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西文化不相同，主要在人与人之相互关系上。西方人似应主“性恶论”，互不相信，乃有“个人主义”。故人与人相处，惟有吃亏与占便宜，分利害，不分是非、善恶。即其男女婚姻结合为夫妇亦然。男女异性相爱，乃发源于人性中男女追求之一“欲”。中国人主“性善论”，能自信，亦能信人，乃有“大群主义”。即夫妇婚姻，亦主要在此人群结合之基础上，故重信与义，乃是人生中一“公道”。不在爱与欲，仅属人生中一“私欲”。
西方人信有上帝，乃创宗教。信科学，乃创唯物论。人与人不相信，其日常相处难，乃赖法律。法律具禁戒性、防止性、非有交付性与寄托性。于是人与人相处，惟有敌对与相争。男女之间虽有爱，仍属于与其他人之相争。
故西方人虽以恋爱为人生之至上，实际仍是人生一“争夺”面，而非如中国之为一“和合”面。故西方婚姻，仍需法律。而西方人又称“婚姻为恋爱之坟墓”。此因结为夫妇，恋爱已告完毕。不如中国人以夫妇为成家之本，即五伦之首。此又其大相异处。
西方“个人主义”，在其心理上，有一大缺点，即不肯承认自己一切行为中有过失，乃不能有谦让心。遇有不如人处，但求慕效他人，却不知悔悟己失。故其心理上只向前不退后，仅外顾不内视，仅知有进步，乃无“改过自新”一观念。时间过，则一切行为全消去，因此亦无历史观。西方史学不发展，此当为一至要理由。
中国人认为人生，外面是物质，即自然，即天。内部是道德，即心，即人文。个人人生最属自然，但个人必融入大群中，乃得为真人生，即道德的人生。其重要关键，则在其有“家庭”。
人生幼稚期不能自生活，端赖父母扶养。中国人男子二十而冠，女十八而笄，乃为成人，始得自立。此乃一种自然人生，中西应无大区别。
但西方人遵守个人主义，其幼年期与其晚年期，乃不列为人生之重要部分，曰平等，曰自由，曰独立，幼年乃一人生预备期，老年则为人生衰退期，同不能自立为生，皆不得奉行其所主张所信守之个人主义。故西方个人主义，实在全人生中已打了折扣，非能完整美满的推行。
中国大群主义则幼有所养，老有所安，老幼亦同如中年，各得其所，各为人生之一时期，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此之谓“天人合一”，乃成为忠恕一贯美满完整之人生。
故中国大群人生于“个人”之上则必有“家”，有“国”，而乃至于“天下”。盈天之下同此“群”。
西方人生，则于家庭亦不如中国，应视为有缺，更无论国与天下，端赖个人以个别为生。远自希腊起已如此。罗马一如希腊，仍属个人主义。其有国，乃一帝国，与中国之为国大不同。国之上亦无天下一观念。
此下欧洲人，莫不如此。迄今交通频繁，五大洲已俨如一家。但欧化主宰，而亦仅有一“联合国”之组织。即此组织，亦仅有名而无实，与中国人之“天下观”终大相异，故亦无中国人“平天下”一观念。
二
欲讨论中西人生之相异，专就“个人”与“大群”两观点言之，莫如就其“家”与“国”之相异而加之以辨别，更为易知而有据。
中西家庭相异，事较易知。而中西双方国与国之相异，则事更明显，而世人乃少讨论及之。
希腊未建有国，罗马仅一帝国，乃并吞四旁他人之国以为国。实仍由希腊式之城市扩大而来，其主要中心仍为一城市。非如中国，国之中心乃各自之“家”，家之中心乃各自之“身”，由家扩大而成“国”。
罗马覆亡，北方日耳曼民族有堡垒家庭之兴起，始与中国家庭约略有其大相近似处。但于中国由家庭而为氏族，又由氏族而成为封建国家，日耳曼当时则尚无此进程，可谓乃仅中国封建之初步。
近代人以日耳曼与中国同称为“封建时代”，此实失之。当时之日耳曼仅得称为乃中国“封建之雏型”。如一婴孩与成年之相异。
又中国封建诸侯之上，尚有一“中央天子”，与其四围之诸侯联合成体。而日耳曼堡垒时期仅得称为一王国，此外又有一罗马教廷，此与中国之有中央天子大不同。则当时西方日耳曼诸堡垒，又焉得谓即如中国之封建？
