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還是在涉及《漢書*藝文志》的講稿中提到這篇文章，這是指導我讀書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希望，喜歡讀書的朋友們都能認真細讀一番。這篇文章收錄在錢穆先生《學龠》這本書裡，書名應是取自《尚書》“啟龠見書，乃並是吉”，或為入學之鑰匙之意，非常好的一本書。
這篇文章主要是，總結了近百年來幾位大學問家對於讀書的意見，其中專門提到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認為其對讀書的指導意義，“較之百年來陳澧、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諸人的意見，全要高明得多。”
當然，前面這幾位的意見是各有其意義的。錢穆此文為我們呈現了一個一脈相承，而不斷演變的讀書的傳統。讀此文，可以幫助我們上承這種傳統，認清讀書的方向。
對我而言，這種方向，簡言之，即學所謂士大夫的讀書，而不學博士的讀書。
這篇大文章是錢穆先生40歲寫成，真大學問家！
天才加勤奮加壽數，成就了這位大師。
谷園
2018.4.16
每一時代的學者，必有許多對後學指示讀書門徑和指導讀書方法的話。循此推尋，不僅使我們可以知道許多學術上的門徑和方法，而且各時代學術的精神、路向和風氣之不同，亦可藉此窺見。本篇為便初學，遠的不說，專取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者，粗述百年來，而自陳澧始。
一 陳澧
(一)
陳澧，廣東番禺人，生於清嘉慶十五年，距今已一百二十餘年。當他十五歲時，兩廣總督阮元在廣州粵秀山建學海堂，是為長江下游清代考據經學傳播到南方之重大開始。陳澧在他十七歲時，始應學海堂季課，而阮元已調雲貴。然陳澧早年，因此受到很深的乾嘉考證學之影響與薰陶。他後來所著書，如《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聲律通義》，《切韻考》等，都還遵守著乾嘉經學正統派的榘鑊。然而時代的劇變，鴉片戰爭，洪楊起事，以及英法軍侵入廣東，種種驚心動魄，使他漸漸地轉換他學術的路徑。他說：
中年以前，為近時之學所錮蔽。全賴甲辰出都，(道光二十四年，《南京條約》後兩年，陳澧年三十五。)途中與李碧舲爭辨，歸而悔之，乃有此二十年學問。
又言：
少時只知近人之學。中年以後，知南宋朱子、北宋司馬溫公 、胡安定、唐韓文公、陸宣公、晉陶淵明、漢鄭康成之學。再努力讀書，或可知七十子之徒之學歟。
這是陳氏自述因於時代轉變而影響他走上學術轉變之大概。屈指到今，恰恰九十多年。陳氏在當時，受了乾嘉漢學考據極深的洗禮，正當考據學全盛時，他能首先覺其錮蔽，要努力來創造一種學術的新途轍，陳氏實不愧是近百年來提倡新的讀書運動之第一人。
（二）
陳氏既發見了漢學考據之錮蔽，遂漸漸轉移方向，注意於宋學義理之探求，與學問大體之玩索。其最先完成的第一書，為《漢儒通義》。其書取名“通義”，即是主張從事學問該從大體上探索義理之表示。陳氏謂：
漢儒善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漢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專崇漢學，發明訓詁，而不講義理，亦非也。
竊冀後之君子，袪門戶之偏見，誦先儒之遺言，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是區區之志。
陳氏要從“善言義理”這一點上來溝通漢、宋之門戶，而以“有益於身”與“有用於世”二語，懸為著書講學之標幟。當時考據學家之大病，正在持門戶之見過深，過分排斥宋儒，讀書專重訓詁考據，而忽略了義理，因此其所學於身世乃兩無關益。陳氏所言，可謂對症發藥。故陳氏又謂：
