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歷史上，誰能堪稱“罵人”第一人，我想除了魯迅，無人匹敵。
魯迅“罵人”到什麼程度呢，僅憑一人之力，攪亂了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文壇。僅憑一支筆，撼動了三十年代的上海灘……你可以掰著指頭數一數，那些被他狠狠罵過的文人，胡適、林語堂、陳西瀅、楊蔭瑜……這個名單可以列出半本近代文學史。
魯迅先生為了“罵人”便捷，還開創了一個新的文體叫做“雜文”。這種文體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議論文，是一種更能讓他嬉笑怒罵的情緒自由轉換的文體。這種文體讓他的“筆桿子”變成“鋒利的尖刀”，刺殺敵人片甲不留。這種文體最厲害之處，在於罵人不帶髒字，又把論敵氣的哭笑不得！
學者陳漱渝主編的《魯迅罵語》，曾經說過下面的話：
魯迅被人戲稱“罵人專家”。當時整個文壇幾乎都沒他罵過。別人罵不過他的就氣急敗壞。《魯迅文集》也是“罵人文選”。先生自己也說過，我的雜感不免於罵。他的“罵人”有八大技巧：正對要害，一擊致命；不留情面，常取類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旁敲側擊，以退為進；預設埋伏，小題大做，嬉笑怒罵，冷嘲熱諷……
鋪墊這麼多魯迅先生“罵人”的過人之處，可是轉念一問，魯迅先生是“路見不平一聲罵”的良心文人，他恰好生活在蔣介石國民政府時期，為何沒有破口大罵蔣介石？是魯迅先生害怕被逮捕嗎？當然不是。那這裡面究竟有何故事呢？
他和蔣介石的“過招要”分為三個階段，我們慢慢道來——
第一個階段（1927年之前）：英雄所見略同
魯迅先生屬於19世紀的80後，出生在1881年，他所經歷的時代正好是晚清政府瓦解，維新變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運動爆發的動盪時期。出生在浙江紹興的他，遭遇家道中落，只好放棄仕途，到南京學習礦產。後來，到1907年魯迅先生遠赴日本留學，正好光復會在日本成立，骨幹力量之一章太炎還是魯迅的恩師，後來的會長蔡元培還是魯迅的同鄉兼好友。他對光復會的章程、指宗旨都是極為認可的。當時的愛國青年聚集在日本謀求變法救國之路。大家一腔熱血，滿腹仇恨，只為中國四萬萬同胞有朝一日能夠當家作主。
在日本留學時期的魯迅
而蔣介石呢，他出生在1887年，比魯迅小6歲，也屬於80後。他出生在浙江寧波。在1908年到日本留學加入了同盟會。當時光復會的很多成員也加入了同盟會。兩者創立之初的思想宗旨相近。
周作人曾經說過，魯迅雖然不曾加入同盟會，但是經常出入同盟會成員的寓所，相談甚歡。這說明魯迅先生當時的思想和這些青年都是相近的。
從這些背景我們來看，魯迅和蔣介石年齡相仿，出生地相近，都曾在日本留學，也分別加入過“光復會”和“同盟會”。在他們年輕的時候，都有一腔救國的熱血，對中國的認識也比較接近。
蔣介石在日本留學期間
曾經有一段趣事，被人記錄：
1934年,毛澤東對馮雪峰說:“‘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馮雪峰轉述給毛澤東一位日本友人的話：“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
從別人的口中，可以知道魯迅與蔣介石對中國現狀的分析都十分的接近，雖然兩個人未曾謀面。
還有一例證，就是魯迅在1926年離開了讓他厭倦的北京文化圈。在這裡他經歷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最終那些別他罵的人離開了北京。他也厭倦了論戰，帶著愛人許廣平遠走高飛。他到了廈門大學任教，許廣平先去廣州家中暫居。
兩個人在熱戀中，只能通過書信傳遞，於是很多個人化的論斷都在這些書信中流露出來了。比如1926 年 10 月 20 日兩個人的書信中的這段話：
“現在我最恨什麼‘學者只講學問，不問派別，這些話，假如研究造炮的學者，將不問是蔣介石，是吳佩孚，都為之造麼？”
這封書信什麼意思呢，把蔣介石和吳佩孚並列，他這是對蔣介石的認可呀。
魯迅在廈門大學依然受到“現代評論派”的排擠，於是就憤憤不平。正好中山大學那邊熱情邀請，魯迅才決心離開“是非之地”奔赴了廣州和愛人許廣平團聚。其實，大家不知道的是讓魯迅先生到中山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就是國民黨高官的極力撮合。
這裡面有多少蔣介石的作用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魯迅先生到了廣州之後，還曾和蔣介石派系的孔祥熙交往過。1927年3月29日魯迅參加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紀念大會做了演講，之後受到孔祥熙的邀請到家中小坐。
這段時間魯迅對蔣介石是有一種期待的，他們是浙江同鄉，還是留日圈的留學生，相比較來說對於留學歐美的現代評論派此時的魯迅更加偏向蔣介石吧。
第二階段（1927.4.12-1936.10.19）：道不同，水火不容
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在中山大學也沒待多久，主要原因在於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一場血雨腥風的屠殺。他在廣州下令逮捕地下黨和青年學生，魯迅先生看到自己的學生被逮捕，憤而去營救學生，可是沒有武器的文人僅僅憑著筆桿子是難以辦到的。他各方尋求幫助，可是這樣的行動與蔣介石的派系主張發生了巨大的分歧和摩擦。蔣介石派系對魯迅先生也抱著失望的態度，而魯迅更是對蔣介石失望至極。