故可谓罗马帝国乃由希腊式之城市所化成，此乃自有其历史渊源。而日耳曼堡垒贵族则由其家庭所化成，此则与希腊之城市大相异，而转有近似于中国处，亦可谓欧洲中古时期，日耳曼乃始有略似中国式之家庭之兴起。傥能再由此扩大演进，始可略有如中国式之封建诸侯之创始。而惜乎其终未能到达此境界。
此下日耳曼以外乃又有城市复兴，仍由希腊、罗马型转进而成为现代国家之兴起。其稍前中古时期日耳曼民族另一新式之演化，遂告停歇。
所谓近世欧洲之现代国家，最先如西班牙与葡萄牙，依中国观念言，亦仅限于几个城市，亦仅是些小城市，非大城市。而在西欧则竟分成为两国。使葡、西诸城市，苟能进而再融和凝合成为形如中国式之一国，则其向外发展远洋殖民，当可与此下形式大不同。
又如其北方荷兰、比利时继起，地面更为狭小，既不当分割为两国，即便联合，亦不该遽认为一国。如在中国，则仅如一国中之一府一县而止。
英、法继此四国而起，地面较大，其对外形势亦与前四邦不同。而英、法实际亦只隔一海，相互交通便易。果能亦如中国，则两邦亦仅如毗邻之两诸侯，和好交通，何乃遽成为两帝国？
又使如英、法、荷、比、西、葡，果能自始即融合为一国，此从地形言，亦绝非甚大一难事。而能如此有一新国之兴起，其航行远出，影响所及，较之现代之欧洲史及世界史，其相异又当如何？全世界岂不将由此而改观？而西方文化之本身内容，尤将远异于当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已难继续推行，但从不想到其已往之历史，仅知互相模仿，把别人胜过自己处，尽情学习。使果见别人有何胜己处，而学习不到，则消极悲观，不再向前。却绝不知悔悟已往，作从头之改变。试读全部西洋史，岂不如此？
即宗教亦然，经长期之演进，亦无对原始之形式与其教义有何改过自新处。仅信有一上帝，而绝不自信。惟待“得救”；绝不能“自救”。
当前欧洲共分三十余国，此可谓仍是一希腊型，惟扩张向外，稍带有罗马型。但皆绝非一中古时期北方日耳曼民族之贵族堡垒型。此乃西方文化最值注意，应加以分辨讨论之主要点所在。
而其中古日耳曼民族之得能形成一现代国家，则其事晚出，此即后起之奥地利与德意志。故在欧洲，德国人最知慕中国。亦惟德国人与英、法诸邦不易相融和，而引起最近代之两大战争。
此两大战争后，不仅德国以两败之余而幸得仅存，即英、法虽连胜而今日则已臻中衰之境，亦将如希腊、罗马之一蹶不复起，此非欧洲史一最堪悲观与惋惜之例乎！
其次欧洲人移殖他洲创建新国，如北美洲之美利坚与加拿大，皆得形成为一大陆型之大国，与欧洲原始之海岛型小国寡民大不同。而其文化传统，则一仍其旧，无大变异。故今之美国与加拿大，亦仅以一大陆国而半岛化、海洋化，乃亦终无以异乎欧洲之原始精神。此则又大堪惋惜者。
帝国主义之日趋衰歇，今日已成为欧族传统文化一不可掩盖之情实。最著者，如当前英国国内罢工风潮，日起不已。尽人只在就近“向资本主义”争衡，不再承袭已往之资本主义“向外”争衡。此亦同是一种个人主义，无可阻遏。
即当前之美国亦然。至少已不愿弃其安居享乐之生活，再从事于向国外作帝国主义之侵略与斗争。远自韩战、越战时影像已显。兵力不振，威武减缩，何来保有帝国之强硬与尊严？
英、美以外如苏联，其在援助阿富汗战争中，兵力不可谓不盛，历时不可谓不久，迁延震荡，迄无所成。其势没落，亦已可想。
然则欧洲传统之帝国主义已臻衰退，国际抗衡蔓延无结果，徒自亏损，有失无得。此下局面宜必有变。小国激烈相争，乃更过于以前帝国之相争。纵无刺激压迫，仍不能和平相处。战场风云，平空特起，即如当前之伊朗与伊拉克，兵争已达七年之久。而昔日之帝国，乃亦袖手旁观无奈之何。
三
中国人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何以树人需百年之久？如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以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乃以孔子一生之学不厌教不倦，始得言“树人”。但尚有被树者。使无颜回、子贡诸弟子，又何所树？然颜回之死，亦已年逾四十。孔子有“天丧予”之叹。
