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曾經連續擔任了5屆中共中央總書記。他的一生波瀾起伏，不時地發生著戲劇性的轉變：由中共創始人之一，在黨內享有最高的聲望，到國共合作破裂之後被開除黨籍，最終被定性為“託派”。他孤獨終老時沒有激起社會的任何反響，只是帶著遺憾和失望靜悄悄地走向生命的盡頭。
今年是陳獨秀在上海創建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組織——“中國共產黨”誕辰90週年。筆者懷著對陳獨秀這位歷史名人的敬仰，追尋他的曲折革命歷程和人生軌跡，試圖探索他人生悲劇的根源，解開他為何淒涼而終的歷史謎團。
共產國際撮合國共合作，陳獨秀從堅決抵制到徘徊不定
共產國際成立前，列寧已經將合作的目光聚集到孫中山身上，期待著中俄合作。1920年6月共產國際“二大”提出：在各黨保持獨立性的前提下，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1921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於廣西桂林拜訪孫中山並提議孫中山與俄國聯盟。孫中山深表憂慮，認為在北伐勝利前與俄國結盟會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影響北伐大業，不利於中國的統一。馬林隨即勸說，即使不聯俄，國民黨進行民族主義宣傳也必然會導致帝國主義的干涉。一番考慮後，孫中山最後表示：願派一個最好的同志到俄國去進行聯繫。隨後馬林又到廣州等地考察，對國民黨頗有好感，認為國民黨黨綱為不同派別的人加入國民黨提供了可能。
馬林回到上海向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建議“放棄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並在國民黨中去進行政治活動”，“共產主義小組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這一建議立即遭到陳獨秀的反對。1922年4月6日，陳獨秀致信魏金斯基闡明自己反對共產黨及青年團加入國民黨的6條理由。馬林也於24日離開上海返回莫斯科尋求幫助。
1922年2月青年共產國際執委達林來到中國，準備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4月初，達林接到蘇俄外交使團成員帕依克斯的指示：同孫中山建立直接聯繫，弄清孫中山的國內外政策、對蘇俄的態度以及國民黨在廣州政府中的作用。4月底，大會在廣州召開，陳獨秀和張國燾等人出席會議。會上，達林提出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加入國民黨，但要保持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爭論持續好幾天，沒有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陳獨秀也動搖於各種意見之間，一時拿不定主意。
陳獨秀出於什麼原因反對國共合作呢？首先是出於對革命前途的負責。早在1921年8月，陳獨秀以治療胃病名義請假回上海做黨的工作。在同包惠僧返回上海時，他就曾表示：我們沒有必要依靠第三國際，現在我們還沒有陣地，以後工作開展了再找國際聯繫。回到上海見到馬林後，陳獨秀又向大家說，我們不能靠馬林，要靠中國人自己組織黨，中國革命靠中國人自己幹，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其次是出於對國民黨的擔憂。陳獨秀認為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於妥協、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等等，與其合作將不利於自己工作的開展和進步。
激烈的爭論和思想鬥爭之後，國共合作由“民主聯合”到“黨內合作”
在輪番的建議中，中國共產黨漸漸實現了由排斥國民黨到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轉變。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對時局的主張，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未能獲得政權以前“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這時，共產黨人已經認識到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與資產階級聯手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30日，陳獨秀致信魏金斯基：“我們很希望孫文派之國民黨能覺悟改造，能和我們攜手，但希望也很小。”隨後中共“二大”通過與國民黨以黨外合作方式進行聯盟決議案，這是中國共產黨人自己選擇的道路；“二大”後中共正式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從此中共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指揮。
回到莫斯科後，馬林提交了《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再次提出中共應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獲得共產國際的支持。第二天，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指示中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決定，中共中央委員會在接到本通知後，必須立即遷往廣州，所有工作都必須在與菲力普同志密切聯繫下進行。8月，馬林返回上海後批評聯合戰線是“空洞不能實行的左傾思想”，在他的建議和堅持下，中共中央委員會於8月底在杭州西湖舉行會議，討論國共合作的問題。
