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對於各主體看，中小微企業因營收歸零與工資房租固定支出鏈斷裂、訂單與職工不能上班丟失等而停業甚至倒閉的不少；居民因不能外出務工就業，沒有固定工資單位的家庭，吃有限的存款，消費、房租（租房住的居民）和房屋還貸付息等吃緊，甚至正常開支受到影響；政府疫情中稅收等收入減少，但其固定開支無法壓縮，與疫情有關的額外支出卻加大。對於行業看，交通、餐飲、零售、家政、旅遊受到重創；農產品流通和銷售受到阻礙，一些農村扶貧項目也趨於停止；工業則因訂單減少，供應鏈、分工協作鏈、價值鏈阻斷，雖然復工可能快一些，倖存率也高一些，但也受衝擊很大。從時段和經濟開放關係看，疫前兩三年中土地建設城管及一些地方政府“一刀切”擴大化的拆違已經給全社會創業、就業、收入和消費造成過重創。就現在及全球看，中國有提前走出疫霾的優勢，而世界其他地區剛剛進入暴發期。有利的是，中國經濟可以先行恢復；不利的是，其他地區的交通封閉和企業停產，國際訂單會減少，與開放有聯繫產業的採購（進口）鏈和銷售（出口）鏈會遇到阻斷。
因此，要依靠人口大國、產業鏈齊全和有較大的迴旋餘地等優勢，特殊時期產業關聯方面，內部進行自我彌合；需求方面要以增加內部居民收入和振興內部消費為主；內外經濟平衡方面，進行戰略收縮，壓縮外部項目投資規模和停止不必要的外援，以國內經濟建設和恢復自我經濟為主，以使自己早日走出困境。
一、中國疫情後宏觀調控面對的兩個關鍵問題
受疫情影響，全球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加大。先需要比較的是，這次中國及其全球經濟衰退的人口增長放緩、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老齡化原因，與20世紀30年代的由於資本分配過多和勞動者分配過少、消費不足而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有所不同。許多國家用擴大赤字、投放貨幣、增加需求的凱恩斯主義需求刺激工具調節，效果並不理想。大部分國家都陷入了“低通脹、低利率、低增長、高負債”的境地。疫情使經濟下行壓力更大。而為了應對，全球各國間又陷入了開閘放貨幣、再壓利率和更多負債的擴張等政策競爭。那麼，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究竟處於什麼困局？
1. 農民收入水平低、有效需求不足與工業品產能過剩
下行的直接壓力是工業品產能過剩，疫情後可能會加重。按2018年產能利用率計算，工業品產能過剩在11萬億元左右，除去中間產品，其中消費品保守估計為5.5萬億元。經濟主力人口的逐年減少，也導致“創業就業—可支配收入—消費能力—工業產能—經濟增長”相對收縮、過剩和下行，並使其常態化，而疫情又使過剩程度加深。
增加出口來平衡國內工業品產能過剩空間日趨狹小，疫情影響更會重創出口。中國出口佔GDP比重已經從2006年的35%降到2018年的18%，比率減少了近一半，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與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都努力在減少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一些發展中國家學習中國過去出口導向發展模式，也在全球性競爭中擠壓我國出口市場。隨著中國承諾更大力度開放國內市場、擴大進口，未來寄希望於擴大開放來平衡國內工業產能過剩日益困難。疫情期間，中國出口減少。中國疫情之後全球接續暴發，又使中國訂單和供應鏈受影響。
城鎮戶籍居民工業品消費已經到了工業化的後期，收入增加很難去平衡工業產能過剩。2018年城市戶籍居民約6億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在4.3萬元，收入總規模為25億元左右，收入消費率為60%，但其對工業品的消費基本飽和，從對收入增長對國家統計局統計的家宅耐用工業品消費的需求分析看，彈性很低，大部分產品已經消費飽和，主要靠提高城鎮居民收入來平衡工業品產能過剩，既不現實也不可行。
農村戶籍居民工業品需求滿足水平處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是平衡工業品過剩主力，但收入水平過低。2018年農村戶籍人口8億，在外務工生活2.3億多人口，可支配收入為2.2萬元，農村常住人口5.6億多，人均可支配收入1.4萬元，收入總規模只有12.9萬億元，收入消費率在80%以上，我從數據分析，農民常住人口和務工人口收入增長對工業品的消費需求彈性大，每百家家庭汽車普及率也只有22，許多耐用消費品擁有率遠低於城市居民，住房、裝修、廁所、廚房等條件還很差，耐用工業品和居住消費，只是到了工業化的中期，但收入水平卻遠低於城鎮戶籍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嚴重不足。