今合计孔、颜两人之年，岂不已在百年之上。即如其他诸弟子，如子路、子贡及有子、曾子诸人，各与其师孔子相互合计，亦莫不各具百年。
濂溪得遇二程兄弟，教以寻孔、颜乐处。非二程，濂溪之教又何所施？二程之受教于濂溪，仅两夕之久，但以师生双方年龄合计，亦当逾百年以上。又如范仲淹，面授张横渠以《中庸》一书，此后横渠由以成家，合计两人年龄，亦已远逾百年之上。故百年乃统师生双方言。
今以一国之政事言，如美国，大总统任期四年即满，连选得连任，但亦八年而止。美国大总统连任三期者殊少。试问八年间，治国安民，移风易俗，又何所施而遽得见效？
美国两百年来，大总统当及五十任，最有开创功业可言者，莫如林肯之解放黑奴。但解放黑奴，非即停止其为奴而止；解放后，必当继之以“教化”。使黑人能与白人稍达平等地位，乃可言真解放。故解放非仅法律一名辞，必加之以教育功能，始得符解放之理想。
但曾几何时，林肯即去位，继任者非复一林肯，无此理想。迄今黑白人同居一国，性情不相通，教育不相等，智慧能力不相及，待遇不相同，则黑人解放，岂不转增美国政治上一经济负担，一社会难题与纠纷？而此下则漫无止境。但岂得谓此难题与纠纷，乃由林肯始创之。西方之政治悲剧乃如此。
汉武帝表彰《五经》，罢黜百家。使中国帝王亦仅以四年八年为期，而凡为帝王者，又必意见不相同，主张必相异，王位变，政事亦随而变。试问此表彰《五经》罢黜百家之一事，其意义价值与影响，又当如何？
西方人不仅于一国元首之任期必加以限制，并对凡为元首者亦率无好感，必加以重重防戒与限制，此即国会之任务，乃得称为民主。故为政府元首者，亦不得真为一国之主。中国人称“君主”，为君者必当有所主。使不许其有所主，又何必设此一君位。
故既名为民主国家，即不当有一政治元首。如古希腊即已然，乃不能真实建一国。文化演进，有其传统，迄今欧洲人仍是一希腊传统，何尝能有大变。
凡今西方所谓进步，如商业、如科学，皆与其政府及政治无关。凡西方国事，苟由政府处理，非经民众监督，当尽成一乱。细读西方史，征询西方人意见，何得谓之非然。
然则果继自今，欧洲人反本复始，凡属国家，当只许有小规模之希腊型，不再有大规模罗马型，始得彻头彻尾推行其个人主义与民主政治。遇共同事，则共同开会，加以商榷讨论。希腊型之上，或可加之以犹太型，只许有教会，有教皇，有耶稣，而不再有凯撒。则今日世界交通如此方便，宜亦自有其可行之一途。
西方人能悟及此，至少可消除其帝国主义之为祸，亦未尝非世界一福运。仅有个人以直达于天下，岂不更为直捷而痛快。而无奈其无此机缘何！
故西方将来当由罗马型返回希腊型，人穷则反本，大势宜然。其最感困难者，当为商人重利轻离别之家庭制度。今日交通方便已远异于希腊时代，出外经商，亦不必与家人久别。并可早谋退休，安享晚年之退休生活。则夫妇婚姻与子女团聚，实为此下西方人最当郑重努力想望之一途。
最近美国有提倡祖孙三代同堂之新家庭制度出现，即其现实之一证。在此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正好贡献当代作一榜样，取法无穷。傥径自西方言之，则中古日耳曼堡垒时期之生活，正当郑重取法，为此下欧洲新文化一渊源。此乃西方人亲自其“海岛型”而转为“大陆型”一亲切之实例。
四
天地生人，必生有男女，又必男女相配合，乃得下一代之续生，而有长幼之异。故“男女”与“长幼”，乃天生人类之两大相异点。
中国人之五伦，夫妇一伦，即由男女相异来。其主要之父子一伦，乃由长幼相异来。此实五伦中之最要两伦。此则太史公所谓“天人之际”，而“古今之变”亦无能逾此矣。
有夫妇、父子之两伦，乃能由个人进而为家庭。既有家，乃有族，中国封建即由氏族来。由封建而统一，乃成为国。故中国之大一统，亦由氏族来。则由家有国而天下，亦一以贯之矣。
于何贯之？曰，贯之于个人之一“己”，即贯之于其一己之“天”，即其“心”、其“性”、其“命”，即己之为男女与长幼而止。