經學無關於世道，則經學甚輕。謂有關於世道，則世道衰亂如此，講經學者不得辭其責。蓋百年以來，講經學者，訓釋甚精，考據甚博，而絕不發明義理，以警覺世人，此世道所以衰亂。
又說：
今人只講訓詁考據，而不求義理，遂至於終年讀許多書，而做人辦事全無長進，與不讀書者等。此風氣急宜挽回。
當時學者，正以能考據訓詁，自負為最善讀書者。而陳氏卻直斥與不讀書者等，又且加上他們一個造成世道衰亂的罪狀。由今論之，我們實不能不佩服陳氏的大膽與深識。近人尚多認考據訓詁為讀書治學之不二法門者，其實若專從訓詁考據之見地來讀書，其間流弊煞是不少。最所易犯者，常為忽略了書中平正通達的部分，而專從難解難考處下手，因此讀書不得大體，而流於瑣碎。也可說，不注意大道理，而專在枝節上賣弄小聰明。他們訓詁考據之所得，並不說是錯了，只是於身無益，於世無用。
陳氏又說：
朱子雲：“近日學者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事徹頭徹尾，東邊掉得幾句，西邊掉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不可不深戒。”（《答胡季隨書》）朱子論當時道學之弊如此，然今之說經者，尤多此病。
蓋專以訓詁考據的興趣與見解來讀書，則讀書只為我作文地步。只求覓得書中一罅縫，提得出一個題目，寫得出幾條筆記或一篇文字，或甚至一本書，便謂學問能事已盡。卻於所讀那書之全體上，或大體上，懶於玩索。陳氏謂：
但能全觀一經者已少，況欲其融會乎？皆節取一二語，為題目，作經解耳。
當時經學正盛，而學者已懶看全經，其流弊可想。只為專以讀書為我作文題目，則極其所成，亦不過為一追遂時趨之名士，卻說不上真知學問。
陳氏謂：
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經，但欲為世俗所謂名士耳。彼徒以講經學為名士，則其所作經解，不過名士招牌而已。即使解經可取，而其心並不在聖賢之經，此不得謂之讀經書之人也。
又說：
科舉之士，以一句經書為題，作一篇時文。經學之士，以一句經書為題，作一篇經解。二者無以異也。皆俗學也。
其實任何一時代的學術，只要成為時趨，久而久之，未有不成為俗學的。乾嘉經學，正為其太時髦了，一輩人揣摩風氣，追隨時尚，便不期然而然的成了俗學。陳氏這一糾彈，是值得我們深切體會的。
而且如陳氏意，像當時那般做經解，縱使做得極好，亦只是訓詁考據，無關大義，亦只成得一個博士，不成為一個士大夫。“博士”最多能知道了些人家所不知道的，卻與做人辦事一切世道仍無關。“士大夫”則須從讀書中明義理，來做社會上一個有用人物。陳氏說：
有士大夫之學，有博士之學。近人幾無士大夫之學。士大夫之學，更要於博士之學。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此所以近數十年學問頹廢也。
陳氏又說：
略觀大義，士大夫之學也。
陳氏此一分辨極關重要。若在學術界昧失了大義，則訓詁考據亦將無所麗以自存。所以說“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也。
而且博士之學，正因為其不究大義，只從難解難考處留心，所以又漸漸養成了一種驕矜之心，其讀書似乎只在尋求古人罅隙，有意和古人為難，卻並不能把前人所著書平心靜氣從頭細讀。陳氏說：
王西莊雲：“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偽者必驕矜。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最可惡（《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謂博學以知服。”
