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課：古代公務員也要述職

在古代，職官的獎懲、升降、俸祿主要依據“考課”的結果。

“考課”也稱考績、考核、考查，是對在職官吏的官箴政績和功過的考核，此做法不僅是職官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也是激勵向上、整頓吏治的有效措施。

其實，考課的歷史是從上古時代的天子巡狩開始的，諸侯朝覲，方伯行國，諸侯行邑。據《尚書·堯典》記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指每三年考核一次職官的政績，三次考核後(九年)根據考核結果決定職官罷免或提升，《周禮》記載，周天子不僅定期巡視諸侯，考察政績，而且要求各地諸侯朝覲述職。西周採取述職和巡狩的形式對諸侯進行考核，對於一般官員，則採用小宰以六計課群吏等具體方法。此做法簡單易行，不僅有效地管控了職官，也刺激了諸侯甚至官員的行事能力。

中國古代職官考課制度以龐大的職官制度為基礎，與嚴格而縝密的人才選拔制度和官吏黜陟制度緊密交織在一起。從秦漢到明清，各代雖隆替增損，但考課制度日趨健全完善。與此同時，職場上也逐漸誕生出很多無師自通的“升職”訣竅和諸多徇私舞弊、黨同伐異的弊端。

古代“升職”：看人品、看出身

在古代嚴格的考核制度下，官場延伸出很多“升職”途徑。

尤為特別的是，古代職場也要論出身、論人品，甚至還要考察身體狀況。

在堯舜禹時期，升職完全憑藉的是口碑效應，老百姓說誰好，誰就能夠升職。舜從堯手中接過最高領導權，就是一個口碑好。這種方式也影響了大禹的思維，著名的“十三年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之舉，一舉樹立了個人品牌。有了這樣的高層領導示範，下面自然照章進行，所以在那個時代，要想升職，完全在個人品牌美譽度。

夏商周時期，國家的概念開始形成並逐步完善，但由於是奴隸社會，很多有才能的人因為身份緣故沒有出頭的機會，就不得不採取一些非常手段達到出人頭地的目的。其中商代的宰相伊尹和周代的姜子牙，前者通過當廚子，不僅抓住了最高領導人商湯的胃，還抓住了商湯的心；後者在渭水邊用類似今天行為藝術的方式——無鉤釣魚引發了外界的炒作，從而被周文王起用。顯然，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要做到“標新立異”。伊尹和姜子牙得到的回報顯然超值，得到了大片封地，完成了自我“升職”的理想。

出身好關係硬，在古代，這樣的人升職最快

魏晉南北朝，職場出現了退化，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由於官員的升職完全由各個州郡世族豪門出身的中正官把持，官員的升職與否完全成為了“階級、出身”論，其中最知名的兩個大家族就是王羲之所在琅琊“王氏”，和以謝安為代表的陳郡“謝氏”。不過此時有一個好處，就是那些依靠各種手段走後門的升遷者沒了施展之地——出身不行就當不了大官。

但是從隋唐開始，由於科考成為選拔官吏的制度被固定了下來，中國職場進入一個有相對序的發展階段。根據《新唐書·選舉志》記載，當時升職有四條標準：在選拔官員的時候，首先要求備選者沒有身體健康問題，其次要求備選者口齒清楚，語言流利，能言善辯。第三就是要求書法水平。

最後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考察其實際工作能力，要求思維敏捷，論事有理，判辭優美。同時該規定還指明瞭四個條件的平衡標準：考核四才時，以書、判為重點，如果書判通不過，就可以直接回家養老了。如果出現同等資質的情況，則德行優者先取；若德行相等，以才能高者優先；才能相等，以勞績大效率高者優先。

旁門左道：行賄站隊自古有

自古以來，有些人為了走升職“捷徑”，不惜走“後門”、託關係，甚至用金錢作交換，希望在職場上一帆風順、一步登天。

出身好關係硬，在古代，這樣的人升職最快

南宋時期的宰相賈似道曾一手遮天十幾年，官員要想升職就必須大量的送禮、拉關係，有年齡比賈似道還大的職人不惜拜賈似道為“乾爹”。到了明朝，皇帝成了“弱勢群體”，基本上屬於大臣和宦官們輪流執政。在大臣執政期間，官員的升職相對還比較正常，而在宦官執政期間，升職制度變得一塌糊塗，是否升職完全取決於官員的“站隊”情況，只要是宦官派的，升職就十分快，而其對立面的大臣派人士往往遭到打壓、迫害。

清朝起，“人際關係”開始發揮重要作用。在清代康熙晚期開始流傳一本《官場登龍十二術》的書籍，這或許是歷史上第一本關於升職秘籍的書籍。同時，清代買官的情況有所抬頭，康熙時4000兩銀可捐一知縣，以至使全國捐納知縣者達500餘人，道光時知縣的價格甚至跌到999兩。捐納制不僅可以捐官，而且還可以捐封典、捐虛銜及穿官服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