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培貴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
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教授
己亥末庚子初，始發於武漢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湖北，蔓延華夏，全國人民至今仍處在全面戰“疫”的關鍵階段。大疫當前，全國文藝界也積極行動，以各種方式投身其中。書法界也不例外。
1月24日，中國文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和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李屹致電慰問湖北文藝工作者，指出中國文聯與湖北文藝工作者勠力同心、並肩作戰。身處疫情中心的武漢市文聯和武漢市書法家協會、武漢青年書法家協會於1月28日在《翰墨楚風》微信公眾號發出《關於舉辦“眾志成城、萬眾一心、奪取勝利——武漢書法篆刻網絡媒體展”的通知》。《書法報》於1月29日在同名微信公眾號發出《書法人在行動！“抗擊疫災，我們同在”書法創作特別徵稿》的啟事。 2月1日，在中國書法家協會部署下，中國書法出版傳媒公司旗下的《中國書法》雜誌和《中國書法報》聯合推出“‘防控疫情·萬眾一心’主題書法網絡展”第一期。書法界的創作熱情被迅速激發。
沈鵬書作
天使罩三層，上蒼憂汝悶。
疫情消解日，個個白求恩。
庚子之初，疫情發作，天使之功偉矣，沈鵬。
全國省市縣各級書協，各種非官方社團，乃至於一些開設書法專業的高校，只要有微信公眾號的，幾乎沒有不舉辦同類徵稿和展覽的。一些沒有微信公眾號的社團，也使用“美篇”等應用程序組織類似展覽。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一次網絡書法展覽，與本次抗擊疫情一樣，也是一場“總體戰”“全民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同一主題、同一途徑（網絡）在同一時段集中推出，規模前所未有，形式前所未見，傳播廣度也是前所未聞。
疫情仍在持續，這一形式的書法創作、展示、傳播活動也仍在持續推進中。“翰墨楚風”的網絡展共持續了5期，《書法報》的徵稿也已刊登了4期，中國書協部署網絡展5期。有的省市書協的力度更大，如江蘇書協的網絡展已經發布到第38輯（見其微信公眾號）。 疫情防控結束後，也將會有後續的相關活動繼續開展，比如一些網絡展延伸為線下展、部分作品進入拍賣捐贈環節乃至被公立文化機構收藏等等。
可以預見，這次以網絡為主要傳播平臺的書法抗“疫”行動，不僅已經使書法為這個時代的特殊時刻留下一道深深的筆墨印記，也成為未來重述這個時代的重要見證材料，而且也有可能改變書法的某些發展態勢。那麼，反思這次行動，對於書法在當下乃至未來很長時間的發展，就是不無意義的事情了。茲拾取二三，也作為抗疫期間的點滴記憶。
陳洪武書法
一、“場合”與審美創造
眾所周知，書法最初源於文字的使用，舉凡社會生活中需要文字處，便可以是書法展示的空間，由此產生了甲骨鐘鼎碑刻尺牘等極為豐富的作品。宋元以後，書法在一定意義上逐漸成為精英文人享有的“專利”，主要研討場所變成了文人們的書齋。明清以後，隨著商業興起、建築高大、文人集團膨脹分化等社會變化，書法重新走出書齋，進入有條件的家庭以及其他生活空間。民國以來仍延續這一趨勢，但同時增加了一種新形態——進入展廳，參與美術展覽。隨著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書法展覽逐漸成為主導性的活動方式。當自媒體特別是微信、抖音和快手等廣泛流傳之後，事實上書法活動已經出現了一個嶄新平臺。與過去所有方式相比，它是虛擬的，但同時傳播力又是超級巨大的——它可以超越時間空間的限制。
不同的場合，對書寫的要求必然會有差異。文字學家在討論甲骨和金文時，有“正體”與“俗體”的分別，判斷標準之一就是應用場合，正規場合多偏於工整，普通場合則或有草率。到南北朝、隋唐時期，這一現象仍然普遍存在。官方碑誌與庶民之間總體上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別，主要出於官刻的“元氏墓誌”，整體上就顯得工整有序得多。這種區別，與各自“場合”主導者的需求有密切關係。工整端嚴，通常是正規場合的第一要求，即便在文人佔據書法主導地位的宋元時代也是如此。明清時期的廟堂、朝廷等公共場所使用的對聯、匾額，總體上也遵循這一規則。
孫曉雲書法
葉鵬飛書法
