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大徵之朝鮮之役，也稱為萬曆平倭援朝，是明朝派兵擊退入侵朝鮮日軍的一次遠征作戰，它也是三大徵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場。
這場戰爭深刻影響了今後數百年的東亞局勢，明軍的遠征在歷史上除了肯定其必要性之外，也普遍認為它給明朝造成很大負擔甚至是拖垮了明朝，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呢？
數據不會說謊，先從財政上看看明朝為這場戰爭花了多少錢。
根據萬曆朝曾任戶科都給事中，時任工科給事中的王德完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的奏疏裡說得很清楚：
如寧夏用兵甫數閱月，約費餉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二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二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朞年，約費餉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連川中湊辦共約二百萬三千餘兩。
朝鮮之役的軍費大約是5822000多兩，並且他還進行了補充，還要加上“地畝米豆援兵”等費用200多萬兩，這樣總數就是780多萬兩。
在萬曆三十年曹於忭的奏疏中，又確認了這一數字，“倭之役費餉銀七百八十餘萬”。
這780多萬兩白銀，對明朝是個什麼概念呢？確實是一筆鉅款。
根據萬曆五年的統計數字，明朝的財政收入是四百三十五萬兩白銀，結餘是八十五萬兩，此後歷年都比較平穩。
按照這個數字，這場仗一打，明朝得搭進去近兩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將近十年的財政結餘，這確實是一大筆錢。
不過，賬不是這麼算的。
明朝的財政到了嘉靖晚期已經比較惡化，長期的倭亂和吏治的腐敗使得財政空虛，海瑞《治安疏》裡說的“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縣罄，十餘年來極矣...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正是對當時社會的現實反映。
“嘉靖家家淨”的局面自從隆慶即位後開始得到扭轉，隨著與蒙古達成封貢協議，也就是“俺答封貢”以後，又隨著張居正改革的開始，大明王朝一口氣又緩了過來，邊疆的軍事支出大幅減少，又能從互市中得到收入，從隆慶五年起，明朝已經度過了財政危機，財務狀況開始轉好。
雖然隆慶皇帝沒熬太久，第二年就在過度放飛自我中駕鶴西去了，但張居正改革卻繼續推行，一直持續到了萬曆十年（1582年）他去世之後，這段時間也就是“隆萬中興”。
即使張居正改革被廢除，朝廷也繼續坐收紅利，萬曆十五年，巡按御史孫愈賢在奏疏中把封貢前後十幾年的數據做了比較，結論是光宣府和大同兩鎮就省下了1128萬多銀兩。
“北虜款市已十六年，取既款後十五年與未款前十五年較之，通計二鎮所省幾一千一百二十八萬有零。又城堡賴以修，邊地賴以墾，鹽法疏通，蓄積稱富，而生齒亦號蕃庶，款市之利，不既彰彰哉！”
萬曆時期的國庫有多少錢？
那麼萬曆時期明朝的國庫有多少存銀呢，兩個字：瘋漲。
隆慶六年（1572年）七月戶部的數據是：“銀共二百五十二萬五千六百一十六兩、金四百六十五兩、銅錢一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四百八文。”
到了年底十二月的數據是：“太倉銀庫實在金四百六十五兩、銀四百三十八萬五千八百七十五兩有奇、銅錢一千六百四十萬六千四百有奇。”
明穆宗在當年五月駕崩，第二年就是萬曆元年，太倉庫的存銀在萬曆即位後繼續保持著增長勢頭，因為隆萬中興還在繼續。
但是，明朝後期最有錢的衙門還不是太倉庫，而是太僕寺。
太僕寺在明初只是掌管馬政資源，隨著明朝賦役折銀政策的實行，從明朝中期開始太僕寺的資源轉化成白銀成為財政收入，這筆錢從成化皇帝開始就成為了財政應急的選擇，到了嘉靖時期更加重要，從嘉靖開始，太僕寺的財政地位就逐漸超過了太倉庫。遭遇財政危機的嘉靖皇帝就先後122次從太僕寺常盈庫裡支取了642萬兩左右的白銀。
財政狀況逐步好轉後，根據《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曆十年太僕寺的存銀又超過了四百萬兩，同一時期太倉庫的存銀也不下四百萬兩，兩者相加有八九百萬之多，這還不包括其他的府庫，從嘉靖到萬曆初期，明朝財政的好轉是顯而易見的。
明朝的經濟壓力。
話說回來，就算府庫充盈，一場朝鮮之役消耗掉780多萬兩那也是吃不消的，相當於多年攢下的家底一下子被敗光了。
其實這裡有個誤區。萬曆平倭援朝之戰從萬曆二十年（1592年）開始，到萬曆二十七年宣告結束，時間跨度有七年，如果按照780萬兩白銀的數據來計算，平攤到每一年就是111萬兩左右。
