感而离心离德。汶阳人因此而不愿再做鲁人，就是因为如此。
但是，子产的“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改革则不同。“田有封洫”，是指子产将田地都划分了疆界、修筑好灌溉的水沟。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方便将田地分配到户，然后“庐井有伍”——每家每户都征收田税（“庐井”，即代指农户；“伍”，即田税）。与鲁国“初税亩”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子产是变革了藉田制，将田地全部分配给了农户，不再有公田、私田之分。这也就意味着，农民不再需要付出“劳役租”，而改交“实物租”——田税。
改革之初，郑人不习惯从“劳役租”向“实物租”的转变，误以为增加了自身负担，所以才会对子产骂声不断。然而，在土地完全分配给民众后，民众劳作所得大多归于己，生产积极性大增，使得土地生产效率大大高过藉田制时期。所以三年过后，郑人都发觉虽然由“劳役租”改成了“实物租”，但田地上的产出却增加了许多，这才体会到了子产改革的好处！郑人都切身体会到了改革的红利，才会由衷地赞叹“我有田地，子产使之增产！”
子产所处的时代，正是东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东周诸侯国，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现象越来越明显。
强大的诸侯国，利用自身的强大，不断加强对弱小诸侯国的压迫。这使得众多弱小诸侯国为了应付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不得不增加国内民众的赋税，来应对外部威胁。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不到五年，又进一步“作丘甲”。
子产的“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及“作丘赋”改革的目的本质上也是一样。但不同之处在于，子产是在民众和国家都能享受到改革红利的情况下，完成了郑国税赋的变革，使得长期处在晋、楚两个大国狭缝之中的郑国，能继续顽强地存活下来。
乱世之中，郑国和鲁国都增加了民众的赋税。鲁国“初税亩”和“作丘甲”之后，遭遇了民众的反感，汶阳人因此而拒绝再作鲁人。郑国子产的“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和“作丘赋”改革，短期也遭遇民众普遍咒骂；但是长远来看，由于子产的改革实现了民众与国家同享改革红利，最终赢得了郑人的一片赞誉之声。
这才是子产能被后人推崇的根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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