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相較於歐洲的重商主義政府，只能說清朝的統治者歷來對國際貿易以及國際關係不怎麼感興趣，這就是所謂的“安於現狀”。

與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和荷蘭共和國相比，清朝作為一個國家與其他大陸的人員、商品、思想和資本的交流要少得多。總的來說，與歐洲國家相比，清朝的統治者連自己管轄範圍內的事情往往都不甚瞭解。身處英國的倫敦和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能輕易收集來自全世界的情報，而在清朝的京城或其他任一城市，想得到其他大陸上一則及時可靠的情報都非常困難。清朝的宮廷自然對歐洲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一無所知，不管是在對外經濟方面還是在政治軍事方面，均是如此。

清朝地圖示意圖

因素一、清朝政府對歐洲國家文明毫不知情

清朝政府對世界上其他的文明毫不知情，清朝過去的世界地圖可以清楚地證明這一點。清朝政府的閉關政策使之幾乎不受來自歐洲社會的外部影響。甚至有傳說講，乾隆皇帝曾經向人問起印度的國土大小、人口狀況以及他們的統治者是誰，雖然沒有證據證明這一說法。與英國的馬戛爾尼談話時，乾隆曾問過英格蘭距離俄國有多遠，以及意大利和葡萄牙是不是就在英格蘭附近，是否由英國管轄。

我們可以從以下指標可以衡量清朝政府對外表現出的興趣：①對外交流的人員流動；②文章著作中涉及外國地區的次數；③學習外國地區當地語言的人數；④以及從該地區進口的各類商品的數量，等等。

與以往無異，清朝在以上各項指標中的表現仍然不盡如人意，無論在哪個方面均滯後於歐洲國家。由此可見，清朝那時真的非常閉關自守，以至於在19世紀中期清朝被西方國家強制入侵之後，清朝竟然還對西方列強的狀況一無所知呢！

閉關鎖國的清朝政府

因素二：清朝政府在經濟和軍事上處於閉關自守的狀態

清朝在經濟方面清朝封建政府閉關自守，這表現得尤為明顯，尤其是對亞洲的各個國家；在軍事方面更是貪腐橫行，軍隊潰不成軍。在中外交流方面，甚至連語言不通的問題也成了極大的障礙，因為那時漢語禁止對外傳授。

歐洲國家的重商主義以制定長期通商規則、效仿他國並與之競爭為核心。這一核心顯然並沒有在清朝傳統的國家經濟體制中得到體現。比如，當時的京城對廣州的中西方貿易狀況毫不知情，就更不用說歐洲的經濟狀況了。當然，它對歐洲經濟思想自然也是聞所未聞。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競爭者面前，處於經濟消息封閉的狀態就是置己方於極大的劣勢。這就是直到最後儘管廣州經濟貿易表面上屬於清朝，但其真正的領導者仍然是歐洲的貿易者而非其清朝同行的原因之一。正如阿謝德所說，"若歐洲能統領全世界，那也是因為它第一個認識到全世界的存在"。意大利作家托馬索·康帕內拉（1568年—1639年）早在1599年的著作《西班牙君主制度》中就寫道："知道某個地方的存在，就相當於已經將其半數據為己有。"

歐洲哲學家培根：知識就是力量

因素三：清朝缺乏“科學知識”的傳播途徑

清朝同時期的歐洲國家手中已經掌握了大量外部世界的信息。在近代早期，歐洲人就已經非常熟悉培根主義哲學中科學知識與力量之間的聯繫。這一點在傑里米·布萊克的《知識的力量》一書中闡述得淋漓盡致，也值得各位讀者一閱。因此相較於歐洲國家對全世界信息的積極吸收，彼時的清朝處於一種自我封閉、對外漠不關心的狀態。

黑德里克早前關於19世紀時期的觀點很正確：不管在世界上的哪個地區，歐洲人對其時事動向都瞭如指掌。歐洲國家對其殖民地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應對方法非常明確：一探索，二控制，三著手開發利用。且不管這種方法是好是壞，彼時的清朝對此則處於完全矇昧的狀態。

世界上大量的學者開始認識到，洲際貿易、交流和控制同時也帶動了"科學意識"的覺醒，或者說得更通俗點，可靠實用的知識開始大量地被發現並積累下來。封建社會體制確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政府在這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視。即使保守的人也會積極探聽來自外部的各種消息，更何況保守的政府呢？

早期歐洲實驗室示意圖

歐洲的國家體系對知識增長的促進無可比擬。歐洲擁有大量相互競爭的獨立試驗室，大家基於前人的經驗或者藉助於反覆試驗，競相提出新的理論。這無疑是一種先進的體制。正如摩爾所說，"歐洲的領先，在於這是創新的誕生與繁榮之地"，這也正是政治競爭產生的結果。

在摩爾看來，傳播新理念的人群，也能是不同的政治單位，以及有相互對立的信仰或是對立的臨時政府。多元主義使得有不同思想的人能夠在不同的領域和影響範圍內自由活動，並尋求新的庇護。若某個庇護中心因政治原因遭到破壞，該中心亦可遷往別處。

