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说:舜囚尧,舜野死,而与历史中的说法却相反,你相信禅让制吗?

子惠小幸运


在古籍《竹书纪年》中,存在一些很奇怪的现象,这本书的特点是,对于历史事件,与传统史书并无太大差异,但在历史细节上,却大相径庭。


其中差异,包括了我们一直在说的禅让制,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的淳朴和高尚,但《竹书纪年》的横空出世,打破了这种幻想。

在《竹书纪年》中记录了截然不同的历史细节,那时候,根本没有禅让,只有阴谋,那些贤君并非如此高尚。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发现,觉得非常兴奋,以为找到了历史的真相。

如果从人性本恶的角度来说,这些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但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真的一定就是所谓的历史真相吗?

从《竹书纪年》的出土来看,很多细节显得有些古怪,经不起推敲。首先史料上记载这本书,是被盗墓人挖掘出来的,这个盗墓贼,叫做不准(音foubiao)。


而在晋书中,除了对这件事有了一些记录,来证明世界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盗墓贼以外,居然没有任何其他资料。

大家都知道,盗墓和考古有着本质的区别,盗墓,冲的是墓室里面的财宝,所以,比较关注的一定是一些“明器”,必须要值钱,而对于一些土不垃圾的书简,那些盗墓贼不可能有太多兴趣。

而且,据史料记载,这些书简是蝌蚪文写成的,盗墓贼难道真有这么大的学问,能够读懂?或者,能够意识到这竹简的重要性。难道盗墓贼真有这样的觉悟吗?

更奇怪的是,盗墓的多了去了,这次盗墓,居然惊动了中书令这样的朝廷大员,不过是一个战国诸侯的墓,当时可能没有文物保护这么一说,其他朝代的正史中,也极少因为盗墓而惊动朝廷的记录,让人感觉小题大做了。

盗墓而发现的《竹书纪年》,神奇的传了下来,这种几率,简直小的可怜。偏偏这本书就传了下来。


如果真的传了下来,这本书的文字,并不是当时的文字,这样一来,考证就会有很大难度,但事实上,这个竹书纪年的一些内容,在出土后,并没有几年,就已经被破译。这样的速度,的确令人惊奇。

我有理由相信,这本书,很可能是伪造的。

我们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西晋司马炎废了曹芳,当了皇帝,开始了自己的统治,这是一种谋权篡位,谋权篡位之后,对曹氏集团进行清理。

这引起了很多不满。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横空出现一本,证明谋权篡位合理性的“古籍”,而且在短时间内流传出来,事情过于凑巧。

而且,这些“巧合”还存在在,记录中与正史相差很大,甚至颠覆正史的记录,很多都存在在一些改朝换代的细节中,都充满了阴谋血腥,这是不是太巧合了。

这样的血腥,即使在后世的史书里,都会沿用孔子的春秋笔法,如何在竹书纪年里,写的如此明显呢?

到了永嘉之乱过后,竹简遗失,后世只能靠译本进行研究整理,可见,这本奇怪的书,从出土一直到竹简遗失,不过三十年而已,这样一个昙花一现的古籍,本身就带有古怪,再加上后世流传的,都是在初释本和考证本基础上整理的,而竹简,始终没有再次出现过。

随着考古的发现,尤其是甲骨文的研究,从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文中,也看到了许多甲骨文中记录的历史,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伊尹把太甲流放了之后,看到太甲变好,又把太甲迎接回来做了帝王,伊尹也成了当时的名相,甲骨文研究,和正史相互呼应。

竹书纪年里写的是伊尹谋权篡位,流放了太甲,七年后太甲回来,处死了伊尹。

种种经不起推敲的事情表明,这本书所记录的事件,存在很多疑点,即使在周朝历史,也多首选《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作为参考,而不是《竹书纪年》。


小小嬴政


公元279年,在今河南汲县出了一桩大案,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大墓被盗。土夫子名叫不准,他在进入墓室后由于里面一片漆黑,就点燃散落在地上的竹简来照明。事后不久,不准案发被抓。墓中的这些竹简被整理出来后发现,它是一部战国时期晋国史书,三家分晋后被魏国所得,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 又称《汲冢纪年》。

