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環球時報》2020-2-18
減稅降費成為當前輿論呼籲為企業解困減負的一大重點。即使沒有遭遇疫情，今年財政對企業減稅降費的舉措也註定會推行。而在面對突發疫情的當下，在減稅降費方面採取更加積極的舉措就顯得合乎邏輯並帶有更為緊迫的特點了。
但筆者想就此強調，應把握好在配套改革攻堅克難認識框架下，面對企業負擔全景圖的“一攬子”減稅降費思路。筆者近年已多次強調過對於中國的企業負擔問題，要看“全景圖”。許多企業家說到的稅負過重，實質上是綜合負擔過重。除了企業會碰到的一二十種法定“正稅”以外，大量的企業負擔還體現在“五險一金”、各部門各級政府總計幾百種行政性收費以及人工、物流、融資、用電、用水、用地等成本上。討論企業降負，我們決不應“盲人摸象”，在考慮降低企業的負擔時，不可把注意力只是落到某一部分正稅上。全面地看，企業綜合成本費用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在市場經濟運行中間不能直接加以干預的。這主要是指市場競爭決定的要素價格水平，比如勞動力，政府至多是規定最低工資保障制度而同時允許企業用工隨行就市、相互競爭。而另外也有一些是政府必須介入力求優化的所謂制度性成本負擔，比如正稅、“五險一金”、行政性收費等等，而且這方面還涉及一些須由政府通過改革才能夠真正壓低的企業隱性成本。因此“全景圖”之下，面對疫情衝擊，首先要討論的，仍應是與政府公權行為直接有關的企業制度性成本負擔如何通過改革降低的問題。此外，也應配套地進一步考慮市場機制如何能夠更加有效地通過公平競爭發揮優化資源配置、支持高質量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輔之以政府運用哪些與市場兼容的政策手段引導一些必要、合理的“區別對待”。
此次疫情一旦得到可認定的有效控制且預期普遍向好後，經濟必定會迎來一季度“前低”之後的“後高”形勢，屆時企業更多的注意力將會放在如何抓住市場機遇加快發展方面，而宏觀調控需要把加快恢復經濟的短期考慮與中長期更好地解放生產力的配套改革銜接好，更有效地抓住以儘可能高水平的“最小一攬子”配套改革支撐高質量發展這個命題。從稅收方面說，須看到我國正稅可減降空間已經比較有限，但第一大稅增值稅的稅率“三檔變兩檔”，仍是相關稅改重頭戲，一步做不到，可以分步做。企業所得稅實際降稅空間不大。因為上市公司和高科技企業早已經施行15%所得稅率，目前中小型企業減半徵收的實際稅率為12.5%，對小微企業還有特殊的簡易徵收辦法優惠政策。因此，對企業減稅降負除考慮正稅之外，應聚焦到行政性收費以及“五險一金”上去。首先應考慮基本養老繳費率的調整與養老金全社會統籌改革連動的結合並行。積極考慮發展企業年金、職業年金這樣的養老第二支柱和商業性養老保險這樣的第三支柱，配之以職工個人所得稅遞延等經濟槓桿式引導和優惠措施。住房公積金也可以考慮納入配套改革中，即在以保障性住房對低收入者住有所居“託底”以及對低中收入以上購房者完善和發展住房按揭這種商業信貸的同時，積極地以政策性金融性質的優惠措施，合成替代住房公積金功能的新支持機制，而且這客觀上會有利於大量小微企業得到更為公平的勞動力市場競爭環境。努力降低企業的非稅負擔，也無法繞過減少行政性收費這樣的綜合配套改革：政府要在大部制和扁平化的自我革命改革路徑上動真格，以減少部門數量和政府層次，來精簡機構、減少審批權，進而釜底抽薪式地減少政府公權體系的設費、收費權以及隱性的設租、尋租權。
如果今年二季度有望出現決定性的疫情拐點，我們現在就應加緊研究和儘快出臺“最小一攬子”的配套改革可行方案與可操作措施，並緊密結合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來切實地降低企業的制度性成本負擔，爭取在“抗疫”之年及其後，使國民經濟有更好的表現。(作者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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