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朝爆發的“大禮議”是明朝中期一次牽連廣泛、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

著名史學家孟森曾指出“大禮議”對政局、世道與士心的影響極為深刻，可視為晚明衰亡的先聲。

而“大禮議”的爆發，和正德年間日益加強的內閣權力密切相關，一定程度上可視為“皇權”與“閣權”的一次正面較量。

正德年間，內閣權力逐步提高，儼然有了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氣勢。

當時閣臣往往身兼部務尚書，主導各部日常運轉，間接管理著國家的整體事務。

特別是在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大學士楊廷和升任首輔，則是這種趨勢的進一步加強。楊廷和處事剛毅果斷，威望極高，他聯合其他幾位閣臣，形成了一個較穩固且強有力的內閣班子。

讓內閣權得以擴張的名臣楊廷和

例如，當時禮部尚書毛澄在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因武宗巡幸未歸，對諸生提出的廷試問題就表示:“此事決定權在內閣，我禮部早就做好準備。”

內閣不僅影響各部事務，甚至對皇權也產生一定的限制。

武宗在宣府狩獵時，曾下令回朝群臣要製作旗帳來迎接。

首輔楊廷和接旨後卻認為:“用旗帳迎接乃是鄉間鄙俗。天子貴為至尊，千萬不能用此來瀆漫。”語雖謙卑，意卻堅決。

不依不饒的武宗接連下了幾道聖旨重申己意，楊廷和卻不為所動堅決不從，武宗無計可施只好作罷。

好玩樂的明武宗

而在武宗病入膏肓之際，內閣擔負起管理國家調度和運轉功能。也正是因為內閣權勢的增長，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武宗胡作非為的負面影響。

所以《明史》稱:“武宗之季，君德日荒……流賊熾而無土崩之虞，宗藩叛而無瓦解之患者，固賴廟堂有經濟之遠略也。”

內閣的權勢，在武宗駕崩而新帝未至的三十七天裡，增長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內閣首先和武宗達成共識，確定了皇位繼承人的人選，又授權發佈遺詔，對武宗時代的弊政進行批判和反省。

內閣改革弊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深得民心。此後楊廷和又用計捕殺大臣江彬、李蹤等人，解除了將領武裝政變的威脅。

明代官僚制度

在內閣權力擴張的同時，依附皇權的宦權及悻臣卻失去依靠，無法與內閣相抗衡。楊廷和等人甚至產生了用內閣來約束皇權胡作非為的念頭。

但自明太祖朱元璋廢丞相開始，內閣名義上只是附屬皇權的諮詢機構，自身權力沒有制度上的保障。

朱元璋建立了內閣制度

內閣權力的增長，更多的是建立在皇帝的默許和妥協基礎上。

就連號為“中興之主”，因寬厚仁慈、躬行節儉而聞名的明孝宗，也曾直白地表示:“吾不自治，誰能治吾?”一語道破了明代皇權的至高無上。

明孝宗清楚看到了皇權至高無上

當權力不斷增長的內閣遇到欲乾綱獨斷的嘉靖帝，衝突自然在所難免，而“大禮議”只是危機爆發的導火索。

權力慾極強的明世宗，和內閣發生衝突實屬必然

內閣為了維持皇族大宗的純正，主張嘉靖帝以過繼給明孝宗的方式繼承皇位。

《大明王朝1566》裡的嘉靖帝

而年少氣盛的嘉靖，卻執意要以“藩王之子”的身份入繼大統，別立大宗。

繼位剛六天，嘉靖就召集群臣商議給父母上尊號。時任禮部尚書毛澄和內閣大學士商議後上疏，表示要依循北宋英宗繼位仁宗時舊事。毛澄替皇帝下了決定:“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毛澄更在奏疏中表示對此決定“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

毛澄態度如此強硬的緣故，在於背後內閣楊廷和等人的強力支持。

此後，內閣大學士蔣冕、梁儲、毛紀等人不斷上疏，眾口一詞，皆認為嘉靖應尊孝宗為皇考，從而形成一種強有力的內閣主張。

嘉靖雖然不滿意這種安排，但在強大的官僚行政系統面前，相對弱勢的皇權只能暫時忍讓。他讓群臣不斷議論探討，希望在官僚群體中分化出聲援自己的意見。

無盡的等待中，嘉靖終於看到曙光初現。下級官員張璁和桂萼站了出來，他們指出武宗的遺詔，並沒有明確要求嘉靖以入嗣方式繼位，而且嘉靖生父興獻王也僅有一子，不能“為人後以自絕其親”。他們兩人還提出“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的觀點，震動朝野。嘉靖極為高興，大呼“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

大禮議中，張璁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張桂二人立刻被內閣貶官外任，嘉靖又陷入孤軍作戰的境地。

嘉靖為了給父母加帝后稱號，起初對楊廷和、蔣冕和毛紀態度溫和，多次以商量口吻“委曲折中以申孝情”，意圖用人子對父母的依戀來打動他們。

但內閣大學士們認為自己“職在輔導，不容曲從阿順，以上損聖德”。

楊廷和即認為:“若以一己之私而混淆生父和大宗父，是紊亂一代的綱常倫理，攪亂了後世的公正議論。”

所以他動用內閣的封駁權，“持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前後執奏幾三十疏”。

皇上對楊廷和拒不合作的態度竟毫無辦法，只是“忽忽有所恨”。

皇帝在萬般無奈下，曾想對內閣大學士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派遣宦官代表皇上到禮部尚書毛澄處“長跪稽首”，渴求他轉變立場。可見在議禮之初，內閣延續權勢增長的勢頭，對皇權有足夠的限制與約束。

但這種限制和約束，缺乏制度支持，更多的是在特殊條件下的特殊情況。

皇帝用暴力扼殺了內閣擴權的衝動

隨著嘉靖皇帝權力日穩，他愈發感覺到可以憑藉手中權勢決定事態的走向。特別是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楊廷和因年老而致仕後，從前鐵板一塊的內閣失去了強有力的領導，讓嘉靖看到了達成目的的希望。

此後嘉靖帝開始縱橫捭闔地擴張皇權，他繞過內閣任命在“大禮議”中支持自己的下級官僚，對內閣形成了掣肘之勢。

在皇權和閣權的拉鋸中，皇權的勢力逐步佔據上風。

後嘉靖意欲去除生父中的“本生”二字，大學士毛紀等人持異議，嘉靖就肆無忌憚地辱罵他們。隨後百官在左順門跪諫，作最後的抗爭。嘉靖帝毫不留情地鐵腕處理，“四品以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廷杖時有王相、王思等十六人因病創而卒。在“忠君”與“護道”之間，士大夫的脊樑骨被打斷，集體的抗爭行為再也難以組織。

左順門哭諫，群臣被罰廷杖

此後嘉靖乘勢將生父稱為皇帝，而將孝宗稱為皇伯考，幾乎無人膽敢反對。

此時，嘉靖已經完全控制內閣，可以隨意安排中意的大臣進入內閣。而這些大臣往往沒有限制皇權的資本，只能仰皇帝的鼻息存活。

嘉靖初年，楊廷和試圖提高閣權，限制皇權的努力失敗了，朝廷在皇權專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