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条约》签订后，十二年期限将满，又到了修约之期。怎么办呢？大清国要派出使者赴西方与各国谈判，但是，大清官员，谈洋人色变，很多人对西方不了解，认为西方都是红毛人，没有人愿意前往，这就造成了遣使的困难。
遣使的困难，恭亲王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事，止因一时乏人堪膺此选。且中外交涉，不无为难之处，是以明知必应举行，而不敢竟请举行。尚待各处公商，以期事臻妥协。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不无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此臣等所耿耿于心，而无时稍释者也” [1]。奕䜣还有一种猜测，中国长期以来不与各国驻华公使的上级部门接触，各国公使是否滥用外交职权，是否假传指令都不得而知，但他又明白，出使西方远涉重洋，国人多不愿意前往，再者，中西之间，“语言文字，尚未通晓，仍须倚翻译，未免为难。况为守兼优、才堪专对者，本难其选，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侮，转足贻羞域。”[2]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的洋大人》改写
在恭亲王的忧虑之中，总理衙门饬令各省将军、督抚就各国可能在修约中提出的问题，特别是遣使问题征求意见。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派遣使节是必要的，但是怎么个派法又都没有一个主张。转眼间到了1867年11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职届满，清廷感到此人是对中国友好的人，便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宴会。
在为蒲安臣举行的宴会上，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他还对恭亲王奕䜣说，“前次离开北京时，他曾被要求，若有机会，为遣散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作若干解释；那么，他是否可利用这次离京之机，为总理衙门效力一二？”[3]
蒲安臣的话，也可能是他的客套话，但是恭亲王奕却动起了心思，他灵机一动，既然蒲安臣有这样的话，何不请西方人代为出使各国呢？这样既可以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
在恭亲王奕䜣奏请朝廷意图请美国人蒲安臣作为中国使节出使西方的奏折上达朝廷之后，奕䜣又在自己家里宴请了蒲安臣，表明中国有可能聘请他以中国特使的身份出使西方。
据应邀参加宴席、实际是充当蒲安臣与恭亲王二人翻译的丁韪良回忆，这次宴会气氛融洽，奕䜣、文祥等在交谈中，用一种非正式的态度试探蒲安臣是否愿意充任中国特使出使西方。谈话中，奕䜣、文祥先是谈了中西方存在的误解。蒲安臣则表示，他愿意帮助中国消除误解。
作为当时在场的当事人丁韪良在《花甲记忆》中写道，“这方面有许多事要做。”亲王问道：“你经过欧洲吗？”蒲安臣先生说是，亲王于是请他向巴黎和伦敦，尤其是后者的宫廷转达良好的意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详细说明了要作出何种性质的传达，然后补充道：“简而言之，你将是我们的公使。”亲王插话道：“如果一名公使能为两个国家服务，我们将很高兴请你做我们的使者。”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就是蒲安臣使团的萌芽。蒲安臣闻听此言，他脑海中突然闪现一种迷人的景象，他认为以他的能力，成为第一个把东方的古老帝国介绍给西方世界的人具有无可抗拒的魅力。这也许会延误他的政治生涯，但难道这不也会有助于提高他的声望吗？[4]
晚清官场的洋大人
这次宴会结束后，蒲安臣没有回美国公使馆，而是径直来到了海关总署拜见了总税务司赫德，就此事征求赫德意见。结果，赫德“不仅赞同恭亲王的愿望，而且，凭着他特有的敏捷的智谋，准备作出一种努力将此事付诸实行”。[5]
在选派使节出使西方的问题上，恭亲王曾设想由中国派出使团，聘请赫德作为随行顾问，赫德出于多种原因的考量，并未接受这一建议，但对中国派出使节出使西方问题却一直表现出浓厚的关注之情。蒲安臣倡导的“合作政策”，赫德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他的《局外旁观论》实际上体现了“合作政策”的主旨精神，见解上的一致也使赫德与蒲安臣成为很好的朋友。由于蒲安臣反对李泰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专断做法，蒲安臣曾积极促成赫德成为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这一点，也使赫德对蒲安臣充满感激之情。但赫德赞成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西方，不只是感恩图报，更重要的因素在于，蒲安臣是缓和中西关系这一使命的理想人选，加上有美国这样一个强国的影响，蒲安臣的这次出使活动也一定能为西方谋取利益。
11月9日，赫德来到了总理衙门。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自从1861年到达北京以后，就曾向总理衙门力陈走向西方人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并且我所谈论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点能再比在每个条约国家的王廷建立常驻使节的需要更为强调、更为频繁的了……第一步，我于1866年劝请总理衙门派遣斌老爷（斌椿）同我一起前往欧洲，在当年之末，当我回到北京以后，我又促请另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在事实上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讨论的事情了。有一次，谭大人（指谭廷襄）曾告诉我，在一两星期之内，将有一项决定要通知我，表示中国政府将要立即依照我的建议行事了。文大人（即文祥）并说，如果我能抽出时间离开北京，即考虑派我偕同中国的官员前往。关于这个官员的人选，他们似乎首先要决定……几天之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6]
蒲安臣像
清廷准备派遣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西方，在北京的外国使节们立即表现出了惊讶之情。他们纷纷议论说，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行动？这个天真的决定是谁作出的？蒲安臣有权代表中国吗？这种猜疑也很快出现在上海的《北华捷报》上：
这一决定……乍一听来……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的头脑不能于宴会后的一念之间而有突然的奋发和即时的行动，特别是像委托一个代表前往海外的曾被一度蔑视的那些政府的这样重大事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发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的和缜密的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出自赫德的头脑。[7]
在赫德积极活动下，恭亲王奕䜣以送行为名，多次亲往美国公使馆，就委任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西方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晤谈。而蒲安臣因为有赫德的暗示，也表示当不辱使命。
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后，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中赞扬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而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请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8]。
蒲安臣使团
慈禧太后看到奕䜣的奏章，也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这样既可以规避中西方政治制度、礼仪等方面的差异，又可以利用蒲安臣的西人身份，拉近与西方诸国的距离。因而，很快便同意了奕的奏请。
慈禧太后同意恭亲王奕的意见，使得蒲安臣摇身一变，成了大清皇帝的钦差，率领中国外交使团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也由此，晚清中国开始了第一次派遣使节出使西方的历史。蒲安臣首选美国，并成功签订了《蒲安臣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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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六册，卷五十一，第2159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五册，卷五十，第2119页。
[3]卢汉超：《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4][美]丁韪良：《花甲记忆：一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5]卢汉超：《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6][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207、208页。
[7][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207页。
[8]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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