“己”之男女长幼，即己之“天”。由天而人，由人而天，“天人合一”，乃始有家庭、大群、政治、社会一切人道大义之可论。
而中国人之所谓“道义”，则即本于己，本于天，本于己之本性之有长幼男女，亦即本于“自然”。
中国道家重自然。儒家则重性命、重天，乃重人伦，即重长幼男女之别。故中国文化必兼儒道孔、孟、庄、老而始定。
中国儒家言仁、义、礼、智、信五常，“仁”居首，“信”居末，尤为五常中之重要者。而其所重则仍在各己之一“心”。仁在内，信在外。西方人不知有仁，其所信乃亦不在人而在天，在上帝，此为宗教。信于物，则为科学。宗教、科学皆可信，而独对同类之人则无信，乃尚法。故大群政治必尚法，有法乃可有政。
中国人则法不在五常中。五常皆主“平”，而中国人之法亦不重刑，而重平。西方则即以刑为法，而更无中国五常中之所谓平，故西方言法亦与中国人之法大不同。
中国主常道，而西方则惟变无常。中国法以“守常”，西方则法以“制变”，亦惟刑法乃可常。此又与中国人言道与法之大同而可常者又不同。此亦中西文化一大相异处。
五
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称“法治”，中国传统则当称“礼治”。
《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礼者，人类大群生活一共同体。长幼相教养，男女相配合，始得成为人。幼老孤寡，皆非人生之正常。而天下则为人群综合一大体。故鼠生以“身”为体，而人生则以“群”为体，即以“礼”为体。
“礼”之主要，即在长幼男女。又礼分宾、主。人之祭天地，则天地亦当为人生中一体。故曰：“一天人，合内外。”
而礼之本源，即由“己心”之性命中生。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仁即人心，而礼则由长幼男女始，故孝弟婚姻则为礼中之尤大者。有夫妇乃有父子，父子为天伦，夫妇乃若为人伦，中国人言夫妇为五伦之首，则岂不天伦乃转本于人伦。非人又何以见有天？则人为主，而天为副。此尤见中国传统之道更具深义之所在矣。
故中国人言“一阴一阳之谓道”，乃先阴而后阳。若以天为阳，以人为阴，则岂不犹先人而后天。又天乃其阳，地乃其阴。天地乃其阳，而人生之长幼夫妇则其阴。中国人之言长幼夫妇，有时则其意义价值乃更亲更重于天地。
而近人则谓中国人重男轻女，至于中国长幼之伦则并所不知。如中国人言孝道，近人并谓之乃封建思想。则此先阴后阳之道，又谁与深论之！
孔子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即如忠信，亦以为人。为人之学，则以他人为工具，非忠无信，转以为己。
今日之西方人，其学皆尽为人，实则乃个人主义。即如经商牟利，己之所利，皆在对方，则非对方又乌所学？但学为人，苍生何限，又何可学？
今日则交通方便，四海如一家。为人之学，更浩瀚而无穷。其学已乱，又焉能有所得。乃至无可学。而今日之世界，其对人之道，皆无学可言，则岂不亦一绝大问题之所在乎？
（一九八七年七月作，刊载于是年十一月《动象月刊》十一期。此文发表后，又重作修订。）
选摘自《文化学大义》钱穆，九州出版社
文化有三阶层：物质人生、社会人生和精神人生，两类型：农业文化、游牧与商业文化，七要素：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和艺术。
此为钱穆先生所建构的文化学的框架，也是贯穿本书的经脉。钱穆先生基于数十年来对世界整个局势之观察与认识，认为当前无论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无不由文化问题产生，故无不需由文化问题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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