農村戶籍8億人消費能力不足在於財產性和創業性收入少。農村戶籍居民的收入來源主要是務農和務工收入，前者微利甚至虧損，後者比城鎮居民水平低並不穩定。就城鄉居民間比較，財產性收入差距為12﹕1，財富差距為18﹕1。與日韓和中國臺灣農民相比，差距在於農民基本不能用地和以地創業，土地不能交易，不能抵押融資，不能入股，不能吸收外部投資，也就沒有不動產財產性收入。
製造業轉移，城市建設和爭創文明城市，拆舊建新，整頓市容，往鄉村疏解了相當數量的農民回鄉，農民自己也在農村進行了各方面的創業和自謀就業；而疫情前兩三年中土地建設城管大規模的拆大棚、拆農家樂、拆農業加工廠、拆鄉鎮縣郊農貿市場，幾乎滅失了500到600萬的個體和小微經濟體，摧毀了1000萬到2000萬人的就業機會，也使回鄉農民多年積累的創業本錢歸零，許多還背上的沉重的債務。而這次疫情，不能外出務工，不能銷售產品，更使他們雪上加霜。
2.宏觀調控放貨幣、高負債和無資產保證的高風險
全球應對疫情加劇的經濟衰退，不得不再行貨幣擴張之策。中國也不得不參與全球貨幣擴張政策的這次競爭。但是，需要特別提醒的是：借債搞基建，擴大貨幣投放必須有增加資產來保證。增加赤字、上基建項目、擴大福利、發行買賣國債、銀行發放信貸等等，其刺激經濟投放的貨幣，必須有經濟增長的商品、不動產、外匯、黃金等財富和資產來保證，因為從整個國民經濟負債表來說，資產是負債的平衡基礎。
中國政府、居民和企業負債佔GDP比率已經很高。2019年底中國非金融部門負債佔GDP比率分別為260%，比2018年的美國相當，但低於日本的375%。但是，也特別需要提醒的是，總體負債雖然率相對不高，但債務質量很差。中國國有企業債務效益低，呆滯債務比例大，已經有過一次大規模剝離資產和核銷呆壞帳的經歷；房地產企業負債率高，銷售、價格、土地成本、宏觀政策、需求預期等與其債務間關係鏈非常脆弱；地方政府債務與其收入相比，規模大和還款能力弱，陷於借新還舊循環，而政府可交易和可變現資產不多，新官不理舊帳，地方政府債務誠信度也不高；而居民房價收入比太高，其債務還本付息受疫情和失業的影響也較大；總體上看，由於整個經濟主體間誠信度較低，呆壞帳較多，賴賬者不少，債務拖欠普遍，債務週轉速度慢，迫使貨幣相對一定規模債務的供應量卻很大。
缺乏資產地投放貨幣，經濟崩盤的風險會加大。自2008年以來，中國投放的M2快速增加，已經從47.5萬億元增長到2019的199萬億元，是當年GDP的200%。而美元是全球貨幣的美國，這一數值、為72%。現實的困境是：負債超過資產時間太長和規模太大，無資產保證的貨幣投放越來越多，不動產價格快速上漲壓力加大，匯率幣值可能發生跳水，貨幣、金融和經濟體系，也可能會崩盤。
小結問題，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面臨的最嚴峻困境是：工業產能過剩與疫情後8億農村戶籍居民收入水平低和工業品消費能力不足；調控國民經濟趨於產需平衡和穩定增長的困局是：在無資產保證下繼續增加負債，為應對疫情影響和經濟下行壓力供應放量貨幣，經濟發生大振盪的風險會越來越大。

二、穩定增長需要尋找新思路和安排針對性對策
美國之所以在建國後，能夠在經濟上獨立於英國，逐步穩定美元幣值，並在世界貨幣霸權之爭中，美元逐步替代英鎊，形成世界以美元為主要結算、支付、儲備等功能貨幣的金融體系，得益於其國土的先後兼併擴張，西部調水200億立方米，數次大開發以擴大可利用土地，特別是土地的市場化配置和資產化，使鉅額土地資產成為美元發行和穩定之錨。
因此，深化土地市場化配置改革和調節水資分配，擴大可利用土地，是我們既在疫情後放手讓農民自我創業，自僱就業，增加農村戶籍居民收入，增強其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解決生產過剩，又使擴大投資、貨幣投放、刺激經濟增長，有足夠的資產基礎，穩定貨幣幣值和金融體系。一通百暢，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全盤皆活皆穩。
1. 深化土地資產化改革
城鄉土地資產化是貨幣刺激政策的基礎保證。我們通過影子價格方法估算，農村的已利用土地，價值約474萬億元；城市一半為無償劃撥土地，協議出讓和招拍掛初的土地價格也很低，總價值估計在300萬億元，即便其中50%可交易，也可恢復150萬億元的價值。這些資產如果放開價格、恢復價值、鼓勵創業、投資信貸進入，資金城鄉雙向流動，就可以吸收貨幣，並促進貨幣流通，增加國民經濟流動性。土地從零價值、低價值，通過其配置的市場化改革，將為中國未來宏觀調控中的貨幣刺激政策，提供鉅額的資產保證。
農村戶籍居民財產和創業性收入低的體制根源。改革開放以來，僅城市、工礦、交通和水利建設從農村轉移了1億多畝土地，劃撥土地保守估計佔50%多；1998年以來，土地協議和招拍掛出讓改革，到2019年，地方政府累積收取土地出讓金50萬億元之巨，其中補給農民的非常少。一方面，農村土地由政府徵用，城市、交通和水利等建設面貌一新，製造產業成長為世界最大規模，城鎮居民獲得了不動產財富及財產性收入，富裕了起來。另一方面，農村土地限制交易和不能以地為本創業，農民既沒有得到土地城市化和工業化配置的紅利，收入偏低，也使其守著土地要素優勢而沒有財產性收入和創業收入。
