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巘（1727—1785），字文山、聞山，號松齋、斷硯主人、六松居士，安徽亳州人。雍正五年（1727）出生於亳州夏侯巷祖宅。乾隆九年（1744）隨長兄梁峰遊學於南京鐘山書院，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舉。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北京鹹安宮教習，乾隆三十四年（1769）教習期滿任湖北省巴東縣知縣。乾隆三十五年（1770）“丁父憂”回籍。乾隆三十六年（1771）課徒壽州循理書院，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循理書院院長。乾隆五十年（1785）去世，享年五十九歲。
梁巘早得書名，在鐘山書院遊學時，即以書“小棲霞”額而得兩江總督尹繼善賞識。任鹹安宮教習時，因善書而留下“南梁北孔”“南北二梁”“三梁一王”之傳說。
梁巘在壽州的十餘年，肆力於書，“楷宗晉唐，草法‘二王’”，可謂遍臨晉唐諸家，於王羲之、王獻之、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李邕、張從申、徐浩等用功至深，尤以李邕、張從申為最。又旁涉漢魏六朝碑版，逐步形成出入晉唐、碑帖兼容、中鋒用筆、蒼老勁健的書法風格。
因此，考察梁巘的書法淵源，探尋梁巘的學書之路，分析梁巘的書法風格，明確梁的書法影響，對學習、研究梁的書法藝術，繼承、光大梁的書學精神，促進當代書法的健康發展，大有裨益。
一、少學蘇、米，意氣軒舉——早得書名
梁巘天資聰慧，自幼好學，故而早得書名：“四歲能誦《毛詩》，十二歲畢經史業，善文章，工書。” [1]346這得力於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業師陳學古的精心培養。其 自 言 ：“ 吾 少 年 學 蘇 、米，意氣軒舉，多有欺人之概，晚年結構漸密，收束自然 ， 往 往 近 趙 ， 而 不 知 者以為降格。” [2]104 說明其早年是學蘇軾（1037—1101）、米芾（1051—1108）而得書名的，其所謂的少年是相對於晚年而言，非真正意義上的少年，應該指乾隆三十六年（1771）去壽州之前，梁巘臨《淳化閣帖》冊頁後汪燾的跋語“餘與聞山交最久，所得書皆辛卯以前，蘇、米居多”即是明證。
（一）師法米芾
梁巘《自書論跋》雲：“餘向以學米書得名，然殊不佳。” [2]91 這是晚年夫子自道語，其早年的確以學米芾而得書名。目前筆者所見梁巘最早的作品便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臨米芾《西園雅集圖記》，用筆爽利、點畫動宕，結體緊密、行距舒朗，雖為臨摹，亦體現出紮實的基本功。梁巘時年三十三歲，依然是用軟毫筆：“吾用軟筆七八年，及至京師猶用之。其法以手提管尾，作書極勁健。然太空浮，終屬不沉著，不如用硬筆運以沉著，蒼勁處，皆力透紙背。” [2]104梁巘行書《松竹圖書》對聯是其學米的代表作，深得米芾八面出鋒、沉著痛快之特點，堪稱佳構，應是乾隆二十八年進京後，由軟筆改為硬筆的作品。其所言“向以學米書得名”，應當是此類作品。（圖1）
圖1 梁巘 松竹圖書五言聯 紙本 114cm×27cm×2 私人藏
