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與周恩來相識於1919年天津學生五四愛國運動期間,於1925年在廣州結為革命伴侶。至今,這兩位革命者之間完美姻緣為世人傳頌。
“覺悟”中傳播馬克思主義
1919年10月10日,天津各校學生和各界群眾四五萬人齊集南開大操場舉行共和8週年的紀念會。會後遊行,鄧穎超、張若茗等覺悟社女社員帶領女學生和童子軍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手持“中華萬歲”“熱心愛國”等各色小旗高喊著口號。剛剛走上街頭,幾百名保安隊、警察揮舞著槍托野蠻地衝向女學生。面對軍警的攔阻和毆擊,鄧穎超一面高喊“警察也要愛國”“禁止打愛國學生”等口號,一面勇猛地向外衝。面對暴力,大家沒有屈服,在周恩來等的帶領下衝向警察廳。
這時,大家推周恩來、李毅韜等4人為代表,進警察廳提出質問。外號“楊梆子”的直隸省警察廳長楊以德拒絕接見,而是派了代表丁振芝會見學生代表。一見面,憤怒的周恩來就質問:“為什麼禁止群眾國慶遊行?為什麼縱容軍警打傷學生?”蠻橫的丁振芝根本聽不進這些,他一拍桌子,吼道:“你們向法庭起訴去吧!”說罷拂袖而去。
10月13日,天津學聯和女界愛國同志會宣佈罷課4天,《停課宣言》是周恩來起草的。從17日起,又繼續罷課兩天。在這20多天內,覺悟社的社員幾乎全力投入這場群眾鬥爭。
11月16日,日本暴徒又製造了槍殺中國居民的福州慘案,舉國震動。天津學生1000多人隨即遊行講演,散發傳單,聲援福建學生。隨著鬥爭的深入,形勢也越來越險惡。周恩來認為覺悟社的活動必須採取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形式。
12月10日,由男女學生合組的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號召抵制日貨。15日,周恩來作為新學聯的執行科長,到天津總商會討論抵制日貨的具體措施。20日,在南開操場召開有10多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當場焚燒在街市檢查所得的10多卡車日貨。廣場上烈焰飛騰,火光沖天,堆積如山的日貨頓時付之一炬。會後又舉行浩浩蕩蕩的示威遊行。
12月27日,天津各界群眾幾萬人,又在南開操場舉行第二次國民大會,會後舉行了盛大的遊行,高呼“救亡!愛國!犧牲!猛進!”等口號。
這些規模巨大的集會遊行,事先都由周恩來、馬駿、鄧穎超等覺悟社社員和南開學校、直隸女師的進步教師馬千里、時子周等共同商議,並廣泛爭取了商界、教育界、工務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這時,直隸省警察廳悍然查封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天津各界聯合會等,並張貼布告:“天津學生聯合會、天津各界聯合會、國民大會,均未經呈請令準有案,即屬違犯法令。”“舉凡非法及未經立案各團體,一律解散取消。如有私行集會、結社、屋外集合或粘貼圖畫以及言語形容有擾害煽動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懲,決不姑息!”隨後,周恩來主編的《天津學生聯合會會報》也被查封。
周恩來、鄧穎超等學生運動領導人不能公開活動了。他們轉入租界,在同學家裡借了一間小屋辦公,堅持鬥爭。小屋受到暗探注意,他們又轉到一所教會女中的地下室工作。
覺悟社的會員們當時相約:在愛國運動期間,不戀愛、不結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國社會的鬥爭中去,避免結婚受拖累或給後人添麻煩。周恩來大力宣傳獨身主義,並發表相關論文。
周恩來是覺悟社負責人之一,鄧穎超則是骨幹成員,在開展政治活動時彼此常常相見,兩人免不了有些往來。當時,男女交往還要“授受不親”。因此,周恩來找鄧穎超談話的次數並不多,偶爾談談,時間也不長。
1920年1月23日,天津學生聯合會調查員在魁發成洋貨莊檢查日貨時,竟遭到闖入店鋪的3個日本浪人的毒打,激起社會公憤。當各界代表向省公署請願時,當局非但不懲辦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毆打學生,逮捕代表馬駿、馬千里、時子周等20人。隨後又查封天津學聯和各界聯合會會所。
1月29日,3000多男女學生,由周恩來、郭隆真領導,從東馬路出發,直奔省長公署。群眾推舉周恩來、郭隆真、於方舟、張若茗為代表,要求面見省長曹銳。鄧穎超也要求前往,周恩來果斷地說:“萬一我們被捕,外面總需有人接應,繼續鬥爭!”於是,這位年僅16歲的小妹妹就這麼留了下來。
省公署大門緊閉,大批軍警荷槍實彈,如臨大敵,不準代表進去。周恩來不顧軍警阻撓,和郭隆真、於方舟、張若茗一起強行進入省公署。他們一進去就捱了毒打,20多人被逮捕了。
周恩來等被捕後,他們同原先被捕的代表一起,先被關押在警察廳的營務處。彼此不能見面,不能交談。反動當局採取拖延的辦法,既不轉交法庭公開“訊問”,又不釋放,一直拖了兩個多月。4月2日,周恩來和難友們經過秘密聯絡,發動了絕食鬥爭。他們分別向警察廳宣告:被拘70多天,沒有受到正式審判,這是違背民國約法和新刑律的規定的。因此,他們通告警廳,限警察廳在3日內舉行公審,否則就全體絕食。當天,周恩來、馬駿、郭隆真、馬千里等開始絕食。
