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關於老一代領導人的回憶錄中，很少有人談到周恩來的英語水平。那麼，周恩來的英語水平到底如何呢？
自稱“英語程度有限”
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受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委派，前往戰時中國首都重慶，被任命為蔣介石的私人顧問。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國共兩黨的許多重要人物，包括周恩來。拉鐵摩爾在《中國回憶錄》一書中談到了周恩來的英語。他這樣寫道：
周恩來第一次到我這裡來，是隻身一人，連個翻譯都沒帶。而由官方派給我的翻譯兼秘書薛保橋（音）先生也很得體地離開客廳，留下我們兩人單獨談話。我們憶起1937年在延安的會面。當時，周給我留下與眾不同的印象，他對外部世界的理解相當透徹。忽然間我想起週一直在學習英語，並且我還知道他年輕的時候曾在法國住過一段時間。於是我問：“我們能用英語或法語交談嗎？”“噢，對不起”，他說，“我的英文程度有限，法語也差不多忘光了，還是用中文吧。”我答到：“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我講得也不怎麼好，有些困難的地方請給幫助。”他說沒有問題。於是我們一直用中文交談……
英語致辭有深意
美國著名作家、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記述了他1954年親眼目睹的一件軼事。
那是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之後經過莫斯科，參加蘇聯人舉辦的一個酒會。參加酒會的有赫魯曉夫、米高揚、莫洛托夫等蘇共政治局成員，以及當時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外國使節，包括英國和印度。當週恩來致辭時，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語。他這樣做是很不尋常的，因為除了那幾個國家的外交官，酒會上的蘇聯權貴完全不懂英語。
索爾茲伯裡親眼看到，當週恩來用英語向米高揚祝酒時，米高揚以不滿的口氣對周恩來說：“周，你為什麼不說俄語，你的俄語很流利嘛！”周恩來的回答是：“你怎麼不說中文呢？”
英語聽力水平高
儘管周恩來的英語口語水平不高，但是聽力水平相當高。基辛格博士在《白宮歲月》這本回憶錄中這樣描寫周恩來：
他臉容瘦削，頗帶憔悴，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堅毅又安祥，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聽英語時，不必等到翻譯，臉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地表明他是聽得懂英語的；他警覺性極高，令人一見到就感覺得到……
此後，周恩來的英語聽力和警覺性在1972年1月美國總統特使亞歷山大·黑格將軍為尼克松訪華打前站時表現得淋漓盡致。當時黑格在會談中提到蘇聯威脅的時候說：“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章含之翻譯為“美國政府關心中國的生存能力”。等她翻譯後，卻發現周恩來皺了下眉頭，沒再說話。
黑格走了以後，周恩來立即要求章含之找來各種版本的韋伯斯特、牛津大辭典查“viability”這個詞的含義。經查證後確實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來再次會見黑格時，就當面指出黑格上次用詞不當，用這種詞中國不能接受，因為中國不需要別人關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儘管發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黑格的前站還是非常成功，尼克松總統順利訪華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在公報簽字後尼克松舉行答謝宴會，最後特別讚揚中方的翻譯，並且拿出美國人的幽默感對章含之說她很出色，“翻譯一個字也沒錯過。”
可是尼克松卻不知道，就是在這次酒會上，章含之在翻譯尼克松的致辭時譯錯了一個詞，尼克松當時說中美之間的距離很近，才1.7萬英里，當時他說的1.7萬英文表達就是17個千，當時章含之將它翻譯成1700英里。在場沒有一箇中方人員聽出來了，因為那時到場的其他中國人沒有人去過美國，也沒有一個美方人員聽出來了，因為他們也搞不清中國到美國有多遠，只有周恩來聽出來了，他抬起頭來說：“含之，太近了點吧。”
如果您有相關法律問題，請您通過私信平臺向我們提問，小編將竭力為您解答，但意見僅代表小編個人意見
閱讀更多 閻良區人民檢察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