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世说学”，鲁迅是绕不过的一座路标。其《中国小说史略》（1923）、《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皆有专章论述《世说》，而其演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则又率先揭橥“魏晋风度”之要义，从此，《世说》不仅成为我国文学史、小说史研究之重镇，更成为士文化史、精神史、心灵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鲁迅论《世说新语》
《中国小说史略》乃鲁迅1920~1924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先后于1923年、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册印行。
此书之出版，改变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为中国小说史学开疆拓土，厥功至伟；而其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亦为“世说学”研究开风气之著述。
1925年，此书复由北京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1931年北新书局又出版修订本。鲁迅在《题记》中称：
“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
可知关于《世说》的这第七篇并无改订，原汁原味。
此文可说是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世说学”论文，其对于《世说》研究贡献有三。
其一，精准分析了《世说》一类“记人间事者”的笔记小说，何以会在魏晋风行的深层原因。其开篇即道：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此一段文字向为学者所征引，盖其不仅可做小说史之背景描述，亦可作为思想史之参考资料，尤其“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实则隐含志人与志怪小说之分判，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
其二，确立了《世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彰显了《世说》对于中国小说文体学的研究价值和典范意义。鲁迅追述此类著作渊源称：
“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
其中，将列御寇即《列子》与韩非《韩非子》并列，虽失之严谨，亦可见出旁搜远绍之眼光。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虽也涉及了《世说》之前的《郭子》《语林》，及《世说》之后的沈约《俗说》、殷芸《小说》、邯郸淳《笑林》、侯白《启颜录》及苏轼《艾子杂说》诸书，却偏以《世说》标目，显然以为在这一条源远流长的志人小说系统中，《世说》实具有标本意义和文体学价值，故其能涵盖这一琐言轶事类小说的性质和特色。
尤其在论述《笑林》时，谓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一体，亦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也”；称阳玠松《谈薮》“则《世说》之流也”；最后一段则胪述《世说》体续仿之书共17种，为此一系统立此存照，可谓对“《世说》体”小说最早的集中论述，开启了后来的《世说》文体研究。
其三，认为《世说》“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并提出了“成于众手”的大胆揣测。鲁迅说：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
而在《选本》一文中，鲁迅说：“《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者，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
其实，这一说法并非鲁迅首创。明代陆师道（1510-1573）在《何氏语林序》中早就指出：“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
此序写于《何氏语林》付梓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一百多年后，清人毛际可（1633-1708）在《今世说序》中称：“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鲁迅当是受到前人启发而做出的推测。
说明：本文节选自刘强《研究史论》第六章“近现代的世说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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