陳氏論學，極提倡“博學以知服”的風氣。所謂博學以知服者，即是自己學問愈博，愈知道佩服人家。他說：
讀書者若平心靜氣，自首至尾讀之，於其誤者考而辨之，則雖言經誤可也，況註疏乎？若隨手抽閱，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則言註疏之誤亦僭也。
若真讀註疏，自首至尾，於其疏而駁正之，雖寥寥數語，亦足珍。若不自首至尾讀之，隨意翻閱，隨意駁難，雖其說勝於先儒，而失讀書之法。此風氣之壞，必須救。
當知著書之本在讀書。壞了讀書風氣，便斷難有著書成績。當時讀書講經學的人，竟至不讀全經，不讀註疏，只是隨手翻閱，隨意駁難，貌若艱深，實已淺陋。所以陳氏說：
餘嘗言近人多言樸學，然近人之經學，華而非樸。
正因為當時研究經學的，實際上早已不能通體將經文及經疏細讀，只一意在難解難考處搜求題目作文，求勝前人，為名士，學時髦。此等風氣，不僅不能通義理，不求通義理，而且那番心理更是要不得。陳氏又說：
讀註疏，既明其說，復讀經文者，經學也。不復讀經文者，非經學也。讀註疏，自首至尾讀之者，經學也。隨意檢閱者，非經學也。讀之而即寫一簡題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經學也。學者之病，在懶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亂。讀經而詳味之，此學要大振興。
陳氏論學，先注重在工夫上。有了工夫，再能有表現。若把讀書認做是作文的工具，這便表現為主，工夫為次。只要東西翻閱，搜求一二題目，來寫文章，此種風氣，定會養成學術界一種懶而且躁的心理。懶是不肯平心靜氣，精詳閱讀。躁是急於成名，好出鋒頭，掩蓋前賢，凌駕古人。待到讀書人全受此種風氣之薰陶，由他們出來領導社會，主持時局，其勢自然足使天下亂。陳氏的話，一些也不過分。
然而那些不肯從頭到尾細心讀書，而專做零碎搜求的人，他們還有一套為自已辯護的理論。他們常說：“不識字即不能讀書”，這是訓詁小學家的論調。陳氏說：
近人講訓詁者，輒雲“訓詁明而後義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訓詁者，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讀經傳之言，固多古今不異，不必訓詁而明者，何不先於此而求其義理乎？
又云：
試問今之說經者，非欲明其文義乎？明其文義之後，將再讀之乎，抑置之不讀乎？若置之不讀，則明其文義何為？若明其文義將再讀之，則文義已明者多矣，何以不讀，而獨覓其文義未明者讀之乎？
又云：
經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讀，而惟於其難明者解之。既解亦仍歸於不讀。解經而不讀經，其心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後之人讀之無疑可也。”而後之人又慕其解經，於是又解經，又不讀經，不知待何人而始讀之也。
當時學者群言經學，而其弊至於不讀經。此情真可浩嘆。即如當時的漢學家們，對一部許氏《說文》，真不知廢卻他們幾許輩的心力。然而許氏《說文》一書，到底還有不少解不通的字。而道、鹹以下，自《說文》而鐘鼎古籀，及今而又有殷契龜甲。若待識字再讀書，豈不真是河清難俟？若論考據，則範圍更廣大，更是考不勝考。若果讀書為學，不先融會大義，只向零碎處考釋，則此路無極，將永無到頭之期。如是則讀書人永遠在蒐集材料，為人作工具的準備。永遠是一些竹頭木屑之收藏，永遠無一間半架真建築。照此下去，儘可遍天下是讀書人，而實際並無一真讀書人，社會上亦並不會受到讀書人的真效用。清代乾嘉經學，極盛之後，正犯了這個毛病。而況他們還避免不掉一種懶而躁的心理，在不合理的讀書風氣下，還會製造出種種牽連而生的病態。陳澧可算是在這種空氣裡面首先有到覺悟的，在他四十九歲刻成《漢儒通義》，以後他便積極幹他新理想的讀書工作，直到他七十三歲卒年，前後二十餘年，積成了他畢生偉大的鉅作《東塾讀書記》