什麼是“正規場合”？在書法史上，可以從兩方面來界定。第一，是發佈者及其文字內容出自社會權力機構，體現其權威性；第二，是發佈場所及其用途在於產生規約或教化等作用，具有公眾性。 由於書法所使用的創造對象是漢字，應該說，這種要求，貫穿於書法史的每一個歷史時段。
與“正規場合”相對的，當然就是所謂“非正規場合”。宋元以來，文人所主導的以“書齋”為主要活動場所的書法，就屬於這一類。文人書法的基本定位是“文章之下，六博之上”，是一種“雅玩”，因而比較強調書寫者本人的“意”。如米芾所說“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既然“要之皆一戲”，那麼“不當問拙工”就是理有必然了。審美風格逐漸舍工整而趨參差，舍端嚴而趨蕭散，書寫者“特殊的”“這一個”成為主導性的追求，與公眾普遍性的趣尚形成某種程度的疏離。明清時期，由於部分書法作品重新進入公共場合如廟堂、朝廷等，事實上與主要存在於書齋的書法，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雙向演進。
李剛田書法
展廳是一個特別的存在。表面看來，它是向大眾開放展示的，因而是公共場合。然而，從展示和傳播動機來說，它實際上是書齋的一種延伸。書寫者將作品置入這一空間的目的，並不是回到唐以前那種“正規場合”，而仍然是在展示作者“特殊的”“這一個”等特點。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由於展廳有一種“同臺競技”的特點，對“特殊的”“這一個”的要求，事實上比書齋還要強烈——儘管相互之間的模仿也隨之更加便利了。
微信以及其它網絡平臺，理論上可以是上述任何一種場合的虛擬化。然而事實上，它更多地是“書齋”與“展廳”的虛擬化。所謂“正規場合”，需要現場感，信息化尚沒有完全改變這一習性。但以展示“特殊的”“這一個”為主要目標的“書齋”和“展廳”書法，則歡迎這種傳播方式。
劉金凱書法
由以上分析，我們會發現，本次網絡展，呈現出了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大多數作品，除了文辭會盡力選擇與抗疫有關的內容外，筆墨風格總體上看不出與非抗疫主題的作品有明顯的差異。筆者本人接到了十多份參展邀請，絕大多數沒有在這一方面提出任何要求。只有一個例外——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書協在約稿時，明確指出“這是給普通公眾看的，不希望使用過於生僻的篆書和狂草，希望多一些行楷”。
葉培貴書法
我認為，在這一點上，中國書協事實上發現了當代書法重新全面深入公眾生活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審美的公眾性。書法之所以在中國綿延數千年而不絕，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通過文字與公眾生活緊密相連，而絕不僅僅是某個集團（如傳統的文人）、某個圈子（如現在的書法界）的專屬文化權利。事實上，有很多現在被認為是經典的作品，原本就產生於極其普通的社會生活中，比如北魏時期所謂的“窮鄉兒女造像”。書法的大量傳統樣式，離開具體的社會生活情境，是難以產生的，比如書信裡“平闕制度”所造成的行列的長短參差。正是生活的無窮無盡的需求和變化，構成了書法藝術綿綿不斷的源頭活水。
考慮到公眾接受這個審美維度，強調在主要面對公眾的場合對作品的字體風格進行一定的選擇，表面看來可能扼制藝術家個人風格的發揮，然而實際可能正相反。通過長期訓練及各種機緣養成的藝術家個人風格，在面對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完全有可能因受到各種審美需求的挑戰而產生積極的變化，獲得更加深入社會和歷史的創造性契機。據我並不完全充分的觀察，本次網絡展中，有不少書法家事實上解鎖了自己的許多技藝，原本較少用於創作的一些書寫才華，在這個過程中被釋放出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有更多的藝術家意識到這一點，那麼書法就有可能借助現代化的網絡渠道，重新全面回到生活，汲取更加豐富的時代養料，為發展出新時代中國書法藝術的高峰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二、“書法”、“寫字”與“文辭”等關係的再思考