會上，馬林堅持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陳獨秀反對馬林的國共合作模式，強調不能因為國民黨內包容了一些非資產階級的分子便否認它的資產階級性質，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將有害於革命形勢。當馬林說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時，陳獨秀提出“只能有條件的服從”，即孫中山要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從他的原有入黨辦法，並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改組國民黨，否則，“即使是共產國際的命令，他也要反對”。西湖會議最終決定國民黨取消打手模，中共的少數負責同志根據黨的指示加入國民黨。中共“三大”正式決定實現國共合作，保持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革命遭受挫折也推動國共合作的確立。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炮轟總統府叛變革命，使孫中山元氣大傷，灰心失意；軍閥吳佩孚在1923年鎮壓京漢鐵路大罷工，製造“二七慘案”，使革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中共開始認識到建立革命武裝和聯合的必要性。孫中山和陳獨秀經歷革命的失意後，認識到國共合作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共合作的實現。
黨內合作後國共變友為敵，陳獨秀多次提議退出國民黨未遂，國共合作最終走向破裂
國共合作的正式確立，並不代表國共就走上了一條肝膽相照、互幫互助的平坦大道。合作剛剛確立不久，國民黨右派分子，如鄧澤如、林直敏等11人就聯名上書孫中山，反對改組國民黨，大肆汙衊共產黨。國民黨一大閉幕當天舉行的宴會上，江蘇代表茅祖權當眾宣稱：“如果共產黨人接受我們的綱領，那麼，他們就應該放棄自己的綱領，解散自己的政策，否則，就不要加入國民黨。”1924年6月，右派分子又以中央監察委員的名義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聲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確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最大妨害”，主張國民黨內不宜黨中有黨。7月13日，苦悶的陳獨秀寫信給魏金斯基指出：“必須停止至今為止的形式來支持國民黨，我們要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即是說，我們不能無條件地、無限度地支持國民黨，而必須支持左派的各種活動，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等於支持的敵人。”9月17日，陳獨秀在《嚮導》發表文章駁斥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工農革命運動的攻擊。面對分歧，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卻認為，“我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同右派進行鬥爭”，“不要加深這些意見分歧，不要擴大這些意見分歧”。
1925年7月，戴季陶發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認為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借中國國民黨的軀殼，發展自己的組織”，“只單獨的利用國民黨政治的保護力和經濟的維持力，擴張自己的生命”。陳獨秀在大是大非面前沒有妥協，積極應戰。9月，陳獨秀髮表《給戴季陶的一封信》，針鋒相對地批駁了戴季陶的攻擊和汙衊，特別是批判了他的階級鬥爭的謬論，論述了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關係。10月，陳獨秀在於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提議，為抵制國民黨的反共傾向，我們應及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會議沒有采納他的意見。此次陳獨秀提出退出國民黨絕非意氣用事，據不完全統計，“從1924年7月到1927年6月，陳獨秀曾有十次提出退出國民黨”。面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繼續執行既定方針，“為了秘密工作和避免同國民黨不必要的摩擦，共產黨的所有軍事工作人員在形式上一般都應按國民黨的組織系統調動”。“中山艦事件”之後，陳獨秀做了最後的努力，再次給共產國際寫報告，主張國共合作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共產國際拒絕了他的建議並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進行堅決批評。陳獨秀最後只得妥協。“黨內合作”最終導致國共關係完全破裂，給中共帶來慘重損失，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凝重的一筆。
“黨內合作”挽救了國民黨卻導致大革命失敗和陳獨秀的悲劇
“黨內合作”方式一直被認為是動盪的20世紀20年代進行國民革命的最好的方式，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國共合作的不二方式。不可否認，“黨內合作”是當時最有可能實現國共合作的形式，合作也使得革命統一戰線形成，壯大了革命力量，對推動革命發展起過不可小覷的作用。但是，從國共合作最終破裂及其帶來的影響看，“黨內合作”的方式值得商榷，它雖然挽救了國民黨卻導致大革命失敗和陳獨秀的悲劇。