照理说呢,这部史书由于躲过了秦始皇焚书,以及秦末农民起义所造成的破坏,再加之年代久远,可信度应该远高于几百年后的《史记》。非常可惜,这部弥足珍贵的史书在宋代以后就彻底遗失了。

到明万历年间,在著名藏书家范钦的藏书阁里出来一本《竹书纪年》——这个就是《今本竹书纪年》,所谓的舜杀尧、禹杀舜、启杀益等耸人听闻的内容就是出自这里。

由于记载的内容太过另类,所以有人就要忍不住和它较真了——清道光进士朱右曾,把自晋以来、明以前的诸古史典册中,凡索引过《古本竹书纪年》的内容都收集了出来,发现并没有任何关于舜杀尧、禹杀舜的记载。朱右曾于是将收集的这些内容编撰成了一本书,叫《汲冢纪年存真》。

▲这是“复活后”的《古本竹书纪年》,俗称《存真》。

《古本竹书纪年》中还记载了一起耸人听闻的事例——伊尹篡位,太甲杀之。伊尹是助商灭夏的大功臣。“尹”是他的官名(相当于现在的总理),类似于现在的“李处长”、“刘秘书”的叫法。《古本》说尹总理欺商汤的孙子太甲年幼,想取而代之,却被太甲所杀。就跟《鹿鼎记》里康熙爷杀鳌拜一个样。可这些是真的吗?

目前出土的甲骨文证实,所有跟伊尹有关的内容都显示伊尹是个大大的忠臣,后世商王对其评价极高,而所谓的篡位自立纯属子虚乌有。

现在有些人为了抓读者眼球,故意断章取义来迎合大众的猎奇心里。至于舜杀尧、禹杀舜可不可信,《古本》《今本》与甲骨文哪个更加真实,您说了算。


打开尘封的历史


从人性的角度看,似乎竹书纪年更加真实一些,其实和平禅让这件事,在战国的时候,怀疑的很多,到了后面,怀疑的却少了。为什么,因为战国是百家争鸣,人人有看法。到了后面,是独尊儒术,统一思想。

比如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思想家,叫韩非子,他讲到这个尧舜禹的禅让时,就说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就是尧舜禹的禅让,不是和平进行的,而是逼迫式的,是“舜逼尧,禹逼舜”

那舜是怎么逼迫尧的呢?

《竹书纪年》里面写到: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就是讲,尧的年纪大了,德行也衰退了。舜就把他关了起来。不但囚禁了尧,还阻止尧的丹朱去探望尧。

丹朱是尧的儿子,在世袭制度里,他原本是要接过尧的首领位置。

可在司马迁的《史记》,却有相反的记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

尧是因为了解自己的儿子德行不足,不足以将天下交给他,所以才把部落首领的位子传给了舜。

但在《竹书纪年》里,却是舜阻止他们相见,最终逼迫尧把部落首领的位子让给自己。

而这场权利交接还引起了部落的大动荡。

中国有本《尚书》,里面记载: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於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当舜上位后,立刻处理了四个人,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赶到三危,将鲧杀死在羽山。

可以推测,这四个人是反对舜当部落领袖的。

比如这其中的鲧。

我们前面讲了禹的父亲鲧是第一任治水者,因为治水不利而被处死,但背后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这样的惩罚太严苛了。中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替鲧打抱不平,他在《天问》中写道: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鲧不能胜任治水,大家为什么要推举他呢?都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为什么不让他继续试着做呢?鲧又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让鸱龟或曳或衔,前来帮助他治水。鲧的治理也有一定的功效,尧帝为什么要对他用刑 ,把他禁闭在羽山,为什么三年还不放他?

可见,屈原认为尧对鲧的处理是不公正的。那为什么尧要如此严厉的处理鲧呢?

