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西周历史，周王室对楚国征伐的详细记载相对较少，但并不证明，被周天子称为“蛮荆”的楚国，对周王室的威胁相对较小。恰恰相反，在西周中后期，楚国越来越对周王室构成了巨大威胁，周昭王、周宣王两位周天子在伐楚中遭遇的惨败，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史书中记录周昭王伐楚失败时说：“丧六师于汉”、“南巡不返”（《竹书纪年》），也就是说不但西周军队全军覆没，而且周昭王也因此战而死。之所以史书对周王室这次伐楚没有进行详细记录，有很大方面的因素，是出于对周王室失败的避讳难言，由此也更能说明此次失败对周王室的打击之大。
伐楚之因
周王室针对蛮夷之国的特殊分封制度，是楚国对周王室归属关系薄弱、以至不愿归服之重要因素
- 在西周之初，楚国对于巩固周王室的集中统治，还是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这也与楚国在发展初期的自身实力有限有关。
以楚国初期的发展水平，一方面无法与周王室抗衡，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依靠周天子的力量获得更大发展。
楚国对周王室的归服态度，以及楚国依赖周王室得以发展，可以从周文王、周成王时的两件事看出来：
周文王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这里的“鬻子”，就是鬻熊，是楚国的君主，当时是以“子”的身份归服于周王室，在随后的翦商大业中，楚国应是对周王室起到了辅助作用。
到了周成王时，楚国依赖周王室的支持，正式有了自己的分封之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史记》），鬻熊的重孙熊绎得到周天子的分封，应是与鬻熊对周王室的贡献有关，正是由此次分封，楚国才正式立国。
但也从中可以看出，周成王虽然对楚国进行了分封，但在分封待遇上，楚国这个既不与周族同姓、又无姻亲关系的小国，其“子男之田”的不过百里的分封面积，还是远远不能与齐、晋、鲁、卫等诸侯国的待遇相比，正如《左传》中后来子革对楚灵王所言：“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楚国对于周成王的分封，内心还是有意见的。
- 楚国对周王室的不满，还出于被周天子边缘化的身份。
周成王召集诸侯参加会盟，楚国也在参加之列，但在会盟中，因为楚国被视为“荆蛮”，被安排看守火堆，即“守燎”。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国语》）
楚国国君虽然参加了会盟，实际上却没有资格坐到正式坐席上，地位与鲜牟这样的东夷一样低下，这使楚国感到受到很大歧视。在周王室对楚国的长期冷落与歧视中，这种不满，强烈地表现于后来几位楚君的所言所行。
比如在周夷王时期的楚君熊渠，干脆自己将三个儿子封为王，并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这句话的意思，一方面是对周王室权威发起了公开挑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楚国对周王室分封制度已不抱希望。
再有楚君熊通，直接向周王室提出了提高楚国政治待遇的要求：“我蛮夷也，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从楚国这位国君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其扩张目光已经不局限于江汉，而是想与中原各诸侯分庭抗礼。熊通的要求没有获得周王室同意后，干脆自立为楚武王。
楚国对周王室统治地位的挑战，不只是表现于楚国国君的言行，还在周昭王时期对伐楚事件的记录文字中有所反映。比如在昭王时期的“过伯簋”等青铜器铭文中，记录有“过伯从王伐反荆”、“王命南宫伐反荆方”等字样，其中的“反荆”，就代表了荆楚对周王室的反叛之义；正是由于楚国的反叛，周昭王才不得不对此采取军事行动。
伐楚失败之双方内因
周王室以“方伯”代为管理蛮夷的政策局限性、东南诸夷的长期威胁，以及楚国“得江汉民和”的地理族群优势，多因素造成的周王室对楚国控制力不断弱化
- 周王室分封制建立的统治措施减弱之内因。
在周昭王时期，对于楚国扩张的控制手段，基本上还是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在南阳、汉阳一带分封诸侯，以遏制楚国向北、向东的发展，主要包括邓、鄀、谷、卢异姓诸侯和随、唐等姬姓诸侯。
这种办法，在楚君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的楚国初创阶段，有着明显的效果，楚国能够服从于周王室统治而定期朝见周天子。比如在陕西出土的西周初期甲骨文中记有：“曰今楚子来告”，即说明楚国国君当时被周王室称为“子”；这与《史记》中记载的“鬻熊子事文王”的记载，是一脉相承的，说明了楚国对周王室的长期服从地位。