第一，國共“黨內合作”是蘇聯在華外交政策的繼續和馬林個人主觀願望的結果。
1920年蘇維埃俄國徹底粉碎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勢力的武裝叛變，政權得到進一步鞏固，對外政策日益提上日程；同時，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相繼遭到失敗，共產國際的西方戰略遭遇挫折，開始把視線轉向東方尋求合作伙伴，以求組織反帝鬥爭的力量；對蘇聯經驗和馬克思主義推崇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團體在五四運動中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此後，東方問題尤其是中國革命問題就逐漸成為共產國際關注的中心。共產國際“二大”公開宣佈“蘇維埃俄國的事業就是共產國際的事業”，這意味著共產國際公開宣稱蘇俄利益至上。共產國際最先選中軍閥陳炯明和孫傳芳，後來全力支持孫中山，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在制定東方路線的時候，是以尋找一個強大的軍事支持為出發點，以鞏固新政權，維護既得利益，而並非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馬林在國共合作中是一個關鍵人物，他不僅首先提出“黨內合作”，還推動了“國共合作”最終的形成。馬林於1922年7月17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的報告中的一些提法是不符合實情的，如，他認為國民黨由知識分子、華僑、士兵和工人四種人組成，完全忽視了國民黨內還存在著封建官僚和軍閥分子。在過高估計國民黨的同時，馬林對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卻並不看重。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如不在組織上同國民黨合作，那他們的宣傳前景暗淡”。他的這些主張嚴重地影響了共產國際對華政策。
1922年12月馬林返回莫斯科後發現共產國際內部反對國共合作的人已經佔了上風，非常惱火。在執委會主席團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上，馬林在談到西湖會議時說，“參加討論的執行會委員們一致認為，通過積極參加這個民族主義運動可以為我們的工作創造最有利的條件”，“中共中央表示贊成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組織”。可以看出，馬林並沒有將西湖會議的實情和盤托出。會後形成的國共“黨內合作”戰略，一方面強調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提出中共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自己的特殊工作，成為共產國際指導國共合作的準則，也為共產黨人開展工作定了基調。
第二，國共“黨內合作”客觀上挽救了名存實亡的國民黨。
國共合作前國民黨已經名重於實。長期以來，國民黨內派系複雜，組織鬆弛；黨員動機不純，大多是為了升官才加入國民黨；常年軍閥混戰，使得國民黨元氣大傷，士氣低落。孫中山在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未能掌握有自己的軍隊，只得求助於南方一些有實力的軍閥，廣東軍閥陳炯明的叛變更讓他深惡痛絕，心灰意冷。此時，共產國際向孫中山伸出了橄欖枝，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孫中山開始了國民黨的改組。
1923年對於孫中山和國民黨來說是轉變命運的一年。這年１月，孫中山和越飛談話，極力爭取蘇聯對他的軍事援助，提出了三個重大問題：第一，蘇聯是否準備向孫中山立即提供200萬金盧布？第二，蘇聯是否在必要時向張作霖發起進攻，把他從北京引過去？第三，蘇聯是否準備在一兩年內給孫中山的10萬軍隊供應武器和一定數量的軍官？越飛的回答是肯定的，這對於國民黨來說無疑是一個起死回生的天賜良機。《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最終確定。
黃埔軍校成立後，3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委託伏龍芝同志親自負責發放50萬盧布，一萬支步槍和一定數量的火炮。”此後共產國際還派很多軍事、技術顧問和專業人員到廣州。自1925年3月到1926年7月，革命軍得到蘇聯方面的軍火援助有：步槍38828支，日本步槍17029支，德國子彈1200萬發，7.6毫米口徑子彈4620萬發，大炮48門，山炮12門，手榴彈1萬多枚，佩戴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以及藥品等。1926年6月北伐開始時，國民黨軍共編有8個軍26個師9個旅，不足20萬人；據統計，1926年7月至1927年4月，國民黨正規部隊共擴編了38個軍和部分獨立師、旅，北伐出征的總兵力一下子就擴大到40萬人以上。
第三，國共“黨內合作”不利於中共力量的保存和獨立成長。