進一步深化土地改革來增加農民的收入和消費。堅持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不變，明晰和確定農村土地使用財產權，進一步在農村土地改革試點的基礎上深化改革，使其可交易而能定價成為資產，更大力度延長土地使用年期，擴大農民在自己土地上的創業、投資和建設權。這樣的改革，按上述農村土地價值總量計算，如果交易其中的1.5%，就可以產生7.1萬億元的收入，交稅40%，農民可得近4.3萬億元財產性收入。如果再按照其中5%以地為本創業形成實物資本投資，10%的產出率也可形成2.37萬億的創業投資收入。按照收入80%的消費率，可以形成5.4萬億元左右工業品為主的消費支付能力，基本可以平衡5.5萬億元過剩的消費品工業產能。
2.調節水資源分配和擴大可利用土地
疫後應當加大通過調水擴土投資開發，來增加貨幣投放的土地資產。我國已利用土地佔國土總面積比率約為71%，低於世界許多國家。比如農業用地方面，美國930萬平方公里就有耕地面積25億畝，印度不到300萬平方公里有23億畝耕地，而中國960億萬平方公里只有20.3億畝耕地。如果中國能將國土利用率再提高5%，就可以增加7億畝可利用土地，結構可以安排為5億畝耕地、1億畝園地、1億畝建設用地。分16年推進，按現影子價格平均7.7萬元/畝與3%的年溢值率計算，就可創造出近90萬億元的可利用土地資產。按1︰1或1︰1.5來投放貨幣，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資產基礎每年就可在5.6-8.5萬億元之間。
3. 宏觀調控借力於土地改革和調水擴土的獨有優勢
中國經濟要素組合劣勢和增加可利用土地的必要性。與世界許多國家比較，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要素結構中，中國勞動力相對較多，裝備資本相對過剩，土地要素又相對較少。從要素最優組合的比例來說，我國非常有必要通過調水改土的方法來增加土地要素供給，補齊國民經濟的這一短板。
通過土地改革增加居民收入，並以增加土地和土地資產化穩定貨幣的國際比較。從全球經濟看，美國、歐洲、日韓的土地市場化程度已經很高，基本實現了價值化，用土地增值的經濟刺激政策沒有空間；歐美日韓，包括印度的國土利用率已經很高，也沒有改造國土面積再增加貨幣發行基礎資產的空間；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因為勞動力數量少而土地多，根本沒有改造擴大可利用土地資產的必要。
這一輪疫後抗擊世界性經濟衰退的中國獨有優勢。惟有中國，既可以通過建立統一的城鄉土地市場，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恢復土地的資產屬性和增加貨幣投放的資產基礎，也可以調節水資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貨幣投放的土地資產。從而釋放農民有支付能力巨大的工業品消費需求，平衡工業品生產過剩，挽救和做強制造業，延長工業化發展階段，尋求一個未來中偏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成為世界經濟復甦的領軍者。
結語：
佈局的核心是：下決心堅決推進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擴大基建應當偏重於調水改土這樣的可以形成資產的重大和配套項目，以增加土地要素；以土地體制改革盤活農村鉅額的低利用資產，使農民能使用和發揮自己土地要素的優勢，調動他們創業的積極性，較快地增加他們的收入；用農民還有對耐用消費品、汽車和舒適住宅的需求，延長工業化時間；推進市民化的城鎮化，一方面獲得經濟增長的空間聚焦推動力，另一方面土地適當集中，提高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效率。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團隊也設計和比較了許多其他疫後走出困境的思路和辦法，難點在於均無法同時滿足解決“經濟增長乏力，但是找不到推動潛能；工業品過剩，農村又需要，找不到顯著增加農民收入的途徑；走出下行，需要實施擴張的貨幣政策，但中國目前貨幣供應規模、債務質量和GDP下行壓力大格局看，再繼續大投放，貨幣體系可能崩盤”三對兩難問題的需要。因此，除此思路和對策外，似乎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棋局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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