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亞軒：國企工資改革背後的深意

核心觀點：

2018年5月25日，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表面上看這只是一項國企改革措施，主要目的是“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提升國有企業效率”。但如果結合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與政策取向，就會發現其背後隱藏著收入分配格局調整的深刻政策含義。

《意見》的核心是“建立健全與勞動力市場基本適應、與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掛鉤的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這實質上有利於控制國有企業勞動力成本的過快增長，是“降成本”政策意圖的又一個具體體現。

2016年8月22日國務院發佈《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提出了一攬子“降成本”措施，包括降低稅費負擔、降低融資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控制人工成本上漲、降低用地用能與物流成本，以及提高資金週轉效率等，當前各項措施已有收效，帶動了企業利潤率的持續提升和成本率的持續下降。

“降成本”也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之一，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無論是“三去一降一補”，還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長期任務，都對企業、企業家、企業家精神提供了充分的政策支持，這些“收入分配紅利”是這一輪盈利週期不可忽視的成因。

以下為正文內容：

2018年5月25日，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表面上看，這只是一項國企改革措施，主要目的是“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提升國有企業效率”。但如果結合當前國內外的經濟形勢與政策取向，就會發現其背後隱藏著收入分配格局調整的深刻政策含義。

我們知道，居民、企業、政府三大主體構成了經濟體中最基本的分工與分配關係。在經濟週期的不同階段，三大主體之間的分配關係應該出現動態的調整，以適應經濟形勢的變化。當前，在長週期的視角，全球正處在新一輪產業革命的醞釀期，中國正處在勞動力紅利和技術後發優勢同時減弱後的調整期。在短週期的視角，全球經濟雖然自2016年以來產生復甦共振，但金融危機之後遺留的經濟脆弱性仍未根除，高槓杆依賴仍未化解，貿易保護主義和地緣政治問題仍然存在。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開始凸顯，因而轉向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組合，一方面淡化增長目標；另一方面實施結構性改革，以期實現可持續增長和高質量發展，雖然已有初步成效，但道阻且長。

在這樣的形勢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一般應該向企業、企業家、企業家精神傾斜。因為企業的擴張與成長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企業收入是居民就業收入和政府稅收收入的源泉；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是驅動技術進步與產品質量提升，進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事實上自2016年以來，我們已經通過種種跡象觀察到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出現這種深刻演變，企業部門正在獲得“收入分配紅利”，具體包括控制勞動成本的過快增長、減稅降費、化解過剩產能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而這也確實驅動了新一輪的盈利週期。國企工資改革，正是收入分配格局演變的一個最新表現。

一、工資與效益聯動，有助於控制國企勞動力成本的過快增長

《意見》旨在“建立健全與勞動力市場基本適應、與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掛鉤的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實質有利於控制國有企業勞動力成本的過快增長。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末全部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7.4萬，近三年分別增長10.1%、8.9%、10.0%；而國有企業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8.1萬元，近三年分別增長14.0%、11.1%、11.8%，直觀上存在水平過高、增長過快的情況，需採取措施加以控制。

《意見》的關鍵性制度安排有兩個：一是工資與效益聯動機制，二是企業效益分類考核指標。

（一）根據企業效益情況，工資總額可增也可能減，打破“工資剛性”。工資總額包括工資、獎金、津貼、補貼、加班加點工資、特殊工資等所有支付，要按照國家工資收入分配宏觀政策要求，根據企業發展戰略和薪酬策略、年度生產經營目標和經濟效益，綜合考慮勞動生產率提高和人工成本投入產出率、職工工資水平市場對標等情況，結合政府職能部門發佈的工資指導線來確定。確定工資總額增長幅度的基礎性原則是“當年工資總額增長幅度可在不超過經濟效益增長幅度範圍內確定。效益下降的，當年工資總額原則上相應下降”，同時要兼顧勞動生產率、人工成本投入產出率、職工平均工資與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之差、主業是否處於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政府職能部門規定的工資調控水平，以及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等情況。工資總額預算經出資人職責機構備案或核准後執行，原則上增人不增工資總額、減人不減工資總額。

二、《意見》是控制勞動力成本過快增長政策意圖的又一體現

《意見》出臺啟動了國有企業的工資改革，有助於控制國有企業勞動力成本的過快增長，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政策意圖的又一個具體體現。