國共合作是中國前途上的一個大暗礁，也是一切糾紛的焦點。對於“黨內合作”方式，國民黨內思想有分歧，共產黨內思想也不統一。1923年李達憤然脫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黨內合作”後在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人具有雙重的身份：一方面是共產黨員，要為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一方面是國民黨員，必須執行國民黨黨綱，遵守國民黨的章程及紀律，被困住了手腳。隨著時局的發展，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活動使得國民黨看到了共產黨的實力。國民黨“一大”後磨擦逐漸明朗化。共產國際一味主張同國民黨右派妥協，陳獨秀的主張和建議一再為共產國際所拒絕和批判，再加之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使得國民黨右派更加猖狂和囂張。此時，既保證統一戰線不破裂又保持中國共產黨獨立性的矛盾變得愈加突出，難以和解，1927年4月，國民黨終於掀起反共高潮，發動反革命政變，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國共合作徹底破裂。雖然國共合作在一定時期內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能證明如果國共合作改採取聯合戰線的方式，成就不會相等或更大”。國共合作的破裂導致革命勢力嚴重的分裂，使中國在遭遇外來侵略的同時，也掀起了內亂的風潮，實行這種政策的兩黨，都陷入了糾紛的深淵，終由友黨轉化為勢不兩立的仇敵，國共兩黨進行長達10年的內戰。
第四，國共“黨內合作”一定意義上造就了陳獨秀的曠世悲情。
對於大革命失敗，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在工作上的指導錯誤，確有相當責任，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把一切責任都一股腦地推到陳獨秀身上，無疑有欠公平和合理。在莫斯科的干預下，陳獨秀從1927年7月12日起，“自此即不視事”，被迫辭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隨後召開的“八七會議”和十一月擴大會議，共產國際代表拒絕陳獨秀參加，並對陳獨秀進行了猛烈的批評。陳獨秀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中心舞臺。大革命失敗後對陳獨秀的不良鬥爭，直接影響了晚年陳獨秀的政治道路，為其曠世悲情奠定了基調。
大革命失敗的重錘使陳獨秀開始了投身“託派”事業的艱難旅程。早在1923年，共產國際與蘇共內部就出現了路線分歧，站在兩條路線上的代表人物分別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張實現黨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等，從而形成了蘇聯共產黨的“莫斯科反對派”。列寧逝世後，兩派的政治鬥爭走向殘酷，托洛茨基最終被開除出黨，直至放逐國外，後成立“共產國際反對派臨時國際”，指導各國託派運動。大革命失敗之後，陳獨秀陷入一種感情糾葛的思想狀態之中，自責、苦悶、孤獨等時刻侵襲著他。他不想推卸責任，卻不滿莫斯科完全推卸責任；他對中共中央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的指責倍感難受。1929年5月，苦悶的陳獨秀看到了歸國留學生王一平從蘇聯帶回來的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等文章，驚喜地發現托洛茨基關於國共合作的主張竟然與自己不謀而合，受到強烈的觸動，大加稱讚托洛茨基對大革命失敗責任的評價。隨後，陳獨秀毫不顧忌地致信共產國際表達自己的不滿，並開始逐漸系統地學習和接受託洛茨基的思想理論。
與此同時，中蘇雙方就中東鐵路有關問題交涉失敗。7月10日，在蔣介石的指使下，張學良下令強行接管中東鐵路，逮捕和驅趕蘇方人員，蘇聯全面反擊，於12月簽訂《伯力會議議定書》宣告中方失敗，結束戰爭，史稱“中東路事件”。“中東路事件”後，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陳獨秀因對共產國際欲犧牲中國革命的做法深表憂慮，就中國革命問題致函中共中央，結果中共中央卻逐條駁斥陳獨秀的觀點，認為陳獨秀的兩封信“離開中央路線”，並對陳獨秀進行嚴重警告。在共產國際一系列指示精神的影響下，在整個大的反託反右鬥爭的大背景中，1929年11月15日陳獨秀被開除出黨。懷著滿腔憂憤的陳獨秀斷然表示與共產國際有“不可調和的不同意見”，並表明自己站在中共中央“反對派”的立場。就這樣，陳獨秀痛定思痛，帶著對共產國際的怨恨和中共中央的嗔怒，帶著“中國的革命應當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的希望和執著投身“託派”事業。
1937年8月，經歷4年多國民黨牢獄之災的陳獨秀出獄，隨即為抗戰奔走呼號，為民族存亡積極擁護國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經過認真考慮提出了與陳獨秀合作的三項條件，其中“先於一切條件”第一條要求陳獨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託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託派組織脫離，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尋求合作似乎變味為“招降”！陳獨秀“不知過從何來”，遙望著延安敞開的大門，鬱憤交加，斷然宣佈“不隸屬任何黨派”！陳獨秀移居江津之後，周恩來等在1939年春拜訪了他，並勸說他去延安。陳獨秀認為黨中央那裡沒有可靠的人，予以拒絕；也有國民黨顯要胡宗南來訪，陳獨秀亦謝絕公開反共。5月，陳獨秀住進石牆院後，病魔與貧困時刻困擾著他。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孤獨與失望中與世長辭。
可見，國共“黨內合作”不僅開始了陳獨秀與莫斯科20多年扯不斷的恩恩怨怨，也在很大程度上為他的人生悲劇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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