因为这后面,可能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在中国另一本古书《吕氏春秋》时,就记载了这么一段: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於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

这里讲, 尧准备把帝位让给舜。鲧是诸侯,他跳出来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不公平,应该让自己当三公。鲧还想发动叛乱,用兽角把部落围起来,还举起了大旗,准备搞割据。舜的召唤他也不来,而是在野外游荡,准备弄点事情出来。

这样,舜才把鲧流放到羽山然后杀了他。可见,鲧的被杀,不仅仅是治水失败,而是反对舜的继位。

对于父亲的死,禹也不敢抱怨,反而成为了舜的部下,接过了治水的任务。

因为这时候的禹还没有实力向舜发起挑战。他只能听命于舜,去完成治水。

治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甚至有可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禹用超人的毅力去完成这项工作。他一路穿山越岭,测定高山大川,摸索治水的方法。

史书中记载道:“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禹的心中充满恐惧,他想起父亲因为治水失败而被处死的事,不禁劳身焦思,在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

我们敬佩大禹的治水精神,但是,我们也应该了解,大禹三过家门不入,不仅仅是忙于治水,不然,治水再忙,已经经过家门,进门看看妻子,看看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常常推崇那些舍家为国的英雄人物。但如果达到不合常理的情况,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大禹不回家,不是因为没空回家,而是不敢回家。可能舜的监视无处在,如果他在治水没成功之前就回家,可能结局就跟父亲一样。

于是,大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治水当中。他节衣缩食、居室简陋,所有的资财都投入到治水大业中。他在陆地上就乘车,碰到河流就乘船,来到泥沼就乘木橇,走山路就穿带铁齿的鞋。他走遍神州大地,开发九州土地,疏通许许多多的河流,整治一个又一个湖泊,测量一座又一座大山。他还安排部下益给百姓分发稻种,让后稷救济饥民。在各部落之间调度粮食,使大家都有饭吃。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禹终于消除了水患。连舜也赐给他黑色的玉器:玄圭。宣告大禹治水成功。

而通过治水,大禹已经逐渐掌握了权力。他按距离的远近将天下划分五个区域,称为五服,每个区域对首领都有不同的义务。

这其实是舜的职权。大禹将舜的工作做了,那舜自然无事可作,离下岗的日子不久了。

此外,大禹还拉拢了一位重要的帮手:皋陶。

皋陶在部落联盟里担任执法官,权力很大。

史书记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

大禹当上首领后,就举荐皋陶做为自己的接班人。这可能是早早就达成的协议,你帮助我成为部落首领,我就选你做下一任接班人。

而做为回报,在大禹当上首领之前,皋陶就极力维护大禹的权威: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皋陶让百姓都要听从禹的命令,如果不听从,就要处罚他,而这时,大禹还没有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终于,舜把禹推荐给了上天,让他成为了部落的新首领,完成了禅让。这其中的过程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很有可能大禹在接任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天下,所以接班过程中,不像舜一样受到很多部落的反对。

但舜依然难逃悲剧的结局。

《史记》中记载:(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

在一百岁的时候,舜跑到南方巡狩,最终死在了非常偏远的苍梧之野,这个地方可能是现在的广西梧州,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偏远的区域。他死后埋葬在江南九疑。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永州。

舜的儿子商均同样也葬在这里,说明这位原本有希望接任的人最终没能回到黄河流域。另外,舜的两位妻子死在了湘江边。传说中,他的两位妻子去南方寻找舜,遍寻不获,伤心流泪,泪水将青竹染出了斑痕,这种竹子就被称为“湘妃竹”。

可见,舜的一家都死在外面。他们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这对于部落首领家族来说是极为反常的。

推测一下,他们这一家极有可能是被大禹流放了,没有办法回到故乡。毕竟舜是杀害禹父亲的人。

这就是尧舜禹禅让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当然,我们讲这些,并不是否认禅让制。而是我们要理解禅让制的本质是非血缘传承,它的标准是教材里说的选取贤德之人,但方式可能是和平,也可能是血腥的斗争。

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说法呢? 这就是我们历史里的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叫: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写出来的样子。在记录过程中,写历史的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比如关于尧舜禹的禅让,和平交接,选贤选德,这主要是一些儒家学派的人在讲。