在政策定位上，對比最近三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會發現居民收入增長目標的定位已經從十七大的“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漸轉變到了十九大的“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對比歷年政府工作報告，會發現居民收入增長目標已經從2012年之前的“提高”調整為2013至2015年的“同步”，2016至2018年又從“同步”進一步調整為“基本同步”。具體請參考我們前期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中一個被忽視的細節》。

從實際數據來看，2016年、2017年、2018年第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同比增速分別是5.6%、6.5%、5.7%，而相對應年份的實際GDP增速分別是6.7%、6.9%、6.8%，居民收入增速持續低於GDP增速。這也意味著在收入法核算的GDP中，居民部門報酬佔GDP比重趨於下降，企業部門報酬佔GDP比重則趨於上升（圖2），這表明當前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向實業企業提供“收入分配紅利”，具體請參考我們前期的報告《企業盈利的新動能：收入分配紅利》。

三、控制勞動力成本過快增長只是“降成本”系列措施中的一項

控制勞動力的成本過快增長對於可持續增長和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因為勞資關係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收入分配關係，勞動報酬是企業成本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兩次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也提出，“最低工資過快上漲、勞動者過度保護、工資水平提高過快，會使勞動力成本高於均衡，反而會增加失業和降低經濟競爭力”。

不過，控制勞動力成本過快增長其實也只是“降成本”系列措施中的一項。

2016年8月22日，國務院發佈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提出了六類“降成本”措施：1. 降低稅費負擔，包括增值稅改革、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2. 降低融資成本，尤其中間環節費用；3.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打破地域分割和行業壟斷，深化“放管服”改革，強化徵信與知識產權保護、貿易便利化等；4. 控制人工成本上漲，一是降低企業社保繳費比例，採取綜合措施補充資金缺口；二是嚴格執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不超過12%的標準；三是指導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和調整頻率，保持工資水平合理增長。5. 降低用地、用能、物流成本；6. 提高企業資金週轉效率，方法包括資產證券化和租賃；清理工程拖欠款、建築保證金與債務鏈；企業內部成本控制等。

“降成本”的實際力度如何呢？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能看到，一是全面營改增累計減稅超過2萬億元，加上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清理各種收費等措施，共減輕市場主體負擔3萬多億元。二是實施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置換，降低利息負擔1.2萬億元。三是壓減政府性基金項目30%，削減中央政府層面設立的涉企收費項目60%以上。而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聯合發佈的統計數據也顯示，中國的稅收佔企業利潤的比例從2016年的68.2%下降到了2017年的67.3%，企業辦稅耗時則從2016年的259小時降到了2017年的207小時。

“降成本”產生了哪些影響呢？圖3顯示，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成本率自2015年以來趨於下降，相應地，利潤率也在2015年後反彈回升，兩年來總共提升0.7個百分點。2018年1-4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率為6.24%，比去年同期提高0.2個百分點；成本率為84.52%，低於去年同期近1個百分點。

四、釋放收入分配紅利，穩定企業盈利增長

更進一步，“降成本”措施也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無論是“三去一降一補”，還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長期任務，都對企業、企業家、企業家精神提供了充分的政策支持。

尤其是在近一輪盈利週期中，工業企業一方面受益於去產能帶來的行業集中度提升和工業產成品品價格回升；另一方面受益於房地產去庫存和補短板公共投資在需求側的拉動；此外，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是未來三年三大攻堅戰之首，其中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去槓桿又是重中之重，這就要求國有企業利潤增長要相對穩定，否則會不利於其資產負債率的逐步下降。數據顯示，雖然2016以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投資增速仍然相對較快，但由於盈利改善程度顯著大於工業整體，因而資產負債率也出現了明顯下降。

展望未來，一般企業盈利增速高度正相關於名義GDP增速，且更具波動性。如果名義GDP增速出現下降，企業盈利往往會出現更大幅度的下降（圖4）。2018年一季度，名義GDP增速從2017年的11.2%下降到了10.2%，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盈利增速也會出現大幅下降嗎？

我們認為不會，“降成本”一攬子措施、去產能與去槓桿的持續推進、以及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和金融服務實體的定位，都表明當前的分配格局政策仍然傾向於實業企業，這會推動利潤率的持續上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名義GDP增長放緩的影響。如果將這種因素進行量化，可以測算出2018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的波動中樞是13.2%（具體請參考我們前期報告《量化“收入分配紅利”對企業盈利的貢獻》）。而1-4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累計增長15.0%，也基本印證了這一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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