梁巘對自己早年學米芾並不滿意，認為米書結體太離奇，學不好會墮入惡道，因而告誡學生不要早學米書，要到晚年方可：“後生學書，慎勿早學米字，以其結體太離奇，學之不善，恐其墮入惡道。……不學米字不變化，然須到晚年時方可學。” [2]111 可謂經驗之談。
（二）師法蘇軾
梁巘曾言：“吾嘗臨蘇書，而不學米字，以蘇書之動宕蒼勁，皆有規矩可守，不似米字之率意放蕩也。” [2]91 這句看似矛盾的話，至少說明其自學蘇軾後就不學米芾了，或者說學過蘇軾才發現米芾的問題。朵雲軒藏有梁巘《臨蘇軾〈養生論〉》冊頁，未署年款，當為早年之作，用筆沉穩，點畫蘊藉，結構寬博，行間茂密。（圖2，見封二）
圖2 梁巘 臨蘇軾《養生論》冊頁（選二） 紙本 朵雲軒藏
梁巘對蘇軾的學習持續到晚年：“餘購《金石錄》數十年不得，乾隆己亥冬遊廣陵，於郃陽秦晉齋處借得。攜歸年餘，欲錄之而未暇也，門人蕭生亦橋（喬）、王生魯庵、許生春林，為餘分抄數月而成……乃為臨東坡《羅池廟享神辭帖》一卷酬之，此則贈亦橋（喬）者也。” [2]128 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還臨蘇軾的《羅池廟帖》贈弟子。王潛剛《清人書評》載：“聞山先生二寸大楷書前後《赤壁賦》，生宣紙，用健毫書，沉著頓挫，意在學蘇，較平日他書專學李括州者不同，可稱傑作。” [3] 說明其在學習李邕的同時，依然學習蘇軾。不僅如此，梁巘還建議將《羅池廟帖》懸於壁間，時時觀摩，以增長筆力：“學書者將蘇長公《羅池廟帖》掛壁間，朝夕觀玩，實實增長筆力。” [2]109 可見其對蘇軾的《羅池廟帖》相當欣賞。
圖3 梁巘 臨蘇軾《告據》 紙本 202cm×88cm 西泠印社藏
梁巘晚年所臨蘇書，則多以己意為之，不再忠實於原帖，其《臨蘇軾〈告據〉》立軸，兼融多種筆法，楷中有行，行中帶草，雄渾蒼勁，逸氣生動，屬創作性臨寫，為其大幅行草的精品力作。（圖3）
二、入趙淺，入董深——師法董、趙
梁巘乾隆二十八年進京時，書法已相當有名。他自從梅釴（1723—1812）得執筆法，便刻苦學習，認真實踐：“予學書，三十歲後始緣 得其傳……餘學復十餘年，覺有得。” [2]103 一入鹹安宮，享譽四方的翰林院侍讀王文治（1730—1802）便和他研討：“聞山，昔在京師與餘同學為書，餘自滇南歸，聞山書名大振於江淮間。” [4]808 身為景山官學教習的段玉裁（1735—1815）也來請教筆法：“餘乾隆癸未，識聞山于都門，虛心問以筆法。” [5] 蘇、米而外，梁巘更傾心於趙孟（1254—1322）、董其昌（1855—1636），自言：“餘書入趙淺，入董深，然入董而不盡出於董。” [2]91
（一）師法趙孟
餘廿年前學趙松雪書不能似，近學李北海《雲麾碑》，筆稍稍立得住，或以為似趙。蓋松雪初學“二王”，晚年碑版，實脫胎於李。而餘僅襲其貌，不特不能似李，亦豈能真似趙乎？壬寅秋，與張責萬書屏有餘幅，並贅數語，以志吾愧。[2]92-93
這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所言，他已達“人書俱老”之境，才坦言早年學趙“不能似”，即“入趙淺”。而其晚年臨王羲之卻似趙孟頫：“吾臨右軍《吳興帖》，絕似子昂《十札》書。” [2]92 說明其書已“由唐入晉”，可比肩趙孟頫了。安徽博物院藏其行書《鏤管冰壺》對聯，既有趙孟頫的嚴謹端莊、雍容穩健，又有李邕的逸氣生動、通身貫注，的為佳作。（圖4）
圖4 梁巘 鏤管冰壺七言聯 125.5cm×26.5cm×2 安徽博物院藏
（二）師法董其昌