儒家是尊崇礼。

因为遵崇礼,所以都把事情往礼上说,往好的方面说。比如这个尧舜禹,就是他们特别推崇的一个时代,认为这个时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人人都讲礼。首领的位置都是自己主动让贤给后人。

而前面我们说的认为是“舜逼尧,禹逼舜”的韩非子,他是法家学派,他们认为,人是靠不住的,一定要用法来规范。就是首领也一样。如果没有法,他们是不可能交出权力的。所以他们认为,是“舜逼尧,禹逼舜”

哪一个版本是真的呢?脑洞只能说: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尧舜禹还真是传说阶段,还只有史书记载,没有考古发现,我们无法证实那一种说法更正确。

这些内容是我在今日头条《初中历史超好玩》里的一部分,这个专栏是专门围绕初中历史教材的一个伴读文本,帮助初中生学好初中历史,欢迎大家关注。


脑洞历史观


尧舜禹所处的时代就是原始社会,所谓的部落首领其实就和动物世界差不多:在一个狮群里,肯定是强壮的公狮做首领,公狮老了,会有年轻的或外来的公狮来挑战它的权威,新狮子打败了老狮子,自然就成了首领。

尧老了,由年轻有为的舜接替他,并且还夺了尧的两个女儿当他的妃子。舜老了,由治水有功的禹接替,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里面肯定包含了腥风血雨,包含了比拳头、亮肌肉的过程。舜当了首领,就有尧的儿子朱造反,大禹当了首领,他的儿子启就继承了他的位置,证明当时的禅让根本是后人虚构的,就是个骗局。

原始社会因为距离我们过于遥远,没有文字资料记载,所以周公、孔子等人才美化虚构了远古一个个完美的君主、一个完美的制度,用来作为自己推行自己思想的依据。

我们看看后世几个有真实历史记载的禅让是什么样子,就可以猜出尧舜禹的禅让的真相了。

一、王莽篡汉。

王莽是个外戚,但幼年丧父。他的姑姑王政君先后成了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太太皇太后,他们一家子可以说在西汉末年都是横着走的人物。王莽年轻时装出一副善良、勤恳、孝顺的样子,博得了姑姑、叔父的好感,一步步走上了人生巅峰。

王莽掌握了汉朝的权力后,又立了个小皇帝,自己摄政,又指使手下制造了一系列的祥瑞事件,然后就让人假托皇帝之手写了禅位诏书,当上了新朝的皇帝。

二、汉献帝禅让给曹丕。

曹丕派人逼着汉献帝写禅让诏书,汉献帝被逼无奈地写了。曹丕本来美滋滋地接了诏书准备登基了,华歆等人却教唆曹丕把诏书退回去,反复了三次,曹丕才假装谦让不过,扭扭捏捏地当了皇帝。

当了皇帝的曹丕高兴地说:“我到现在才知道古代的禅让是怎么一回事了!”曹丕的一句话可以说道尽了禅让制虚伪的本质。

三、赵匡胤陈桥兵变。

宋太祖赵匡胤本来是周世宗柴荣的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帝的御林军,是柴荣最信任的人。但当柴荣英年早逝,8岁的小皇帝柴宗训继位后,手握重兵的赵匡胤和他的手下就动起了歪心思。

赵匡胤让人假传消息,说有契丹入侵,他自己率领大军假装出征,走到陈桥驿,一帮子手下给他披上黄袍,他就当了皇帝。然后又率领军队回去,逼人家孤儿寡母禅让。

从以上三个所谓的禅让事例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真心实意的禅让呀,都是被逼迫的呀。要不好好的皇帝、首领不干,脑子锈掉了,要让给一个外人。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皇帝老了也不退位,非要干到死不可,让给自己的儿子都不愿意,何况要让给一个不相干的外人。

禅让,你信吗?反正我不信!朋友们,你怎么看古代的禅让,欢迎留言讨论。


雪堂说史


中国自古相传尧舜禹禅让天子之位,是一种美德。然而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却说:“舜囚尧,舜野死”,认为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替是赤裸裸、血淋淋的谋权篡位。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首先,《竹书纪年》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

其实关于尧舜等事的记载,目前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末年。而《竹书纪年》则是战国时期的著作,距离尧舜的时代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谁能来保证《竹书纪年》的真实性呢?关于尧舜禅让的故事也流行于战国时代,和《竹书纪年》是同一时代的,为什么一定要相信《竹书纪年》,而不相信禅让的故事呢?

