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制度，百官奏事，民人稱臣，旗人稱奴才。但是旗人、民人聯名上奏時，落款處無論滿漢旗民皆稱“臣某某”。
“奴才”之稱始於西晉，當時匈奴帥劉淵效力與成都王司馬穎麾下，但是司馬穎不納忠言指揮失當，所以劉淵私下裡罵道：
“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
但是古時“奴”與“駑”通，這個“奴才”很有可能是“駑才”，也就是“蠢材”。是劉淵對司馬穎的放棄鄴城要地，逃竄洛陽的不滿，可以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更何況此時成都王司馬穎是皇太弟、丞相，而劉淵的身份則是北部單于、參丞相軍事、盧奴伯二人身份懸殊，稱彼為奴才自然不會有什麼等級意識，要是有，恐怕也是要反過來的。
此外《劉曜載記》中也有匈奴漢臣田崧罵氐酋楊難敵的話：
"若賊氏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賊臣？何不速殺我"？
總之，根據文獻，最早使用奴才一詞的基本都是五胡番邦，中原人很少使用，而且即使用了這個詞，也是在罵人，而非用於自稱。
至於當時胡漢臣僚對君主、上司奏對問答時，所有的正式自稱都是“臣”。
不過自唐朝起內臣便自稱為奴，比如官拜尚父、司空、中書令的李輔國就對唐代宗說：
“大家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
殘唐五代之際，小晉王李存勖要繼承唐家社稷，宦官張承業反對道：
“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
人臣以“奴”自詡始於遼金。尤其是金朝制度，國人（遼之契丹人、金之女真人）稱國君為“郎主”、百姓稱長官為“郎君”。郎主、郎君本是家中奴僕對家主公的稱呼，北境諸國風俗粗野，所以就將這種習慣帶入官場，猶如今日一些公職人員稱領導為“某總”、老大一樣，因此遼金的官員也就自稱為奴婢，以相對應。這要說一下的是，雖然金朝對於今天的我們是一個失落的時代，幾乎沒有多少人能夠說出除了《說岳全傳》之外，這個存在了百年佔據了北境的王朝還剩下些什麼。但是在中國歷史上，金朝給後世留下了很多影響，比如說宮殿使用黃琉璃瓦、刷紅牆的審美······
比如《水滸傳》中征討大遼國的那部分中，很多描寫大遼國的片段其實是描寫的大金國，比如統軍上將兀顏光就擁有一個女真人的姓氏，而金髮碧眼身材高大的形象正是對女真族群中“黃頭女真”相貌的復原。而書中也有兀顏光對大遼郎主自稱奴婢的描寫：
“······只見班部中兀顏都統軍出來啟奏郎主道：「宋江這一夥草賊，招安他做甚？放著奴婢手下，有二十八宿將軍，十一曜大將，有的是強兵猛將，怕不贏他？若是這夥蠻子不退呵，奴婢親自引兵去剿殺這廝。」”
日本《水滸傳》插圖，兀顏光統軍向大遼郎主辭行。
金朝留給後世最普遍的遺產——黃瓦紅牆的審美。
這種習俗，一直在東北亞的保存著，比如現在很多人常常引用的就有《清稗類鈔·稱謂類》中關於清朝起家時向朝鮮王朝稱臣的記載：
“當未入關以前，滿洲曾貢獻於高麗，其表文，自稱‘後金國奴才’”。
這要說一下，所謂的“滿洲曾貢獻於高麗”、“後金國奴才”那是絕對不可能+-有的。但是滿洲的前身，建州女真向朝鮮王朝稱臣納貢的記錄確實是不絕於史，比如作為胡裡改萬戶府諸酋之一，初代建州衛指揮使阿哈出就曾在洪武二十六年、洪武二十八年、洪武三十一年頻繁的向朝鮮王朝進貢；原斡脫憐萬戶府的女真夷目猛哥帖木兒在永樂二年，也曾經將自己的兄弟和養子送往朝鮮王朝的宮廷擔任侍衛······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因阿哈出、猛哥帖木兒並沒有被朝鮮王朝冊封為萬戶或千戶這種邊帥的職銜，所以在進給朝鮮君王的表章上不稱臣而稱奴才，也是順理成章。
清廷崛起遼東後，旗人於汗王佛爺駕前自稱奴才，民人為官於天子處自稱為臣，似乎已是慣例。再往後雖然綠營行伍也自稱奴才，以示自己為“天子爪牙”。但是，在乾隆一朝，逐漸地有八旗臣民開始在奏摺中稱臣，而不是“奴才”，這讓素來以英察自負的乾隆帝十分不滿，於是在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乾隆帝下諭旨強調旗人，尤其是滿洲大臣在奏事時一定要自稱“奴才”：
“諭軍機大臣等。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後頒行公事摺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摺奏，仍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
也就是說，滿洲大臣們，在公事奏摺上要稱臣，但是請安、謝恩等比較“私人化”的奏摺就要自稱“奴才”。這等於是給全社會發信號，告訴全大清國數萬萬百姓，皇上喜歡你們自稱“奴才”。於是各地官員望風希旨，不僅是請安、謝恩，即使是公務奏摺也自稱“奴才”，以示和皇帝的親暱。
其實，認識乾隆皇帝，是危險的。
自稱奴才的清代奏摺。
自古名不正則言不順，乾隆帝喜歡臣民以奴才自任的表態加快了世道人心的墮落。為了矯枉過正，道光五年，朝廷下旨：
“向來督撫等奏摺，有關地方公務，例俱稱臣。從前乾隆年間，屢奉聖諭飭各省，自應永遠欽遵。近日各省奏摺，不能劃一，殊屬未協。
嗣後各省旗員督、撫、藩、臬除請安謝恩外，凡奏事具折，著一律稱臣”。
雖然道光帝如此申諭的明白，但是未過多久旗人為官者便故態復萌，繼續不分場合的向皇帝稱“奴才”，而從此之後清帝也不予追究。而武將如楊芳輩雖是漢人，奏事時也有自稱奴才的例子。考慮到武將無論滿漢，皆是帝室爪牙，等同家奴。而滿人起家之初全民借兵，官職也大多文武通用，所以旗人雖為文學儒臣，然其名仍隸伍籍，與民人文臣自有不同。
也就是說，在嘉慶、道光之際，稱臣稱奴才實際上的依據是文武之分。但是在洪秀全掀起了太平天國之亂的滔天戰禍之後，八旗綠營一敗塗地，而湘、淮諸將則少有稱奴才者。由此也可以看出清廷氣數的盛衰和權柄的轉移。
至宣統二年，清廷宣佈實行新政，命諸臣無論滿漢皆一律稱臣，於是奴才之稱在外朝遂廢。但是上諭中卻莫名其妙的引用乾隆帝諭旨中的那句“臣即僕，僕即奴才”之語，以示“臣”就是“奴才”。當時清廷以預備立憲、革新政治而自詡，但是突然說出這種人頭畜鳴之言，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以至於朝中英雄、在野縉紳本無異志者也被朝廷的“機關莫測”給傷得不輕。
後來辛亥事起，禍不旋踵，也許是大清朝三百年來一直視臣民如犬馬奴僕的報應。
法國浪漫主義者想象中的清朝皇帝上早朝。
真正的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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