梁巘好友汪燾跋其臨《淳化閣帖》冊頁雲：“聞山於書無所不窺，其初由香光而入，遂造北海之室。”這說明其學董其昌在李邕之前。其乾隆三十二年（1767）所臨董其昌《成道記碑》立軸，可謂形神兼備，誠如裴景福所言“摹香光楷行，神骨畢肖，人不能辨” [2]1 ，足見其臨帖功夫。（圖5）
圖5 梁巘 臨董其昌《成道記碑》 紙本 95cm×40.2cm 1767 選自雅昌藝術網
儘管梁巘對董其昌的臨摹“神骨畢肖”，但在創作上卻與董不同，力避其“弱”。阜陽博物館藏其行書《五言詩》立軸，既有董其昌的古淡、巧妙，又有米芾的沉著、爽利，正所謂“入董而不盡出於董”，乃早年佳作。
三、從流溯源，得門而入——師法李邕
隨著學習的深入，交流的廣泛，眼界的提高，梁巘開始探尋自己的學書之路：“米海嶽行法多出自李括州，餘即以米行法臨《雲麾碑》。從流溯源，自是得門而入。” [2]92 他找到了源頭，米芾行書學李邕(675—747)，用米芾法學李北海，因為李邕是唐代行書的代表人物，加之梁巘此時所師從的趙孟頫、董其昌也深得李邕之法，正是其所追求和效仿的目標。梁巘乾隆三十四年（1769）《臨李邕〈荊門行〉》冊頁，明顯帶有董其昌、米芾甚至蘇軾的痕跡，特別是董其昌，在章法上尤為凸顯。此時對李邕的學習剛剛開始，並未達到很高的境地。而乾隆四十四年（1779）《臨李邕〈雲麾將軍碑〉》冊頁，則是精品，雖是臨習，卻神完氣足，極具李邕的“逸氣生動”，對李邕的臨習，已爐火純青。（圖6）
圖6 梁巘 臨李邕《雲麾將軍碑》冊頁 紙本 25.5cm×16cm×24 1779年 選自西泠印社2015年春拍網上圖錄
梁巘也意識到臨摹得過熟，需要換帖：“吾近來臨《雲麾》《麓山》，本頭太多，嫌其近熟。欲臨歐書，恐一時不能成就。” [2]91 張穆（1805—1849）所言“吾家松齋書最多，其臨《思訓碑》（《雲麾碑》）者，亦不下數十冊” [6] 就是例證。
梁巘書寫碑版多用李邕體，乾隆三十六年（1771）所書《重修湯陵碑記》，是目前筆者所見的第一塊碑版，當是在亳州“丁憂”期間所作。已明顯看出是以李邕為本，兼融董其昌的神韻、米芾的勁健和蘇軾的蘊藉，依然是腴潤有餘，遒勁不足。此碑保存完好，現在亳州湯王陵公園內。而書於乾隆四十年（1775）十月的《循理書院碑記》和《重修八蜡廟碑記》均為張佩芳（1732—1793）撰文，已基本擺脫董其昌的清瘦軟弱，逐步走向“劈實勁健”，整體章法協調，行氣一貫，自家面貌業已顯現。
圖7 梁巘 《玻璃泉記》碑拓本 1781年（選自胡冰編《梁書法》，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29頁）
梁巘在壽州書寫的最後一塊碑，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玻璃泉記》，為其得意之作：“壽鳳《報恩寺碑》劈實健勁，泗州《玻璃泉記》沉著蒼勁，二碑皆學北海《麓山寺》，故氣魄亦與之相近。” [2]96 此碑不僅“沉著蒼勁”，而且“神氣極旺” [2]97 ，字裡行間皆有其“平生獨往獨來本色” [2]97 。此時，梁巘的書法已達鼎盛，在李邕“逸氣生動” [2]69 的基礎上，融入更多手法，已達出神入化之境。（圖7）
四、由唐入晉，思齊古人——迴歸魏晉梁巘
自言：“學古人書，須得其神骨、魄力、氣格、命脈，勿徒貌似而不深求也。吾輩學書，縱不能駕古人而上之，亦必有一副思齊古人之意見。” [2]111 結合《承晉齋積聞錄》和《評書帖》相關論述，“思齊古人”即“迴歸魏晉”，這是梁巘的書學理想，他通過研究歷代法帖，結合學習實踐找出一條“由唐入晉”的道路：“學書須臨唐碑，到極勁健時，然後歸到晉人則神韻中自俱（有）骨氣，否則一派圓軟，便寫成軟弱字矣。” [2]111 方法就是：“楷宗晉唐，草法‘二王’。” [6]352