而且,《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某些事件,已经被出土文献证明是错误的了。比如《竹书纪年》记载了伊尹篡位放逐太甲,最后被太甲杀死。但是根据出土的甲骨文来看,伊尹所受商王祭祀规格颇高,所以《竹书纪年》中关于伊尹的记载很可能是错的。那么它对于上古尧舜禹的记载又有几分真实性呢?

其实,不论是《竹书纪年》中的篡位说,还是禅让说,都很可能不是真实的历史,而只是当时的学者们为了论证自己的学说而创造出来的说法而已。比如法家为了证明人性恶,往往认为尧舜禹的权力交替是篡位,如《韩非子·说疑》中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竹书纪年》出土于晋地,而战国时期三晋本就有法家传统,所以《竹书纪年》这么说也在情理之中。

尧舜禹的时代,中国还处在原始社会。尧舜禹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天子或国君,他们仅仅是部落联盟首领而已。而考察人类各民族历史可以发现,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首领基本都是由选举产生的,因为联盟首领并非后来富有四海的天子,所以也不会有很强的权力欲。中国的各少数民族,不论是契丹、女真还是蒙古,都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尧舜禹之间,很可能既非高风亮节的禅让,也不是残酷无情的篡位,而只是正常的推举新的部落联盟首领而已。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可能已经无法理解这种权力交替的形式,所以有的人说是禅让,有的人说是篡位,其实都是为了借此说明自己的学说与主张而已。

其实,尧舜禹的禅让,不管是不是历史事实,都已经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文化符号。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相信他们之间就是禅让呢?反正不管是禅让还是篡权,都没有证据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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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禅让”的故事,因为《史记》等先秦各种史料的记载,被我们耳熟能详,并且被后世传为美谈。而“尧舜时代”,也被古代王朝社会推崇为最高的政治版图。

但西晋时期从魏王墓出土的,由春秋时期的晋国及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写的《竹书纪年》,对尧舜时代的记载,却是另外一个版本。其中有“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并不是尧自动把帝位禅让给了舜,而是舜夺取了尧的帝位,还流放囚禁了尧。

(尧舜禅让)

那么,这两个如此截然相反的记载,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呢?

很多人认为,《竹书纪年》的记载应该是最真实的,理由有这么几点:

其一,《竹书纪年》比《史记》成书时间早。一般来说,成书时间越早,所记载的越接近于史实。

其二,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大量的史料已经焚毁。司马迁所写的《史记》,更多来自于当时的传说、司马迁的推断,以及司马迁所要表达的“微言大义”的需要,真实性存疑。

其三,汉初的儒者,根据儒学发展的需要,已经对一些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篡改。汉儒打造的“尧舜禅让”“武王伐纣”等政治样板,明显带有偏见性。

其四,长法马王堆出土的简册,与《竹书纪年》的记载比较吻合,反而与《史记》中的内容有很大不同。

这种说法对吗?

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是存在问题的。

(司马迁剧照)

诚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由于史料缺乏,又不是亲眼所见,确实存在想象的成分。但是,难道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就是亲眼所见,就有很多史料吗?就算那时候有许多甲骨文,但甲骨文是商代才出现的。甲骨文记载的上千年前的事情,难道不是经过当时的人口口相传的结果吗?

既然司马迁所得到的口口相传的结果有错,难道甲骨文记载,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所得到的口口相传,就是真实的吗?

至于“微言大义”的记录方式,《史记》肯定是有的,汉儒们重新修订历史肯定是有的。毕竟司马迁及汉儒们所在的大汉王朝,是一个大统一王朝,需要稳定,需要秩序,反对暴力夺位而重新造成天下大乱。这样的想法,体现在史书上,体现在经学中,从而把尧舜时代的政治,写成温和的禅让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皇五帝)

但是,难道春秋战国的史官们,在写《竹书纪年》的时候,没有想表现“微言大义”的想法吗?