不可否認，清朝也由無數相互競爭的個體和大量不同的區域組成，所以它絕對也能體現出更多的活力。但是，即使上億的清朝人民也不能等同於普天之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是漢人，享有共同的理念和利益。生活在大清帝國的人不像歐洲人那樣處於一個"多樣化"的世界中，這些歐洲國家本國僅有彈丸之地，卻擁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和廣泛的海外聯繫。清朝舊政府與世隔絕的封建統治以及不透明的治理方式，對知識和理念的交流與學習沒有任何促進作用，也阻撓了各行各業的創新。

鴉片戰爭示意圖

事實上，歐洲各國的政治體制同時也促進了知識的增長，因為其競爭性體制為知識的增長提供了額外的保障。在這方面將英國和清朝相比，我們不得不說清朝的封建政府乃至封建社會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才開始覺醒，感到有必要認識外面的世界。

在歐洲那種相互競爭的國家體系中，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信息的重要性要遠超過清朝與周邊附屬國之間的霸權關係。另一方面，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一個世紀之前，清政府就有機會了解敵對的英國的狀況。但遺憾的是，它從未真正這樣做過。這對於一個宣稱致力於保護自己領土範圍內社會與財產安全的政府來說，的的確確是一種嚴重的疏忽。

閉關鎖國

因素四：清朝的不包容性

就"恐外"或閉關鎖國的狀況而言，清朝就不太可能成為"超級大國"，即一個"在歷史中極少見的、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和經濟實力、足以稱霸世界的社會"。世界歷史上的每個超級大國至少以其所處的時代標準衡量，都是多元和包容的。超級大國之所以能成功，都是因為不拘一格地使用來自不同背景的有能力和技能的人，吸引和發掘為其他社會所不容的有天賦的群體。

知識和信息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是至關重要的，而"開放"競爭的社會相較於"閉塞"孤立的社會，其優勢是不言而喻的。清朝統治者顯然沒有料到自己將面對這樣的競爭者，他們提供了另外一種制度，更為可行甚至效果更佳，足以替代現行帝制。部分外來威脅被清朝統治者很好地解決了，而部分威脅比如來自歐洲的威脅，則被嚴重低估了。

太平天國運動示意圖

因素五：清朝的國家制度很難改革

發生在清朝內部的嚴重叛亂，直到太平天國運動都未能提供另外一種選擇。太平天國運動的參與者反叛卻不改革，要麼想要重塑舊秩序，要麼想著回到過去的好日子。在我們談論的這段時期，清朝的國家制度安排從未遭遇過全面的挑戰，國家制度很難被重新改革。歐洲則面臨著制度方面的更大挑戰，需要在更大範圍內去學習和選擇，甚至包括海外。這最大限度地改善了當時的情況。

如果一個人將英國制度創新的程度和深度與清朝近代早期相比，那麼清朝應被視為一個故步自封的帝國，而不像現代修正主義聲稱的那樣有活力。談到制度創新，和英國相比，清朝顯然是一個落後者。英國在當時複製並實驗了所有它認為合適的全新方法。在這段時期，清朝並沒有嘗試其他方式，以替代當時的君主專制。清朝曾經成功的制度安排成了其發展的桎梏，使永不滿足的歐洲人最終將自滿的清朝甩在身後。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說，我們很難想象有什麼可行的替代方案，能使清朝在19世紀國際的和民族的星空中真正改造自己的統治體系。

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森畫像示意圖

結合清朝人安於現狀的特點，清朝官員確實沒什麼非常迫切的理由向歐洲或者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學習。但是，這當然不能等同於清朝人實際上高歐洲人一等，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森在其關於歐洲文明源於東方的著作中提出了此類說法，這有失偏頗。

按照霍布森的說法，清朝在19世紀鴉片戰爭之前只是落後英國一點而已。不可否認，曾經的清朝在很多方面都領先於歐洲，但同樣也不可否認，那時的清朝也有不如歐洲的地方。清朝的統治者本來可以通過與歐洲以及其他地區的"蠻夷"緊密地往來，並從中獲益。到18世紀末期，從諸多方面來看清朝顯然早就不再像以前那樣高人一等了。

清朝統治者畫像示意圖

結束語

清朝的統治者並沒有做到時時刻刻管理好自己的帝國，清朝皇帝們本可以以他國為鑑，以正己綱，可是他們並沒有這麼做。在18世紀，清朝的軍隊曾取得無數勝利，打下一片雄偉江山，那時他們就應該瞭解到，即便如此，他們也難以匹敵當時歐洲的那些國家。然而他們選擇對此視而不見，並且沒有為此做出任何努力以圖改變。說到清朝國家政體的運轉，早在18世紀末期人口壓力以及生態狀況的變化已經警示了事態的惡化。就清朝經濟來講，在19世紀初期引入鴉片導致銀荒之前，清朝經濟一切都沒有問題，直至鴉片戰爭爆發，此後經濟狀況才開始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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