然而，要實現上述觀念轉化乃至付諸實踐，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關於“書法”與“寫字”的關係問題。前文已經述及，書法從一開始即以文字為創造對象。 而文字是記錄語言和思想的工具，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有文字處必有書寫。書寫可能存在的獨特審美功能與文字的信息記錄傳達功能一體共生，無法拆解。大約自漢代後期開始，專門追求“翰墨之道”的行為開始出現，文字書寫不必再僅僅是為事功服務、為考課效勞，而可以供人“遊手於斯”。通常認為，這是書法獨立為“藝術”的表現。自此以後，歷朝歷代，都有若干賢哲，本乎天地之心，取會風騷之意，或以尺牘為媒介，或借碑版以馳騁，俊發靈府，妙舞霜毫，抒情寫意，使筆墨成為“人”的寫照。然而，即便在他們的筆下，大多數時刻，書寫與信息的記錄傳達之間，也並不截然分離，而常常是不分彼此的。與此同時，書法史自身也在不斷地梳理源流，把大量原本並不出於所謂“翰墨之道”的企圖而產生的作品，納入到書法史的長河之中，使得兩者之間的區分更加模糊交織。後世大量以“翰墨之道”為追求的“創新”，其歷史範本恰恰常常是這類沒有明顯獨立的“翰墨之道”追求的作品。寫字與書法，就歷史來說，事實上完全是難以分割的存在。
甚至在當下，我們也很難明顯地區別二者之間的界限。譬如說，我們常常提到的“學者字”。他們與古代文人筆墨素養的養成方式非常相似，具備幼功，年長後偶然臨帖，但日常書寫時長期著眼於做筆記、錄詩文、通音訊等，不以書家自居，也不以“翰墨之道”為主要訴求，然而其審美品質（甚至技術）卻可能絲毫也不遜色於專業書家，甚至在未來才能定稿的當代書法史著作中可能佔據更高的位置。
應該承認，這是書法與其它藝術極為不同的一個現象——它的專業與非專業的界限，事實上是非常模糊的。判斷一件作品是不是書法藝術作品，與創作時是“寫字”還是“搞書法”並無決然確定的關係。書法是開放的，只要“寫字”，就存在創造的可能性。蘇東坡曾說：“無意於佳乃佳。”在其它藝術中，這主要是創作心態能否放鬆的問題，而在書法中卻可能是它向所有書寫者敞開的一扇大門。
《疫情帖》
《別來我家帖》
本次網絡展中最為大眾所矚目的，並不是各家書法公眾號上展出的各種非常正規的“書法作品”，而是一位貴州的書法研究生應村寨之命而書寫的兩個告示牌，因為反響十分熱烈，有“好事”的書法公眾號竟然將兩件作品PS成古法帖的樣式，甚至仿照古法帖的命名方式稱之為《疫情帖》和《別來我家帖》。 這位作者是在讀研究生，顯然接受過較好的專業訓練。但從視頻上看，他是直接書寫在木板上的，其中還有錯漏字，“創作態度”更多的顯然是屬於“寫字”的。
這個現象，要求我們反過來進一步思考書法作為藝術的特性。一方面，它與其它藝術一樣，有自己的歷史傳統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一系列技術規定，具有相對穩定的自律性，由此形成藝術的“門檻”；但另一方面，它又時刻向日常書寫敞開，不斷從日常書寫中發現自己更加寬闊的領地和邊界。人們常常認為，書法的筆墨是抽象的，因而難以表現過於具體的社會事件和人生情感。僅從筆墨上說，這是事實，你無法抽象地說某種筆墨是“悲傷”的而另一種筆墨是“歡樂”的，也無法說某種筆墨表示“慶祝”而另一種筆墨表示“詛咒”。然而，在書法中，筆墨與文字是共生的。沒有文字作為先導，書法的筆墨無從生成（當代藝術不在本文議題範圍，不討論），每一種筆墨，都是在該作品所賴以產生的語言環境中生髮出來的。
李一書法
由此，問題的討論，就必須延伸到“文辭”以及與文辭相關的其它內容上了。文辭是當代書法創作中的一個焦點，某種程度上也是痛點。若干年來書法展覽的主要作品都是抄寫古詩文（同時還存在不少的錯漏字等問題），筆墨或隨了時代，而文辭卻總是古典。設想一下，一部包括《蘭亭序》《祭侄文稿》《黃州寒食詩》《蜀素帖》等等的歷代書法作品集，如果翻到當代，所見卻都是漢賦晉文唐詩宋詞元曲，這個時代的書法，除了筆墨之外，還有什麼通道可以讓未來藉以進入作者甚至進入這個時代？就像我們由《祭侄文稿》的文辭筆墨一起，綜合瞭解顏真卿當時的心情，綜合瞭解顏真卿書寫這件作品的生活情境和歷史情境。
文辭是文學的事情，但並不能因此就說不是書法的事情。書法家以文字為創造對象，文字的組合就是文辭。由文辭及其背後相關聯的藝術家的私人生活（情感）以及社會生活（事件），形成了作品的語境，是筆墨的基礎。書法家考慮文辭，不是要像文學家一樣競爭文辭的文學藝術水平，而是要為筆墨的生成構建一個充滿生機、活力的環境。在這種情境下生成的筆墨，才有可能是飽含信息的筆墨，才有可能真正和這個時代同頻共振，成為這個時代的筆墨符號。
毛國典書法
為了達到這一點，書法家除了需要加強基本的文辭素養之外，與其它門類的藝術家一樣，也同樣必須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瞭解社會、研究歷史、提高文化，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識淺見狹學不足”，才有可能“胸中有道義”和“學問文章之氣”，也最終才有可能真正創造出屬於這個時代的書法藝術。