嗯，每年111萬多兩白銀，這看上去也不少啊，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從開戰到日軍撤回本土，七年的時間裡並不是都在作戰，也並沒有常駐大軍在朝鮮，真正大規模作戰的時間段是兩個，加起來不到兩年。
一是萬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李如松率軍入朝收復平壤，在碧蹄館之戰後收兵回撤，只留下查大受率少量兵馬留守林津江北岸。這次明朝派出的兵力前後總共是四萬餘人，規模並不算太大。隨後李如松在1593年8月就帶走了三萬多人撤出朝鮮，留駐的只有數千人，明軍遠征的時間是從十二月到八月共9個多月。
二是過了四年之後，和談破裂，豐臣秀吉再次侵朝，明朝出兵平倭。這次動員的兵力比較多，前後數次增兵總計有十一萬多人，但戰爭持續的時間也不長，從1597年初持續到年底，一共一年不到的時間。
也就是說，朝鮮之役帶給明朝實質上的經濟壓力，加起來是兩年左右的時間，並且這兩次之間有近四年的間隔。在這前後七年多的時間裡，戰爭並沒有影響到明朝本土的收入，該收的錢還是照收，即使一次軍事開支比較大，也可以動用府庫的存銀來支持，還不至於讓大明帝國傷筋動骨。
還有一方面，朝鮮之役明朝固然招募了許多士兵，但更多的是調動國內原來的軍事力量，比如遼東的騎兵、劉綎的川兵、陳璘的水師等等，這部分基礎的軍隊，本身就是常備軍事力量，即使不打仗也是要耗費糧餉的。
明軍平時的軍餉，以隆慶六年兵部尚書、宣大山西總督王崇古的奏疏來舉例：
“大同原募補軍已減五千名，可以省年例主餉五萬五千兩，餘銀照舊解發戶部”。
王崇古的意思是俺答封貢後邊境太平，大同鎮裁軍5000名，省下了55000兩銀子的軍餉，由此可以推算大同邊軍的軍餉是平均每人每年11兩白銀。
不管有沒有朝鮮之役，常備軍的這部分基礎軍餉開支顯然是省不了的。
萬曆時期的財政，還可以從上文說過的太僕寺常盈庫的支出來加以觀察。明神宗朱翊鈞執政時間最長，在位48年，他支取的常盈庫次數和數目也是最大的，總計有194次，數目達到了2171萬多兩。
支出大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萬曆朝戰爭多發，二是太僕寺承擔了許多原本其他部門該負責的支出，在財政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但從反面來考慮，支出大也說明收入大，如果太僕寺常年入不敷出，可能撐不到三大徵結束就被支取光了，太僕寺能承擔如此龐大的支出，也是當時明朝財政狀況的一個反映。
從軍事上來看，明軍的實力也沒有因為朝鮮之役而受到嚴重削弱。
大家津津樂道的名將李如松，第一次入朝作戰後就出任遼東總兵，萬曆二十六年在任上和蒙古作戰中陣亡，與朝鮮之役顯然扯不上什麼關係。
至於現在還有李如松之死是文官出賣的陰謀論，真假這裡不予置評，只說一點，李如松陣亡時是50歲，薩爾滸之戰要再過20年，如果李如松活到那個時候也已經是70高齡。
或許70歲的李如松還有能力指揮作戰，但20年過去，即使當年的青壯年也已年近花甲或古稀之年，當年的士兵必定早已更替，一兩代人的交接已經完成。
軍隊需要新鮮血液，指望著在朝鮮之役戰損的士兵去完成薩爾滸之戰是不現實的，何況許多人能不能活到那個時候還是個未知數，名頭很響的遼東鐵騎在明末人數也一直不少，吳三桂與李自成大戰山海關時手下還有好幾萬，他們在與後金作戰中也並沒有什麼特別出彩的戰績。
薩爾滸之敗，明軍戰鬥力仍在，主要是敗在努爾哈赤比日軍更加精明，更有章法的戰略戰術之下，楊鎬曾經在朝鮮出任明軍經理，杜松、劉綎、李如柏也都是宿將，劉綎、李如柏都參加了朝鮮之役，這些也改變不了薩爾滸失敗的結局。
萬曆朝鮮之役並沒有拖垮明朝。
從以上來看，萬曆朝鮮之役拖垮明朝的觀點是有失偏頗的，它大致來源於萬曆由於國本之爭與群臣的對立，以及朝中許多官員對出兵援助朝鮮的反對。
但實際上，這場仗是不得不打的，日本侵佔朝鮮，背後是它挑戰東亞傳統秩序的野心，最終的目的不是朝鮮而是明朝，這是對大明帝國天朝地位的挑釁，也是對中國傳統宗藩體系的破壞，即使不從道義上考慮，出兵朝鮮也是為了明朝自己的利益，任由日本佔領朝鮮進而擴張到東北，明朝和日本也早晚必有一戰。
真正拖垮明朝的，還是萬曆末期開始遼東局勢的崩壞，以及隨後國內遍地而起的農民軍。明朝與後金作戰，據不完全統計消耗的軍費就達到了六千多萬兩，就這就已經是三大徵軍費總和的數倍。
如果光是在遼東開戰，明朝砸鍋賣鐵縫縫補補或許還能再撐一段時間，更要命的是關內蜂起的農民軍，他們對明朝經濟的破壞是致命的，相當於掐斷了財政收入的很大來源，並且明朝還要花費巨資來平定，就算趕走了農民軍，地區上的人口、生產遭受的破壞也不是短期能恢復的。
一邊是關外戰爭的開支，一邊關內也由於農民軍的破壞導致民生凋敝，稅收大幅下降，同時還要派出軍隊鎮壓農民軍，最終逼死崇禎的也不是皇太極而是李自成。政治制度上的缺陷、雙線作戰的內憂外患再加上一部分天災原因，最終把明朝給徹底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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