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可以穿越回一个王朝，你想去哪个朝代？
北宋。
在《国家宝藏》栏目中，主持人的一个问题让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不一而同的选择了同一个回答。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宋朝人文精神的繁盛根植于我们当代人内心的集中体现。
但泱泱大宋王朝也难逃被历史车轮碾压的命运。在时代进步和历史的进程中，自身绚丽的文化果实，伴随首都汴京的一场大火随之覆灭。
有人说宋朝“积贫积弱”，不仅是军事上的软弱无能，而且经济上也是建立在国库空虚之上的假繁盛，所以北宋不得不消亡。
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两个王朝的军事实力无论是从基本构成还是人员战斗力上并不差。建国之初和辽的军事竞争之所以只能平手而不能达成“收复燕云”的战略目标，是因为辽本身已经是在充分吸收了中原文明的生产力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成与中原文明基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大国。
所以它与北宋之间的战争是两个基本同体量同水平的大国之间的整体性军事竞争，有胜有败很正常。而北宋在伐辽之役中犯下的很多军事错误，也不是现在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兵将分离”“看着阵图作战”，相反恰恰是分兵部队不听中枢指挥贪功冒进。——这也是晚唐五代以来，中原地区军队悍勇轻斗、富于冒险性的军事风气的延续
那么北宋王朝真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比如说《国家宝藏》中提到的北宋灭亡之靖康之难，根本上来说就是亡国之君宋徽宗靠自己的“卓越素质”一手把王朝送进坟墓的。而这些战术战略上错误的荒唐程度，难以让我们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在青年时期越过层层政治厮杀夺得皇位的政治家之手。
比如该守城的时候不守，该跑路的时候不跑路；敌人围城之前几个月不整顿防务，大肆贬谪能人将相，以至于竟然把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博弈寄托于让一帮道士到城门跳大神以吓退敌人。甚至城破以后金人一度不敢下东京外城城墙，但宋徽宗宋钦宗偏偏要去金营亲自请降，主动去做尚未文明开化的敌人之俘，如此大礼金人岂不笑纳？
即使敌人的体量再小，北宋的文明再为先进，也难以抵挡以宋微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阶级的玩闹。
因此可以看出，一个偌大王朝在一瞬间就被敌人土崩瓦解，外在原因固然是一个方面，而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阶级的内在原因则是根本性的。
那么是什么力量能使北宋朝廷能集合这么一帮频出昏招的蠢人聚集在一起呢？
这就需要追溯到宋徽宗的祖辈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期间，神宗皇帝为了集权对当时政治体制的破坏。
北宋初、中期的制度架构中，文官集团通过对宰相权力的加强和台谏等渠道，对君权的约束空前加强，所谓“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在当时并非虚语。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皇帝并不像汉武帝那样想打谁就打谁，也不能像明太祖那样想杀谁就杀谁，很多事情必须文官集团集体通过，才能落实到执行层面。
这样的决策机制当然会在效率上有损失，执行力上相互掣肘，但也能更多的保证政局稳定和不出大错，这也正是后世之人喜欢北宋人文精神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到神宗朝，宋神宗为了推行变法，对前朝遗留的这些政治制度进行了很多改动，比如削弱相权，驳回机制，清洗台谏，甚至间接支持、鼓励搞文字狱和党争等，极大的削弱了这些约束。
随后这种改动的影响持续到了徽宗朝，并且很不幸的被操守品行远不如神宗朝君臣的宋徽宗及其宠臣们大肆利用。
当时宋徽宗宠信的权臣蔡京顺着神宗改革的势头，进一步强化了徽宗“御笔”的政治效力，使得大小决策均决于“上意”，于是北宋前中期的各种集体决策机制到此基本名存实亡。而蔡京本人则利用自己深受徽宗信赖的优势，屡屡借“御笔”推行自己的意图，把持了朝政，同时还继续搞比起神宗朝更没底线的党争和政治清洗，比如著名的“元佑党禁”。
这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了徽宗一朝人才选拔机制败坏，朝堂上群小并进，最后形成的上层官僚集团既无公心和基本的道德底线，更无战略眼光，因而才凑出了一群把国事当做儿戏的“精英团队”。
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北宋的体制本身有问题，而恰恰是没能维持住前中期较为良好的集体决策机制和政治风气。
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目光短浅、私心自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和相互利用造成统治阶级道德的集体沦丧和治国水平的缺失，最终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顶端都烂掉了。
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王朝都是源于基底的溃烂或纯因外部压力所致的土崩瓦解。但北宋王朝却是不折不扣来自上层的崩溃”。
再良好的制度设计，再强大的政治传统，最终也是要靠人来执行的。所以真实的政治过程就是制度和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片面强调任何一方的作用都不合实际。
如果想保持一个良好的政治系统的话，制度也重要，人事也重要。所以它是一个要求个中人员永远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状态的过程。
人不行，一切皆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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