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穆導演的《小城之春》是我每年都要重看幾遍的電影。
直到最近在優酷上點開時，被編輯的標題和劇情節點提示深深地傷害了。
首先是關於這部電影的一句話劇情介紹，被概述為：空虛少婦移情舊時戀人。
抱著極其憤（hao）怒（qi）的心態，我決定繼續看看他們對這部“東方美學”典範的影史經典作品動了多少手腳。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zhen）一（qi）跳（miao）。
全片93分鐘被打了7個劇情點，而且有種知音、故事會、章回體標題的“巧思”。
再陳列這些標題之前，我想還是先簡單介紹一下劇情，以便各位參照。
1948年前後，斷垣頹壁的南方小城中。
妻子周玉紋每天為生病的丈夫戴禮言抓藥，日子索然無味。
直到章志忱出現，“激起一池春水”。
他是是禮言昔日好友，卻也是玉紋的舊時情人，也成了妹妹戴秀的愛慕對象。
“發乎情，止乎禮”，最終什麼都沒有發生，章志忱離開後，小城又恢復了寧靜。
好，故事開始。
1、落魄少爺鬱鬱寡歡，與嬌妻貌合神離
2、好朋友欣喜重逢，驚覺舊愛變嫂子
3、舊愛共處一屋，舉手投足盡顯曖昧
4、少婦為妹妹做媒，忍痛將舊愛送他人
有趣的是，此處的節點文字還經過了修改，去年夏天還是：
破舊城牆浪漫約會，欲拒還迎猜心事。
5、空虛少婦投懷送抱，遭拒傷心欲絕
6、病弱少爺昏迷，經搶救挽回一命
7、深深愛戀藏心底，靜靜目送愛人離開
看完這些標題後，看過《小城之春》的影迷一定會覺得這是另一部網文改編的2015年的網絡大電影，比如《虐心愛情故事之慾愛》。
不過這種標題的使用方法倒是讓我聯想到了2007年流行的“知音體”。
2007年8月，天涯社區有人發帖稱：請大家用無敵、優雅、冷豔的“知音體標題”來給熟悉的童話、寓言、故事等重新命名。
發貼者首先給《白雪公主》重新命名為《苦命的妹子啊，七個義薄雲天的哥哥為你撐起小小的一片天》。
很多影視劇也難逃被重新命名的命運。
比如《上海灘》——寶貝女兒情迷古惑仔，黑幫老爹無奈起殺心。
《鹿鼎記》——謝謝你給我的愛：致我生命中的七個女人。
《哈利波特》——毀容少年自強自立：我愛上這一道疤痕！
正當我義憤填膺之際，還是決定繼續回溯。
直到1948年《小城之春》宣傳上映的情境果然也發現了一些不同的信息。
除了我們熟知的片名，它的另一個名字是——《慾火》。
而且在海報上的，女主角臉龐左側兩豎行字：病夫能力衰，少婦守活寡。
身體左側則有兩豎行紅色大字號加粗的標語：沒有一個男人沒有性的衝動，沒有一個女人沒有性的慾望。
彼時在《申報》上的電影海報詞是：
近於冶蕩, 一切無邪，難得放浪，不及於亂，如酒之醇，如蜜之甘，如嚼陳果，如飲醴泉。
前四句也出現在《慾火》這張海報之上。
在1948年10月上映的這部作品，也是生不逢時。
儘管採用了上述的宣傳包裝，但還是沒有受到觀眾的歡迎。
當時進步的影評給了無情的批判，說它“根本忘了時代”,“那麼蒼白，那麼病態”，並規勸費穆“不要太自我欣賞，自我陶醉”。
更有甚者，說《小城之春》“沒有時代性，沒有民族性，完全是神經病者幻想的產物”；“沒有思想，也沒有感情，純形式主義的東西… …是不可寬恕的罪惡”。
當然也有“識貨”者，稱讚“《小城之春》的作者用東方色彩的筆致———沖淡的筆致來描寫一則美麗的東方人的故事”，“費穆嚴謹的製作態度，使《小城之春》達到國片前所未有的藝術的高峰”。
類似的言論直到80年代才被重新喚醒。
而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改革開放之前，這部作品被定性為消極的、灰色的：“它的消極影響就尤其不能忽視，在當時它實際上起了麻痺人們鬥爭意志的作用……再次反映了費穆作為一個小資產階級藝術家的兩重性及其軟弱的性格，反映了他在解放戰爭的偉大時代中心情的苦悶、矛盾、灰暗和消沉。”
80年代《小城之春》被“重新發現”並非偶然。
在全球化語境中的尋根焦慮讓它再次承擔起“文人電影”“東方電影”“詩性電影”“銀幕詩學”“現代性”“民族性”的責任。
這段公案今天暫且不表，我們再次回到網絡時代它的遭遇。
在豆瓣的評論中，一條2016年10月12日的短評浮出水面，應該是一位電影學院本科生寫的：
標放【7】：中國現代電影開山之作。《小城之春》，這個片名在心中分量太大了，一看到這四個字，就會萌生出一種敬畏之情。今日學校放映，不知哪來的笑點，全程同學狂笑不止，到最後自己也不知不覺地偷笑，太羞愧了…這感覺如同在教堂指著聖徒祈禱的受難耶穌哈哈大笑。老片放映課程成了毀經典系列。
這個短評中描述的場景似曾相識。
2014年7月，著名演員楊立新連發5條微博，痛陳北京人藝公益場演出的“《雷雨》成了爆笑場”。
如果我們也回到1933年8月，曹禺剛剛完成《雷雨》初稿，隨即交給了南開中學的同學靳以，也是《文學季刊》的主編之一。
靳以把手稿拿給第一主編鄭振鐸，不料振鐸一看“認為劇本寫得太亂而擱置下來”。
靳以又拿給戲劇名家、清華助教李健吾，但他並不認可，“不肯推薦這個劇本”發表。
這就讓靳以十分尷尬，只好把劇本暫放在抽屜裡。
直到半年後交給了巴金，巴金表示很喜歡。
“在北平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南屋中客廳旁那間用藍紙糊壁的陰暗小房裡，我翻讀那劇本的數百頁原稿時，還少有人知道這傑作的產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動了的第一個讀者。我一口氣把它讀完，而且為它掉了淚。”
有了巴金的推薦，《雷雨》得以發表。
也“恰逢其時”，國家危難、民族危亡之際，被排成話劇，走向全國高校和舞臺。
然而到了1937年除夕夜，胡適想起《大公報·文藝副刊》楊振聲贈送的兩本話劇，也就是曹禺的《雷雨》和《日出》。
“今夜讀了，覺得《日出》很好，《雷雨》實不成個東西。《雷雨》的自序的態度很不好……《雷雨》顯系受了Ibsen、O'Neil（易卜生、奧尼）諸人的影響，其中人物皆是外國人物，沒有一個是真的中國人，其事亦不是中國事。”
本文並不想就歷史地位和藝術成就評判電影《小城之春》和話劇《雷雨》，而是覺得“重新命名”或者“重新發現”並不是某個時期的特例。
而是任何一個時代，大眾接受者、藝術傳播者和作品共謀的結果。
這其中，任何一個變量都會發生變化，而每一個變化都會出現上述類似的或讓人欣喜、或讓人尷尬的局面。
參考文獻：
莘薤.《小城之春》:一首清麗的詩
馬博良.評《小城之春》
慕雲.蒼白的感情—我看《小城之春》
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第2卷)》
葉明《追憶“文華”(1947—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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