春秋战国时期是分裂的时代,那时候讲的是优胜劣汰,是弱肉强食,是霸权主义。哪个国家强大起来了,他就可以打败别的国家,称霸天下,从而反过去欺负别的国家,而不是被别的国家所欺负。

说在尧帝德衰(也可以说是力量变弱,或者变老的意思)的时候,舜帝把他流放,并且阻止尧的儿子丹朱和尧见面(也可以说是联合反抗的意思)。这难道不就是在表达“微言大义”吗?不就是在表达春秋战国时期的君王必须要自强,若是不自强就会被别人给取代吗?

由此可见,并没有《竹书纪年》和《史记》哪个记载更真实的问题。只能说,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罢了。

再说了,“三皇五帝”在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存疑的。因为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找到能证明他们存在过的考古学证据。因此,并不能肯定地判断《竹书纪年》和《史记》谁对谁错。


张生全精彩历史


尧舜都是传说中的明君,在古籍中有所记载,后世在陶寺遗址中发掘出的考古资料印证了尧和舜的存在。

尧有治世之才,知人善用,深得人心,后世对他评价很高。尧年老后,并没有把元首之位传承给他的儿子丹朱,而是让给了德才兼备的舜,开了禅让制的先河,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道:“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禅让制是有生存的环境的,公元前2200年左右,还是公有制的原始氏族社会,根据史书对尧的记载,尧心系天下百姓,而丹朱之才不足以承天下,尧不为己私而为天下百姓生计考虑的话,做出禅让的的决定是合理的,舜在当时颇有贤明,在政治方便也有建树,尧对舜进行考察,还把自己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舜即位后任用贤人,制定刑罚,天下过渡的安稳。并没有出现反对浪潮。

舜年老后让位给了治水有功的禹,禹在当时威望很高,也有才能,禹即位后也是一位有建树的君主,部落首领朝拜,可见禅让制以才德贤能为标准,在当时公有社会中的存在是合理的。虽然这其中不一定像传说中那么和平禅让,肯定含有一些政治斗争,但是在当时公有制社会中能者居天下是人们所认同的,尧舜禹禅让过程中并没有记载有反对战争,反而在禹的儿子启逼迫伯益让位将其杀害,破坏公天下改为家天下之后,遭到其他部落的反对,其中以有扈氏部落反对声最大,启对其进行了暴力手段镇压。

历史太过久远,史料不可考,对尧舜禹禅让的说法众说纷纭,《竹书记年》中的说法和正史截然不同,参考古代王朝的权利更迭变迁不可能太过单纯,但是尧是否被囚禁逼迫,真相到底是如何,只能期待以后考古能有更多的发现来佐证。


长安君历史杂谈


和平禅让可能只是幻想。

权力的和平让渡,在当时的时代是完不成的,禅让制只是自嗨罢了。

即便禅让制是真的,那也是被后人高估了,

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后代,禅让来,禅让去,这位上坐的都是自家人。

尧是黄帝的玄孙,尧父乃帝喾,号高辛氏。舜是黄帝的八世孙,舜的父亲叫瞽叟,虞姓,因双目失明故称“瞽叟”。禹是黄帝的第七代玄孙,大禹,姒姓夏后氏。

不仅如此,

史载黄帝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十四人被分封得姓。这十四人共得到十二个姓,依次为: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

而少昊、颛顼、帝喾、唐尧、以及夏朝、商朝、周朝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子孙,这些后裔在黄帝到尧、舜、禹时期大都已经脱离黄帝母族,建立了大批的氏族方国或部落,有了独立的姓和氏;后来,周武王(姬发)从陕西东出中原建立了周朝,分封诸侯或方国,其中姬姓国53个,这些姬姓国以国为氏,于是形成了中国的大多数姓氏,中国人遂自称“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

禅让制,应该是调解家族内部矛盾而产生的。

古时候人们提及圣贤的君主必称“尧舜禹”,所谓的三代,三代之后再无贤主的说法。

《竹书纪年》对战国的史料的记载,有很高的准确度,像钱穆等大家都用此来纠正《史记》、《战国策》的一些错误。

但是到了“三代”的记载,却与《史记》大相径庭,《竹书纪年》的记载非常黑暗,把《史记》推崇的禅让制批驳的一无是处,体无完肤,用残酷的事实表达出来,没有了含情脉脉,有的只是征伐,勾心斗角。

