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員小宸
前言
贈去婢
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這首詩是唐代詩人崔郊的一首七律詩，描寫了自己愛上一位婢女，卻無法與其在一起的悲哀，反映了封建社會里由於門第懸殊所造成的愛情悲劇。在唐朝，婢女社會地位極為低下，連做妾也做不成。唐朝法律規定“婢乃賤流”，“以婢女為妾者，徒一年半”，由此可見當時的戀愛與婚姻是及其不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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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議》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編，是中國現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其中對婚姻的規定能讓我們瞭解到唐代婚姻制度的原貌。下面就以其中的一些內容來分析一下唐朝的婚姻制度中的一些特性。
01 等級制度性
在封建制度下，唐朝婚姻制度也有著普遍的等級性，這種制度極大的制約了婚姻自由。《唐律疏議》中也做了明文規定：“人各有偶，色類須同，良賤既殊，何宜配合”。這裡的“色”不是指容貌美豔，而是指社會階層，即雜戶、官戶、良人的子女不能通婚。並且違反者也要受到嚴厲的懲罰，《唐律疏議》規定：“諸雜戶不得與良人為婚。違者，杖一百。官戶娶良人女者，亦如是。良人娶官戶女者，加二等”。就這樣，唐朝封建社會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等級森嚴的婚姻關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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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如今法律法規已經沒有了這種婚姻等級制度，但“門當戶對”這種觀念還是普遍符合絕大多數人的認同。通常來自不同成長背景的兩個年輕人，本身就不容易聊到心裡去，結婚後消費觀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性更是被放大了。婚姻中，最舒適幸福的，是兩人相似的那部分。而戀愛時，最吸引對方的，有時候往往是那差異性的那部分。來自不同階級的兩個人倘若真正相愛，成熟懂得調適，並且雙方父母通情達理，婚後也會幸福，但往往思維方式的不同決定了婚姻的不幸。
02 倫理道德性
古代早在西周時期就發現了近親結婚的嚴重後果，《國語·晉語四》曾記載“同姓結婚，懼不殖也”。《左傳》中也對同姓不能結婚有相關解釋，理由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意思是男女如果同姓通婚，那麼他們的子孫後代不會繁盛。雖然民間一直有同姓不婚的習俗，但都沒有形成書面上的法律法規。
到了唐朝，才將“同姓不能結婚”明確寫進了法律，《唐律疏議》規定“同姓為婚者徒二年，同姓又同宗者以奸罪論。”將同姓與同宗區分開，並且同姓結婚者的處罰要低於同宗。可見，在唐朝關於“同姓不能結婚”是道德和法律達成了高度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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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如今雖然沒有規定近親的人不能在一起相愛，
但《婚姻法》第七條規定“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禁止結婚”。也就是說婚姻登記機關是不準予近親登記的，如果隱瞞事實登記結婚了，其婚姻也是無效的，法院有權撤銷該婚姻。03 包辦婚姻性
古代封建社會家庭內部一直實行的是家長制，男性家長在子女的婚姻問題上有著絕對的權威，《白虎通·嫁娶》中記載：“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告父母。”可見在唐朝之前主婚制度就已經形成，但法律中沒有這樣的條紋。直到唐朝，《唐律疏議》規定“諸卑幼在外，尊長後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從尊長，違者杖一百。”可見，唐朝男女婚姻中的“父母之命”在民間社會得到了極大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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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如今雖然已經廢除了包辦婚姻的相關法律法規，崇尚戀愛自由，但是往往還是要通過父母的同意。但是很多時候人們固執的選擇了自己的另一半，經過一段時間才發現真的不合適，這時才會想起父母說的話。因此在某些抉擇上，最好還是要多問問父母的意見，畢竟他們都是過來人。
04 開放性
儘管封建制度下的唐朝仍然捨棄不了許多的傳統觀念，但大唐盛世還是給婚姻制度帶來了許多的開放性，尤其是在離婚制度上。
協議離婚：《唐律疏議》規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意思就是夫妻感情不好時，可以和平分手，朝廷不給予處罰。
強制離婚：強制離婚又分為“義絕”和“出妻”，其中《唐律疏議》規定：丈夫(妻子)毆打或殺害妻子(丈夫)親屬，以及兩者親屬自相殺者均為“義絕”，需要強制離婚。“出妻”是指男性提出的強制離婚，但《唐律疏議》也做出了一些限制條件保護婦女權益，
如果妻子沒有“七出”的情況，丈夫是不能“出妻”的，所謂“七出”是指“一無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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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唐朝不管是經濟文化還是政治，都處於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婚姻制度不僅遵循了舊的習慣習俗，還打破了一些限制展示出自己的開放性特徵。最重要的是，將婚姻制度變成了法律法規，約束人們的道德與義務。 作為唐朝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議》對當時婚姻制度做了詳盡的規定，對於研究古代婚姻制度歷史有著重大的意義，並且對我們現在也有很大的啟迪和導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