前文提到，“進入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書法展覽逐漸成為主導性的活動方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打破了舊的階級秩序，掃盲以及義務教育的全面開展，使普通公眾也獲得了參與書法活動的廣闊空間，由此比較徹底地改變了宋元明清以士人為主體的書法隊伍結構，各行業各階層均有可能參與到書法活動中。中國書協舉辦的各種國家級展覽，參展獲獎者不乏來自一線的工人、農民。自媒體廣泛興起後，在超越時空傳播的同時，事實上其傳播的組織方、接受方的身份，也同時進一步超越了原本相對固定的階層，更加呈現出全民參與的廣闊性。
“微信息”時代來臨後，書法活動的身份秩序進一步淡化。許多作者創建了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也有不少作者利用某些公眾號舉辦各種網絡邀請展甚至網絡賽。有的公眾號的影響力，常常大於一般性質的美術館的展覽。近些年來，官方主辦展覽也常常借微信平臺進行預熱，展覽甫一開幕，包括官方微信號在內的幾乎所有有實力的書法微信號都會在短時間內形成一個巨大的信息流。“展覽刷屏”，已經為書法界人士所熟知。
儘管擁有官方身份的公眾號及其作者仍然擁有更強大的傳播優勢，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非官方的微信公眾號、抖音、快手等平臺的影響力正在快速提升，儘管還沒有其它領域如“李子柒”等具有全國甚至全球範圍影響力的書法號出現，但也已經有不少作者通過網絡大大擴展了自身的影響力。近兩年來的不少書界熱點，都是始發於微信的。
張建會書法
前舉本次抗疫網絡展的《疫情帖》《別來我家帖》的迅速流傳，又一次證明了自媒體在公眾選擇上對原有秩序的巨大沖擊力。這種衝擊力已經極大地影響了當代書法的生態。官方機構如何打破原有的人才發現和選拔機制，使更有能力迅速介入當代生活的藝術家和作品更順暢地進入主流文化圈，擴展主流書法發展的力量，是必須進一步考慮的問題。中國書協在新聞出版傳媒委員會和已經建立了良好關係的新的社會階層中，已經聯絡了不少這類人才，但從本次行動上看，仍然有持續深入的空間。
人們常說，微信等自媒體改變了生活。無論從邏輯上還是現實上看，當然也沒有理由不改變書法家的生活。與傳統傳播方式相比，以自媒體為主要活動平臺的書法人才，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有著傳統人才所不具備的新優勢。第一，對社會變化的反應更加迅速。網絡可以在第一時間傳達社會的變化，敏感的藝術家可以迅速捕捉並通過藝術的方式進行應對。第二，對社會的瞭解更加立體多元。網絡信息的豐富性是前所未有的，一個飽學詩書者所能掌握的信息，也有可能輸給鍵盤。第三，對新媒體傳播的特點與技術以及受眾心理的瞭解更加充分。這可以使其藝術更好地與觀眾形成互動。更好地關注這些人才，使之成為時代書法創造主陣地的生力軍和有機組成部分，必將大大提升書法與信息時代之間的聯繫，推進書法自身變革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激發書法藝術在信息時代的活力，避免被時代逐步疏遠而真正淪為“遺產”的可能。
唐雲來書法
當然，網絡也存在問題，比如知識碎片化等等，但只要人才隊伍的架構合理，其它傳播平臺與網絡之間形成良性合作與互動，這些問題是可以避免的。筆者相信，經過本次戰“疫”網絡展覽的浪潮沖洗，無論是原本對網絡傳播十分陌生的老書家，還是已經在網絡里長久衝浪的新人，一定都會重新反觀已有的書法生態、人才狀況以及傳播方式，也一定會在疫情結束後做出各自的反應。
或說，那專業與非專業的界限還在嗎？前文已經提到過，書法藝術從古至今，這兩者本來就是交織的。更多的非專業出身者重操筆墨，將擴大書法發展的社會基礎，而不是相反。最終是否成為書法家，決定權在社會，在歷史，在書法藝術本身，而不在於書寫者是專業出身還是非專業出身。
許達書法
無論如何，新的時代、新的秩序、新的人才產生方式、新的藝術傳播方式、新的藝術家介入社會生活的方式，都在向我們走來，不管你願意還是不願意。當然，幸運的是，藝術是多樣化的，網絡只是一種，並不排斥其它，因而，書齋、展廳、殿堂等等，依舊可以是選項。但我仍然期待，這些選項中的書法藝術家，不是分散的，而是交融的，為這一古老的中華傳統藝術展現新的時代風采共同做出新的貢獻。
本文寫於2月23日
原文刊發於《中國書法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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