（一）楷宗晉唐
梁巘乾隆三十二年（1767）《臨顏真卿〈多寶塔碑〉》冊頁，是筆者所見最早的臨寫唐碑作品。字字嚴謹，筆筆不苟，忠實於原碑，可謂亦步亦趨。此時梁巘在鹹安宮任教習，正熱衷於科舉。但舉進士考中書皆不中，備受打擊，因而更加發奮臨帖。清代科舉相當看重“烏、方、光”的館閣體，而館閣體不外乎“顏底趙面”或“歐底趙面”。為此，梁巘不僅要學趙孟頫，還要學顏真卿（709—785），此冊即是。（圖8）
圖8 梁巘 臨顏真卿《多寶塔碑》冊頁 紙本 26cm×15.5cm×10 1767 選自雅昌藝術網
柳公權（778—865）也是梁巘“由唐入晉”道路上研習的對象，其乾隆三十八年（1773）臨《玄秘塔碑》冊頁，為筆者所見最早署款循理書院的作品。從筆法上看，以中鋒為主，圓勁遒麗，結構亦忠實於原帖，臨習得很認真。（圖9）同年所書《鹹平寺莊嚴記》，即呈柳體面貌，說明這一年致力於柳。梁巘後來書碑時，亦在其他書體中融入柳法：“吾重書《贈朝議大夫鮑君家傳碑》，間參一二筆柳法，其瘦處卻似徐用錫、蔣湘帆，然為紙筆所困，未得應手，非吾得意書也。” [2]97 這說明他對柳公權相當傾心。
圖9 梁巘 臨柳公權《玄秘塔碑》冊頁（選二） 紙本 1773 選自雅昌藝術網
唐楷諸家，梁巘最推崇的還是歐陽詢（557—641）。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書《裕備倉記》碑，便一派歐書面目，已從顏、柳轉向歐。（圖10）其對歐陽詢的評價也高於顏真卿和柳公權：“歐書橫筆略輕，顏書橫筆全輕，柳書橫筆重與直同。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險；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筆險。歐書凡險筆必力破餘地，而又通體嚴重，安頓照應，不偏不支，故其險也，勁而穩。” [7] 反觀梁巘此碑，確得歐陽詢之險、勁，略失其穩也。梁巘此時尚未達到“人書俱老”之境：“凡事有志竟成，況學書一道，今豈不如古哉？按：《九成宮》《皇甫》《虞恭公》等碑皆晚年書，初歲未必即佳。人苟英年刻勵精進，奚虞難成？要在不自廢耳！” [2]107 可見，其對學書信心滿滿，始終在學習探索中豐富完善自我，亦如其言：“學書忌浮論而無實功。愛而不學知不真，學而不篤得不深。” [2]108
圖10 梁巘 《裕備倉記碑》拓本 1777年（選自胡冰編《梁書法（續編）》， 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91頁）
梁巘還用心於張從申（生卒年不詳），其乾隆四十五年（1780）《臨張從申〈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冊頁，跋文曰：“《書苑》雲：‘從申結字鎮（縝）密，近古未有。弟三人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今觀其書，良然。臨摹之際，覺蘇文忠亦曾用力於此，不止李西臺也。”梁巘對張氏兄弟大加讚賞，指出蘇軾不只學李建中（945—1013），還學張從申。還對張從申有評論：“原拓《延陵季子碑》，力大筆厚……寫碑版如張從申字，實實站得住。從申兄弟並工書，當時號‘四龍’，然從申書傳而其他不傳者，想不若從申也。” [2]18-19 “力大筆厚”和“實實站得住”是梁巘對張從申的總結，從此冊看，的確如此，可見其用功之深，亦可知其書之“劈實勁健”來自張，故而光緒《亳州志》載：“於李邕、張從申摹仿尤久，幾於神似。” [6]352 （圖11）