《史记》中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圣君尧是黄帝之后的伟大君主,部落首领,尧年老的时候,召集部落联盟议事,各部落首领推举舜作为联盟的共主,尧在经过了为其三年的考察后,认为他能当大任,便让舜摄政,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舜的政绩得到了部落首领的认同,尧便在祖宗牌位面前举行禅让仪式,把权力交给了舜。

舜年老的时候,学习尧,把权力交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交给伯益,子启杀了伯益开始了家天下。

这是《史记》中的故事。

《竹书纪年》记载的是什么呢?

同一件事情: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得到权力之后,把尧囚禁在平阳,还不让他们父子相见。

这个记载显然更有说服力,拳头硬的就牛逼,更符合部落时期的特征。

战国时人韩非子的《韩非子·说疑》里就有:“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的记载。商汤革命、武王伐纣都是毫无疑问的斗争,韩非子却把尧舜禹禅让与之并列了。可他也怀疑禅让的真实性。

但是,《竹书纪年》也只是一本后人作的史书而已,还原历史真相还有待考古发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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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西临汾市陶寺遗址发掘情况看,《竹书纪年》的记录较真实。在尧都平阳古城遗址可以看出,尧贡献巨大,一是发明了井,因而才结束了沿河而居的历史,有了城市。尧都就建在距汾河、平河较远,大约距汾河谷地七公里的平台上。二是设立观象台,制定了农历历法,对指导农业生产起到重要作用。但从发掘情况看,发生了大规模战争,毁坏了这座规模宏大的都城,城壕内死人横七竖八,骨多带伤。正因如此,舜才迁都至蒲坂。这说明战争就发生在尧舜政权交替之际。而专家推测是尧的子孙与女婿(舜)之间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战争。舜毁平阳已是大错,迁都蒲坂更是错上加错,蒲坂位于黄河湿地(今山西永济市境内,在故黄河河道旁),造成经常被洪水淹没,才命大禹父子治水。在禹治水完成,威望大增,天下主要劳动力掌握在禹手中,而天下苦于舜的错误之时,舜也就不得不被禹取代。禹纠正了舜的错误,将都迁至安邑(今山西夏县禹王城遗址),安邑远离黄河,又近盐池,天下得利。后人为记禹之德,改此地为夏县。所以《史记》“禹都安邑”是有根据的。同时《竹书纪年》说“舜野死”也不无道理。总之,舜是有罪之人,完全不是人们传说(史记多据传说编写)的那么好。《史记》毕竟是千年之后人司马迁的作品,据口口相传所著,写汉代以前历史难免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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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不相信有禅让制,人都是自私不管什么古人和现代人,连野性的动物也只有向老大发起挑战才,然后打败老大才能上位,谁会无缘由把位让给别人!

先看下《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其实就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六国的史书都烧了,魏国史书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数百年后,公元281年一起盗墓事件,竟然让这本史书得以重见天日。

由于这本书是刻在竹简上的,故称为《竹书纪年》,也称做《汲冢纪年》,因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发现的。

《竹书纪年》的珍贵之处是它与正史记载有多种不同之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小民看的,而是写给君王看的,这种是属于内参,绝密。给普通百姓看的实际是,另一个版本,是出于统治者的需要而曲解了历史。

现在考古发现,有力的证实了《竹书纪年》的可靠性。

《竹书纪年》是如何记载舜取代尧的事情呢?

有几个记载,我们看一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学,史学传统的禅让的美德,原来舜是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又斩断了尧与儿子朱丹的联系,从此逼迫地尧让位。

看下还有相同的

先秦著名思想家韩非子在《说难》里有一句话。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所以《竹书纪年》的说法与韩非子的说法并无二致。那么在学术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只有韩非子提到帝尧是被舜逼迫让位的呢?