因為在這裡，他再一次看到了暴政和流血，和以前的政府沒有什麼區別。他再一次看到青年學生被逮捕，看到言論被壓制，所以魯迅此時此刻更加失望，因為這一次他畢竟抱有過一絲希望的。
1927 年 4 月30 日蔣介石發表演說 ：
我們所主張‘以黨治國’為救中國的唯一出路。我國民黨是負責的政黨，所以我們不許共產黨混雜在裡面……我們‘以黨治國’的主張，自有苦心精義。”
看到這樣的言論，魯迅先生曾在《 擬 豫 言 ——一九二九年出現的瑣事》進行諷刺：
有公民某丙著論，謂當‘以黨治國’，即被批評家們痛駁，謂‘久已如此，而還要多說，實屬不明大勢，昏聵糊塗。
後來在《“友邦驚詫”論》中也諷刺蔣介石的“黨國”：
“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
此時的蔣介石難道就任憑魯迅指桑罵槐嗎？當然不會。他進行了一場“反擊戰”。先是造謠魯迅被俄國人收買，再是下了通緝令給陳立夫務必抓住魯迅。魯迅當時躲在了日本友人內山先生書店的閣樓裡，在那裡躲了31天。
沒有抓到魯迅，蔣介石就下令禁書，把魯迅先生的書全部列為禁書。
魯迅在 1934 年寫的《自傳》中說：
“因為加入自由大同盟，聽說國民黨在通緝我了，我便躲起來。此後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民權同盟。到今年，我的 1926 年以後出版的譯作，幾乎全被國民黨所禁止。”
但是，兩個人如此針鋒相對，魯迅寫過很多文章都是指桑罵槐，為何從不直接點名呢？
原因在於可能有二：
第一，以前看錯了袁世凱，現在看錯了蔣介石。他對蔣介石的看錯更顯示出的是痛惜。曾經兩人思想是相近的，他們曾經有著幾乎相近的青春，不點名那是留一點底線。
第二，如果指名道姓，真正的惹惱了蔣介石。魯迅是無法在上海生存下去的，儘管他有內山完造先生的幫助但是在中國，蔣介石當時是完全有能力抓住魯迅的。如果蔣介石要徹底剷除魯迅的話，魯迅唯一的出路就是帶著家人離開上海。如果他離開了上海，他怎麼繼續拿起筆作鬥爭呢？為了繼續鬥爭，魯迅就用“指桑罵槐”的招數來和“敵人”迂迴了。
第三階段（1936.10.19—）：魯迅去世後，蔣介石的“底線”顯露了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全國的青年陷入了悲痛之中，文化圈還處於震顫之中。著名作家郁達夫曾經寫了聽到噩耗的感受：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船靠了岸，到家洗一個澡，吞了兩口飯，跑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遇見的只是真誠的臉，熱烈的臉，悲憤的臉，和千千萬萬將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與緊捏的拳頭。
這不是尋常的喪葬，這也不是沉鬱的悲哀，這正像是大地震要來，或黎明將到時充塞在天地之間的一瞬間的寂靜。
生死，肉體，靈魂，眼淚，悲嘆，這些問題與感覺，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魯迅的死的彼岸，還照耀著一道更偉大、更猛烈的寂光。
魯迅的葬禮
魯迅先生葬禮的那天萬人走上街頭為他送行。當時有傳言蔣介石也曾經託人給他送去花圈到靈堂致哀。但是這件事無法證實。作家茅盾曾回憶，蔣介石的派系高官孔祥熙送了輓聯，輓聯雲：“一代高文樹新幟，千秋孤痛託遺言。”
魯迅去世之後，蔣介石還曾通過各種渠道為魯迅的遺孀和遺孤捐贈，顧及著他們在戰爭年代的生存問題。 許廣平曾經給郁達夫寫信說蔣介石的勵志社曾經給魯迅捐款，指定有一部分用於接濟魯迅家屬的生活。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寫道，1942 年 2 月 1 日，魯迅的原配朱安致信許廣平，信裡講到 ：
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鄭彥芬找到她家，代表蔣委員長送她十萬法幣，開始她推辭不敢收，但這位秘書長說 ：長官賜不敢辭，別人的可以不收，委員長的意思，一定要領受。朱安認為“主座賜不敢辭”，便收下了這筆錢。海嬰行文至此，對此表示疑惑：蔣介石為什麼“一方面在政治上壓迫父親、母親和我，另一方面又假借（送錢）關心父親的前妻，這究竟是要達到什麼目的？”
其實在1927年到1931年，魯迅在上海做自由撰稿人，他的收入不固定。蔣介石還批准了他做國民政府大學院特約評論員。每個月給300大洋，不用上班白白拿錢。這給魯迅的生活一定保障。
當然這些都是後來學者進行的資料研究所發現的，蔣介石對魯迅的心態也是矛盾的，一邊愛惜和欣賞他的才華，一邊又痛恨他的“指桑罵槐”。
總結
這段民國往事其實就是埋藏在歷史風塵中的一個段落。兩個歷史上重要的人物，曾經因為相同的政治抱負相互欣賞，最後因為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在那個時代，多少朋友，多少文人都曾經因為思想主張不同而最終淪為“論敵”。其實大家想一想，被魯迅罵過的人難道就是壞嗎？大多數被“罵”過的文人，其實都是因為他們的政見不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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