(三)
現在就我們的時代，來平心持論，把《東塾讀書記》與乾嘉經學專務訓詁考據的許多著作對看，也確實是遠勝了。即如劉臺拱的《論語駢枝》，為當時學者所推尊，若以較之《東塾讀書記》中《論語》之一卷，其間高下得失自顯。一則專從難解難考處著想，一則改從大義大體上用心，即面目便自不同。然而陳澧在當時，他自身感受經學的影響，實亦太深了。《東塾讀書記》中所論，究竟也還脫不了當時經學的範圍；而在經學上看，究竟也還是考據訓詁的氣味重些。所以陳氏的《讀書記》，雖則竭意要追步清初大儒顧炎武的《日知錄》，而《日知錄》內容，分經術、治道、博聞三類，《讀書記》則只能自限於經術之一途。陳氏極愛讀《通鑑》，晚年徧治諸史及《通典》，惜今《讀書記》中關於史的幾卷均未成。由我們今天來平心衡論陳氏學業上之成就，也仍只可算他是一個經學家，這是極顯然的。
而且陳氏治經，先勸人從頭到尾讀一部註疏，他說：
讀註疏使學者心性靜細。
然而在陳氏當時，內憂外患相逼而來，人人有不可終日之想，究竟已非細心靜氣來從頭到尾讀註疏的時代了。即使人人再能從頭到尾讀一部註疏，人人由此養到心性靜細的地位，也不見得對社會有何真用處。因此，陳氏的讀書主張，只算是看到了從前人的病痛，但他自已所開的藥方，卻不見有力量，未能使此病霍然而愈。況且《讀書記》又是一部太過謹嚴的書，溫和有餘，峻厲不足。一輩舊派經學者見了，亦還一般的贊成。至於上舉陳氏種種言論，卻多半在他的日記、隨筆、未刻稿裡。他的《讀書記》，只是弦有餘音，引而不發，不足以發聾震瞶。所以陳氏身後，還不見有一個面目一新的讀書風氣，而仍還是五十步與百步的一進一退，在乾嘉經學訓詁考據的積習下討生活。換辭言之，陳氏在學術思想史上還不夠做成一個畫界線的人物。
正因近百年來第一個有志開讀書新風氣的學者，他自己已不能有他很鮮明的旗幟，很淸楚的路線，來領導後生學者向一新方向進行，所以直到如今，陳氏所說當時學術界的種種病痛，也多還未能洗滌淨盡。似乎現在一般的讀書風氣，也還脫不了極狹的門戶之見，也還看重在小節目上的訓詁考據之類，而看輕從學問大體上來求大義之融會與貫通。也還只像是多數走在博士之學的路上，以“為學術而學術”之語調為護符，而實際則學術未必有裨於身世。做學問的仍多隻為尋題目作文而讀書，以作文為名士招牌之餘習，依然存在。也未見大家肯細心來讀一部書，從頭到尾心性靜細來讀，也還只是隨手翻閱，隨意駁難。距離“博學知服”的風氣，似乎還尚遠。學者的心地，不僅全要掩蓋先賢，即在並世師友，亦多輕心凌駕。說到此層，則似乎更不如乾嘉當時。學者驕矜之氣，似乎比前益甚。只聽說“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究竟真識得真理者未必多，而尊師服善之心，則全為其重道愛真理之一句堂皇話頭所犧牲了。讀書多半是為了作文，作文最好是出奇的發見與創闢。書本似乎只是學者作文時所運用之材料，讀書似乎只為是臨文時作參考。有人從大體上作大義之融會與玩味，則反目為空洞或腐敗。喜騖新知，懶鑽舊義。極其所至，最多也只還是何休武庫之矛戟，而非鄭玄宗廟之禮器。(此亦陳澧語，見《讀書記鄭學卷》。)雖則其所考索的內容，與乾嘉經學已有不問，然就種種方面看，今天學術界的風氣與路徑，卻還是乾嘉舊轍。大體上，陳澧所謂“懶與躁”的心病，似乎仍是深深埋在我們的身裡。而世道衰亂，我們學術界也還不得不負相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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