原因简单,因为其他人看不到内部史料。而韩非子是韩国公子,而韩国与魏国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因此魏国的那份史料中从五帝时期到晋国时代的记录,在韩国也应该保存了一份。

所以韩非子以王室贵族的身份自然可能接触到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写出舜逼尧的观点。

而且韩非子原本是受益于儒学巨擘荀子的,可最后却以儒学划清界限。

原因正在于,他发现儒家所鼓吹的三代。其实根本就是二手货,真实的历史远非想象的那么美好。


如果真的说帝尧要位于舜,舜为什么会发生政变呢?

这里有三个原因。

一,帝尧虽然年迈,可他身体十分硬朗。以《尧典》说明。他在舜称帝之后还活了28年之久,死时已经100多岁了。

其二,帝尧的儿子朱丹始终是有地位的有力的争夺者。有许多部落首领是支持朱丹继位的。

其三,虞舜伪装的再巧妙,可时间长了,一个人的本性总会露出来。倘若帝尧发现他不是心目中完美人物,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继承权也不一定保的住!

因此舜必须先下手为强,所以他发生了政变。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帝尧。并把他软禁起来,不准和儿子见面。

但是还是有人反对,所以说是。虞舜便开始清洗异己势力。把刀口对准反动派。譬如说铲除四凶一直是被儒家学派认为是舜的功绩。由于汉代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一枝独秀,所以很少人去怀疑所谓四凶的说法。

四凶指的是共工,灌兜,三苗,鲧。其中共工,灌兜,鲧,是人名,三苗则是九黎分离出来的一个部落。

在传统儒家看来,四凶都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可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没有人说得清楚。

所以,我们必须感谢先秦时代的书籍,因为那还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并不能一手遮天。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寻到一些线索。

先看看《吕氏春秋》的说法。

“尧以天下禅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日:“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兽,召之不来。帝舜于是磔杀之于羽山”

再看下韩非子《外储说》的说法: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之日“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羽山之郊。公共又谏之日“孰以天下而传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诛杀共工于幽州之都

这两种史料不同之处是,巜吕氏春秋》称诛杀鲧是帝舜,而韩非子则称是帝尧。

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此时舜正逼着尧让位。然后应该被软禁了,所以舜乃是以尧的名义,诛杀了共工与鲧。两人被杀的原因,只有一个,反对舜称帝

相比下被儒学奉为经典的《尚书》,对四凶被杀,被流放的原因几乎忽略,只是写了结果。

流共工于雍州,放有灌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为什么后世,会地这些人化成圣人呢?

这是因为后人以美化先人的方式,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他们宁可相信纯洁无邪的圣人,思虑精纯,一心奉公,品德高尚,毫无私心。后人用这种方式来寄托一种乌托邦社会的存在,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榜样,只要真实存在过这种美好的社会,那么人的希望就一直存在。

所以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因为他们需要有梦想。若没有梦想,他们对前途就会失去所有的信心。

其实不止是尧舜的传说。在全世界各国的古老传说中,哪个英雄不是道德与勇气的完美结合呢!在宗教世界里,哪个教主不是完美的代名词呢!

看下舜的功绩

尽管,帝舜不是一个品行无可挑剔的圣人。可是也不能否认他是位杰出的大帝。

为了进一步约束诸侯和部落。他制定了诸侯朝见的五种礼法。他颁发给诸侯,五等圭玉作为权力的信符。每当诸侯朝见天子时,必须携带圭玉赴朝。朝廷考察诸侯没有犯过错。才发还圭玉,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领地。

而且帝舜是个十分勤政的天子,他经常巡视四方。在巡视期间,诸侯们要轮流朝见天子。当面叙职。帝舜会花时间考察他们的政绩。对有功的诸侯,给表扬。

同时帝舜还重新划分了行政区。

把全国分为12个州,使中央政府的权利向底层渗透。可以说,帝舜时代的改革。使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呼之欲出。

从神龙氏到皇帝到帝尧。尽管有国家的雏形,可仍是原始色彩的部落制,帝舜的改革,为后来的下帝国鉴定了基础。

所以是人都两面,功大于过,还是圣人,但更人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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