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忠臣良將往往很難善終。良將手握兵權，如果功高蓋主，勢必會引起皇帝的忌憚，如果不知收斂，往往會招致殺身之禍。而忠臣為國家百姓謀利，必然要辦事實，而我們都知道，辦實事勢必會得罪人。同朝為官，如果樹敵太多，滿朝上下都與你為難，也會朝不保夕。所以古代的忠臣非常值得我們敬佩，他們明知前方是刀山火海，卻仍然全力以赴。這種精神常人所不能及也。
有明一朝，名留青史的臣子不在少數，而明英宗時期的兵部尚書于謙無疑是最令後人敬仰的一位。《明史》稱其："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堪比宋朝民族英雄岳飛。
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明朝二十萬精銳部隊全軍覆沒，英宗朱祁鎮被俘虜，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無數文武大臣戰死。也先乘勝追擊兵臨北京城下，由於明軍主力都失陷在土木堡，城內只有不到十萬的老弱士卒。朝廷人心惶惶，上至太后，下至廷臣百姓，都萌生了南遷之念。皇帝被俘，朝廷失去了主心骨，亂成了一鍋粥。此時最需要一個能夠穩定大局的人。而這個時候，于謙站了出來，他高呼："建議南遷的人應當斬首。難道不見宋朝南渡的事情嗎？"
于謙憑藉自己的威望很快穩定了人心惶惶的局面，他和朝臣共同推舉郕王朱祁鈺監國，為了進一步穩定人心，又擁立朱祁鈺即位為帝。于謙被任命為新的兵部尚書，全權負責京師的防禦重任。他一面奏請代宗朱祁鈺火速調派內地的軍隊入京勤王，一面組織北京城的青壯年百姓和殘存的士卒守衛京師。苦苦堅持了三個月，終於撐到了也先退軍，讓大明王朝避免了亡國之危。
一年之後，英宗被也先放回北京。重回紫禁城的他被代宗朱祁鈺軟禁在南宮。景泰八年（1457年），朱祁鈺病危，石亨等人發動了"奪門之變"，復立英宗。朱祁鎮復辟之後，因為于謙曾擁立代宗，為了讓復辟師出有名，朱祁鎮便把當年參與擁立郕王以及北京保衛戰的諸多官員坐以謀反的罪名下獄。其中就包括挽救大明王朝社稷於危難的于謙。正月二十三日，于謙被押解到崇文門外，就在這座他曾拼死保衛的城池前，被砍下了頭顱。
另一位功績不遜於于謙的名臣，就是萬曆年間的首輔張居正。明朝自嘉靖一來，政府的財政稅收入不敷出，虧空巨大，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兼併。當時的皇族勳貴和官僚地主利用其自身的特權，大肆侵佔民田，導致天下可以徵稅的自耕農田越來越少。無數的自耕農失去土地，變成佃農，導致了明朝中期社會貧富懸殊巨大，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張居正於萬曆元年升任首輔，他早就看到了這種種積弊，勢必會影響到明朝的統治。他決定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條鞭法"，讓那些地主和王公大臣把侵佔的土地統統給吐出來，還給百姓。同時改革賦稅制度，對地主階級的土地重新制定徵稅標準。他還親自制定了考成法，嚴肅整頓吏治，裁汰冗官，讓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員統統下崗。
張居正改革的十年，讓死氣沉沉的大明王朝重現了生機，國家稅收逐漸充盈，虧空扭轉，江南的市鎮經濟更是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根據史料記載張居正去世的前一年，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一年的國庫累積足足撐的上嘉靖朝十年的累積。在對外的戰爭上，張居正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鎮守薊門，任用李成梁鎮守遼東，肅清了多年"南倭北虜"的邊患。歷史學家把這段時期成為"萬曆中興"，實際上完全是張居正一人的功勞。
張居正的改革大肆觸動了官僚階級和大地主的利益。他在世時尚無人敢排擠他，可是他死後，就遭到了無數保守派朝臣的攻擊和清算。萬曆聽信讒言，認為張居正欺負他年幼，有謀反的嫌疑，下令查抄張居正的家產，他的長子張敬修被逼自殺，家人被流放。萬曆曾一度想要把張居正剖棺戮屍，但終究顧念到了一點點教誨的情誼，才沒有這樣做。
可惜的是，隨著張居正的被清算，他一生的事業也付之東流。其改革成果在他死後的幾年裡統統化為烏有，結果就是大明朝加重了社會積弊，幾十年之後，已經是積重難返。正所謂"家貧思賢妻，國難思良相"，國事維艱的時候，崇禎皇帝也曾嘆息，若張太嶽在，國事何以至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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