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時期的佛教金銅造像是中國傳統的本土藝術與西方外來文化、藝術相互融合的作品，其作為東西方文化與藝術交流的重要實物資料，具有很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同時，由於這類造像是佛教傳入我國之後較早階段的作品，因此一直是收藏與研究領域的重點對象。
圖1 北魏 大代款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像 首都博物館藏
首都博物館藏北魏“大代”款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像（圖1），通高27釐米，重量約4.4千克。因其是出土品且有明確的紀年銘文，故在學界已知的10件同類藏品中堪稱“標準器”，是學界研究重點中的核心，具有極為重要的科研價值。
圖2 大代款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像左側面（佛像背面鑄有插榫）
這尊北魏“大代”款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結跏趺端坐，其面相豐圓，深目高鼻，表情寂靜而堅毅，其相貌具有明顯的北方民族特徵。頭飾渦旋狀髮型，頂有隆起的高肉髻。身姿挺拔、軀體豐厚。胸脯健碩、肩膀寬厚結實。內著僧祇支，外披袒右袈裟，袈裟反搭於左肩。衣紋寫實性強，有厚重的質感並富有立體感：先是一層立體寫實的大衣褶，再於大衣褶上用陰線刻畫出細密的衣紋，皆是平行狀排列；在大衣的領口有表現衣邊翻卷的曲線形衣紋——折帶紋。右手舉於身側，結施無畏印，左手置左膝上，掌心向內。主尊背部上、下各有一個插榫（圖2），可供安裝背光（已佚）。榫端的穿孔中若插入銷釘則可以固定背光。像下的臺座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為方形束腰須彌座，須彌座兩旁各塑蹲踞狀的獅子一隻；下部為四足床型座。座中部為方形空龕，龕楣飾捲雲紋垂幔和流蘇，兩側龕柱旁各立一頭戴風帽、右手持蓮蕾、左手作合十狀的供養人。龕楣之上雕四段首尾相接的由蔓葉構成的橢圓形，橢圓形內分別裝飾不同姿態的鳥形圖案。從佛像底部觀察，像與底座之內皆空心。床型座的背面有刻銘：大代□□□□□日弟子□德□□為□……
此像首次公開著錄於1980年第3期《文物》雜誌《大代鎏金銅造像》一文，文中記載：“1977年北京延慶縣宗家營村社員耕地時，在距地表約30釐米的耕土層偶然發現了一軀銅造像，估計是早年埋藏的傳世品。”文章認為“該造像的年代屬於北魏沒有疑義。銘文的大代年號應指北魏”，並提出此像應鑄造於5世紀。佛教美術研究者以其出土地點稱其為“延慶宗家營像”。
圖3 北魏太和元年 陽氏造銅佛坐像 臺北故宮藏
金申主編的《中國曆代紀年佛像圖典》和《北京文物精粹大系·佛造像卷（上）》等圖錄中都著錄過這件造像。後者不僅首次公佈了此像的彩色照片，而且將造像的身份確定為“釋迦牟尼佛像”，並確定其製造年代為北魏太和年間（477〜499）。按文物定名原則，現將此像命名為“北魏‘大代’款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圖4 陽氏造銅佛坐像背屏陰面圖案
此尊造像的體量屬於小型像。常被世俗人家在家供養，有時又是隨身供養的。在供奉時，造像不僅可以起到弘法、莊嚴道場的作用，還可供人禮敬、祈禱、懺悔、供養和觀想。對此尊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製造年代、製造地點、製作工藝、歷史文化背景等方面，以下分別介紹。
圖5 北魏 司馬金龍墓誌 大同市博物館藏
確定此像製造年代的依據主要有兩方面，即銘文內容和藝術風格。在銘文內容方面，“大代”一詞是研究的重點。315年拓跋犄盧因幫助西晉幷州刺史劉琨與匈奴族劉聰、羯族石勒相對抗有功，被西晉封為代公，進而封為代王。338年，拓跋什翼犍（320〜377）建立代國，都於盛樂。376年前秦昭宣帝苻堅攻代，代滅亡。383年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什翼犍之孫拓跋珪乘機恢復了拓跋族國祚，於386年在牛川（今內蒙古錫拉木林河）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國號為魏。史稱“北魏”或“後魏”“拓跋魏”，孝文帝改漢姓後也稱“元魏”。拓跋氏政權在386年就已改代為魏，那麼太和年間製造的佛像銘文仍使用“大代”國號的現象應該如何解釋呢？筆者認為這是民間仍沿用舊習而自稱國號為“代”的現象，且自出土文物看，並非孤例。例如大同市博物館收藏的北魏司馬金龍墓誌中對“國號”的記載也是“大代”（圖5）。司馬金龍卒於太和八年（484），其墓誌的年代與首都博物館所藏這尊造像相當。可見，在將國號改代為魏的近百年後，仍有沿用舊習而自稱國號為“代”的現象。故此像銘文中的“大代”確指北魏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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