圖11 梁巘 臨張從申《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冊頁（選一） 紙本 25.5cm×32cm 1780 私人藏
徐浩（703—782）也是梁巘的師法對象，對所臨《不空和尚碑》相當自信：“吾在山東時，臨《不空碑》卷子，字頗大，劈實遒勁，若刻刻出，差有唐碑風味，已贈楊蕉亭，自信有‘奔泉抉石’之意，而蕉亭謬讚為駕唐人而上，過矣。” [2]91 可惜未見傳世。
梁巘對徐浩、張從申的學習都是為了彌補李邕的不足，終究還是推崇李邕：“徐季海《不空和尚碑》石有斷處，缺二十餘字。餘向見董文敏公有臨此碑全文，因取添注於旁，文遂無不可讀者。《不空碑》規矩準繩好過張從申，而其硬處還有不及從申者，終是李北海強過諸公也。” [2]21
唐代行書，梁巘認為李邕和顏真卿最佳：“唐行書最好者：李北海《雲麾碑》，顏魯公《座位稿》。李是從王出，顏亦從王出，而另開境界。” [2]70 因為李、顏皆出於王羲之（303—361），學習二者均能“入晉”。梁巘對李邕的學習自不待言，而對顏真卿，不僅盡收其碑帖，還認真臨寫。天津博物館藏有其臨《爭座位稿》立軸，屬創作型臨寫，用筆勁健，結體穩重，兼有“二王”筆意。（圖12）
圖12 梁巘 臨顏真卿《爭座位稿》 紙本 151cm×55.5cm 天津博物館藏
梁巘在遍臨唐碑之後，發現唐代諸家皆取法王羲之：“王右軍字大小、長短、匾狹，均各還體態，率其自然。至唐人顏、柳、歐、虞，則剪裁其體，直取方格內整齊，而歐得其骨，虞得其圓，褚得其風趣。” [2]62 其晚年自認為結字不夠緊密，不夠圓潤自然，仍然要“迴歸魏晉”，回到王羲之上：“吾今看《蘭亭》《黃庭》字，欲收緊一步，渾其圭角，因從前書碑版，撐扎處甚不慊意也。” [2]92 可謂善學者也。
（二）草法“二王”
梁巘深得李邕之法，對其評價也相當公允：“李北海書全憑氣力，拓開間架。若《蘭亭》《半截碑》，力大無窮，看去卻極靜，此北海所以不及也。然初學必從北海、歐、褚入手，拓開氣力，極足極滿，然後收到《蘭亭》《半截碑》上。” [2]79 儘管李邕與王羲之有差距，卻是“迴歸魏晉”之梯航，可“拓開氣力”，最終還是要回到“二王”上，尤其是行草書。
圖13 梁巘 於此亦足七言聯 紙本 122cm×28.3cm×2 安徽博物院藏
《聖教序》是王書的“百衲衣”，也是王字的“百寶箱”，梁巘自然首選。其乾隆三十九年（1774）所臨《聖教序》冊頁，運筆蒼勁，結字靈動，可謂察之尚精、擬之貴似。
梁巘晚年，更加傾心於《蘭亭》，將其作為矯正不足、完善自我的標尺：
吾近日嘗喜看《蘭亭》。
吾向嘗臨《蘭亭》，然終不甚解其所以佳，近日臨歐、李既久，方知《蘭亭》之緊，非他書所能及。[2]92
安徽博物院藏有梁巘行書《於此亦足》對聯，乃集《蘭亭》之文字，筆圓意蘊，蒼秀渾厚，深得右軍神韻。（圖13）
王獻之（344—386）也是其學習和研究的對象，梁認為學大令可彌補右軍之不足：“學右軍草書必參大令，以其氣勝也。” [2]108 並言董其昌亦師王獻之：“董思翁書偏側處本王大令《十三行》，圓處本虞世南。” [2]76 可見其學習之深入，研究之透徹。南京博物院藏有梁巘《臨王獻之〈洛神賦〉》冊頁，雖是臨寫，卻融入李邕筆法，遒勁渾厚，逸氣生動。跋尾考證，見解獨到。
