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七大”召開前夕，與會代表都要填寫履歷表。周恩來填寫的入黨時間是：1922年夏，介紹人為張申府、劉清揚。 然而，在周恩來去世後的80年代，他的入黨時間被重新確定為1921年。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後，無產階級的國際共產主義理論也傳到中國。當時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立，便由最早的一批積極分子分別在上海、北京、廣州、濟南、長沙、武漢和海外的日本東京、法國巴黎先後創建了8個共產黨早期組織，作為建黨的前期準備。
1919年9月16日，劉清揚同剛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周恩來以及馬駿、郭隆真、鄧穎超等20位男女青年，在天津學生聯合會辦公室舉行會議，成立了天津青年進步團體“覺悟社”。覺悟社本著“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覺”、“自決”為宗旨，出版刊物《覺悟》，研討世界新思潮，領導天津學生運動。
(南開中學時的周恩來)
1919年11月16日，在福州學生焚燒日貨時，日本帝國主義者竟開槍打死學生和巡警，製造了轟動全國的“福州慘案”。為抗議福州慘案，聲援福州學生抵制日貨的愛國運動，在覺悟社精心組織之下，天津各界人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和示威遊行。天津反動當局於1920年1月29日出動軍警，用武力鎮壓群眾的愛國行動，拘捕了組織者周恩來、郭隆真等4名學生代表，釀成震驚全國的天津一二九慘案。1920年1月，周恩來等在反帝愛國運動中被北洋軍閥政府天津警察拘捕。
(這是周恩來等出獄後的合影，四排右二為周恩來)
周恩來出獄後，華法教育會正倡議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許多有志青年不滿國內軍閥混戰，為尋求國家出路,紛紛踴躍報名參加，如火如荼。
1920年底，覺悟社決定派周恩來、劉清揚等人赴法。11月2日，周恩來乘法國郵輪波爾多斯號啟程先行去法。1920年的11月23日，劉清揚也踏上出國之路，她與被聘赴巴黎里昂中法大學任教的張申府同船赴法。赴法途中，張申府向劉清揚介紹了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講述共產主義理論以及共產黨的性質，使劉清揚對共產黨組織有了更多的認識。
到了巴黎，劉清揚與已在雷諾汽車廠當學徒的周恩來等先期赴法的青年學子會合，並介紹周恩來與張申府見面、相識。第一次見面，周恩來就給張申府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張申府認為，周恩來卓越超群，氣度非凡，頭腦冷靜，思維縝密，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青年。
1921年初，張申府首先發展劉清揚加入共產黨早期組織。同年二三月間,張申府和劉清揚（後來成為伉儷）兩名黨員對周恩來考察後找其談話，按簡單的組織程序，介紹周恩來加入共產黨早期組織，然後報告國內的陳獨秀同意後，於1921年春周恩來正式成為一名共產黨員的。
隨後，趙世炎、陳公培持陳獨秀的信與張申府接上關係。至此，巴黎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其成員即為以上5人，由張申府擔任負責人。它與國內的7個（上海、北京、廣州、濟南、長沙、武漢和海外的日本東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因為來不及通知遠隔重洋的巴黎共產黨早期組織，所以巴黎共產黨早期組織沒有派代表參加。
董必武同志證實了巴黎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多年後，董老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讓其審示的“一大時期共產主義小組分佈圖”時，董老認為：“日本東京、法國巴黎的小組均以標出（指：一大時期共產主義小組分佈圖）為好。”
董老說：“日本東京、法國巴黎，那時確有共產主義小組。且一大開會日本東京小組派有代表參加。”由於我們黨還處於創建初期，黨員入黨既不填寫表格，也無宣誓儀式等後來黨章上規定的程序，所以周恩來的入黨時間也就沒有文字檔案記載。
上世紀80年代，海峽兩岸恢復了交流。周恩來在天津覺悟社的好友趙光宸先生的子女返回大陸探親，並帶回了幾張歷史照片。這些照片中就有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和趙光宸4人當年在德國柏林萬塞湖上以遊湖為掩護，在船上談周恩來入黨問題時的珍貴照片。
(柏林萬賽湖上談周恩來入黨 右一張申府與周恩來劉清揚在柏林萬賽湖，左一為趙光宸)
夏之栩看到張申府、周恩來等在柏林遊湖的那張照片後，認定周恩來的入黨時間不應算是1922年，而應該和國內建黨前各個黨小組的黨員一樣計算。於是，老人特意為這事專門向中央寫了信，鄭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央收到夏之栩同志的信後，胡耀邦同志批示給中央組織部，要求中組部組織調查。中央組織部會同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進行了認真調查和研究，最終同意重新確定周恩來同志的入黨時間為1921年並得到中央的同意。
[王金昌 ] 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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