另一个办法是，当周王室分封于南方的“方伯”对楚国等蛮夷之国失去控制力时，就需要周天子派出王室“六师”进行征伐，必要时就要周天子亲自出征。这种情况，在周昭王之前的周公、周成王时期都有先例：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孟子》）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逸周书》）
王伐录。（成王时“大保簋”所载）
从西周以来对东方南方大小部族的征伐频度和难度看，周王室东部南部的威胁始终存在，究其原因，与殷商旧族及同盟部族对西周的长期仇视有一定关系。
当成王践奄、周公东征，殷人及其同盟部落如东夷族团的徐、淮夷等，部分避往江汉一带。比如周公东征时所伐的“徐”，到了周宣王时，再次叛周。由此点而看周昭王的“南巡不返”之因，除了与直接征伐楚国有关，还应与江汉一带的东夷族团有关：
皆云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没水而坏，昭王溺焉。（《史记正义》）
还反及汉，梁败，王及祭公陨于汉中。（《吕氏春秋》）
不管是用胶胶船的汉滨之人，还是破坏桥梁的“汉”人，按史书所言皆不是楚人，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徐”等江汉一带的部族。
正是由于周王室对东夷部族长期以来的屡征不服，才使得东部南部所分封的“方伯”威慑力也相应减弱，对周王室分封制度本就不满的楚国，趁周王室疲于应付东夷部族叛乱之机，也开始挑战周天子权威。周王室所面对的东夷与楚国的共同挑战及缺乏足够的重视，让江汉之宿敌有了可乘之机，是此次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 再看楚国是有着怎样的实力，才能使周天子的征伐如此惨败。
经历几代人的艰苦开拓，楚人的势力范围已有了非常大的拓展，而且在这一时期的的几代楚国国君，都有着艰苦奋斗、开拓图强的精神。
比如被周成王分封的楚君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由楚国国君作表率的这种艰苦开拓精神，一直延续到楚君若敖、蚡冒，《左传》中记载其事迹，依然用到了“筚路蓝缕”：
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到了周昭王时期，楚国开拓山林已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实效，这从楚国有着丰富的“金”（即是铜）可以证明。在记录周昭王伐楚的青铜器铭文中，多次提到了“孚（俘）金”，即获得了青铜之类的战利品，如“过伯簋”记载的“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宝尊彝。”
再由此推断，楚国的青铜冶炼技术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在应用到战争装备中，对楚军的战斗实力也必将起到提升作用。
- 楚国在南方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敢于挑战周王室权力，还有“得江汉间民和”（《史记》）的地理族群优势。
楚国的发展空间，从初期的荆山一带，快速延伸到长江中下游，并得到江汉一带民众的广泛支持，与楚国推行有利于当地原居民的政策有关，从而更增强了楚国与其他部族的血脉凝聚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楚人与长江中下游的越，同为芈姓，《世本》言：“越为芈姓，与楚同祖。”有了这样的血脉联系，再加之楚国国君的所推行的有利于当地发展生产的政策，才让楚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民众基础。
这种扩张战略，在之后的楚君熊渠那里得以证明：
熊渠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史记》）
如果没有这种血脉联系与政策支撑，楚国的发展也就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就。
从周王室长期对楚国的“蛮荆”称呼，也能反映出楚国对周王室的长期不服从态度，同时，楚国不同于中原的礼义文化制度，使其对于周王室的归属感长期处于边缘化，也让由此建立的统治关系相对薄弱，当周王室处于盛世时，不会有所影响；一旦外部形势有所变化，这种薄弱关系即处于崩解危机。
分析西周伐楚之缘由及失败结果，有周王室之实际威慑力趋于衰弱的因素，也有楚国自身发展过程对外扩张的因素，以及更多的双方因素和外部因素，导致周天子在征伐之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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