梁巘認為智永（生卒年不詳）是王羲之正脈、嫡傳：“書法自右軍後當推智永為第一，觀其《真草千字文》圓勁秀拔，神韻渾然，已得右軍十之八九，所去者正幾希焉。” [2]72 告誡學生：“學草書，必須學智永《千字文》，蓋其字多，偏旁具備也。” [2]110 但《千字文》只有規矩，缺少氣魄，只是過渡，終究還要回到《十七帖》上：“智永《千字文》有規矩，《十七帖》有氣魄，然究竟不如《十七帖》，因較《十七帖》略軟。” [2]62 《十七帖》才是最佳範本。梁巘有臨《唐人雙鉤十七帖》箋本，雖未署年款，但生澀老辣、圓潤遒勁，當為晚年所臨。（圖14）
圖14 梁巘 臨《唐人雙鉤十七帖》冊頁（選二） 箋本 27cm×34cm×2 選自中國書法名家網
梁巘於草書，不只傾心於《十七帖》，對孫過庭（約646—690）、張旭（約675—759）、懷素（737—？）也是心摹手追。朵雲軒藏有其《臨孫過庭〈書譜〉》冊頁，在孫過庭的基礎上加以己意，中鋒運筆，渾厚朴茂。梁巘在循理書院的十幾年“肆力於書”，精研歷代法書，遍臨晉唐碑帖，所書碑版遍天下。晚年頗為自負，其臨《淳化閣帖》後跋曰：“石如善篆書，餘不能，然亦不可以晉以後書格塵法鑑也。”在肯定鄧石如的同時，也強調自己的書法已“迴歸魏晉”。結合梅鏐跋語“聞山書極縱橫恣肆之觀，爾年來更淵雅雋永，深得晉人風韻”和汪燾跋語“聞山此書運用精嚴，得右軍行草中帶篆隸筆意”看，的確如此。
梁巘臨《淳化閣帖》，汪燾跋曰“乙巳絕筆”，此冊瀟灑流宕，逸氣生動，深得魏晉風流，已達其“思齊古人”之意願。（圖15）
圖15 梁巘 臨《淳化閣帖》冊頁（選一） 紙本 27.5cm×36.6cm 1785 安徽博物院藏
梁巘所書碑版遍天下，居同期書家之冠。自言“已刻者五十三種矣” [2]93 ，寧問禮《湖北巴東縣知縣梁公家傳》言“刻石之多至百種，亦前人所未有” [1]347-348 。晚年“書名大振於江淮間” [4]808 ，更有“無樑不成家” [9] 之美譽。
梁巘在清代中期碑帖嬗變之際，能夠碑帖兼融，倡導學習漢魏六朝碑版，主張“迴歸魏晉”，是清代書法代表人物，是繼趙孟頫、董其昌之後足以頡頏張照的書壇巨擘。在安徽書法史上，又是繼南宋張即之以來，五百年間最有成就的書法家、書法理論家和書法教育家，和鄧石如一起 ，形成碑帖的兩座高峰，屹立於書壇，光前裕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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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巘．評書帖[M]//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582．
[9]張之屏．淮南耆舊小傳初編（續）[J]．學風，1934，4（2）：21．
本欄目圖文摘選自張朝陽《梁巘評傳》，安徽美術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
本文選自《書畫世界》雜誌2019年10月號，作者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阜陽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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