周恩來等人絕食的消息通過獄中同情學生的看守很快被透露出來,鄧穎超為他們的鬥爭精神所感動,同時也為他們虛弱的身體而擔心。5日,鄧穎超集合24個覺悟社社員和支持者,揹著鋪蓋趕往警察廳,要求替代正在絕食的被捕的24人入獄。由於被捕的人中有學生、教員、商人,在社會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反動當局不能不有所顧忌。7日,警察廳被迫將被捕代表移送地方檢察廳。
送到檢察廳後,被捕代表的生活條件得到一些改善。經過鬥爭,除女代表兩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處,自由往來,並且能夠閱讀書報。他們共同議定,每天早晨做體操,每晚舉行全體會議,並推舉周恩來、馬千里、於蘭渚3人主辦讀書團,帶領大家研究社會問題,組織起“獄中大學”。又議決每星期一、三、五開演講會,介紹各種新思潮。
6月8日,覺悟社社友李愚如到獄中探望周恩來,並向他告別,她即將去歐洲勤工儉學,探求真理。周恩來在給她的長詩中寫道,我為你高興,去“磨練你的才幹,保你的天真爛漫。他日歸來,扯開自由旗,唱起獨立歌”。在這首自由體長詩中,周恩來提到去“馬賽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的確,周恩來在獄中已經在考慮將來到馬克思主義的故鄉去探尋中國的道路。
經過監獄內外的鬥爭,7月6日,檢察官對周恩來等提起公訴。7月17日下午,開庭審理。法庭上擠滿旁聽的人群。鄧穎超和學聯代表都坐在旁聽席上。地方審判廳外,也站滿等候消息聲援被捕代表的男女學生和各界人士。經過周恩來等的據理力爭,當局只好釋放被拘禁的代表。
不料出獄前,周恩來和馬駿已被校長張伯苓開除了南開大學學籍。這一做法,引起了校內外普遍義憤。與周恩來、馬駿同獄的馬千里,時任南開大學庶務主任,儘管是張伯苓的妹夫,對此亦深感遺憾和不平,遂毅然辭職。張伯苓竭力挽留,並兩次派人送月薪上門,馬千里堅拒不納。
事實上,儘管周恩來曾註冊入南開大學,但是他幾乎沒有在南開大學上過課,而是開始了一個職業革命家的生涯,對於南開大學的除名,他倒也平靜。在獄中,他即萌發了出國的念頭,南開不能讀,赴歐留學豈不更好。何況,目前,無論是天津學生聯合會或是覺悟社,仍有許多事需要他去做,覺悟社則是重點。
出獄後,周恩來主持了覺悟社在8月初召開的一次年會。周恩來在講話中說:只有把五四運動以後在全國各地產生的大小進步團體聯合起來,採取共同行動,才能改造舊的中國,挽救中國的危亡。並且指出:團體雖多,但思想複雜,必須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團結起來,為這個目標而奮鬥。他把這一切概括為“改造”和“聯合”4個字。
8月16日,覺悟社邀請少年中國學會等4個進步的青年組織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園舉行集會,商討救國運動的發展方向和聯合鬥爭的問題。與會代表環亭而坐,品茗暢敘。大家推舉從南洋宣傳救國回來不久的劉清揚主持座談會。開始,即由鄧穎超報告覺悟社的組織經過和一年來的活動,使與會者頗感興趣。接著,周恩來闡述了覺悟社最近提出的“聯合起來,共同行動”的建議,他說:“我們青年不只要聯合起來,而且要到群眾中去,開展工農運動,這對青年運動的最終成敗,起著關鍵作用。”
繼之,鄧中夏介紹了少年中國學會的情況。最後,在眾人矚望下,最早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布爾什維主義介紹到中國的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作了發言。兩天後,覺悟社、少年中國學會等5個團體的代表在北京大學通訊圖書館召開聯絡籌備會,決定成立一個名為“改造聯合”的組織,並由這些團體共同發表《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宣佈要聯合各地主張革新的團體,分工合作,來實行社會改造。
情深意長的來信深深打動小超
入獄期間,周恩來雖然被校長張伯苓開除了南開大學學籍,但校董嚴修十分器重他,仍然全力推薦他出洋留學,並同替周恩來辯護的大律師劉崇佑各資助500元,供他做赴歐的費用。為了補貼旅歐期間的生活費用,周恩來還與天津《益世報》商定,做該報的旅歐記者,為報紙撰寫通訊。準備工作做好後,1920年10月8日,周恩來與南開同學李福景同到華法教育會辦理了赴法證明。10月中旬,他們離開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
看到覺悟社的大哥大姐們去異國他鄉尋求救國救民的金鑰匙了,鄧穎超不由得悵然若失。她是多麼嚮往和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等一道去法國勤工儉學啊!只是她家境清貧,根本籌措不到旅費,她用羨慕的眼神和遺憾的心情告別周恩來、郭隆真等人,祝他們旅途平安,一路順風。
告別時,鄧穎超想到歐洲天氣寒冷,怕周恩來不適應,特地趕織了一件毛衣送他,在毛衣領側內繡了一行小字:“給你溫暖——小超。”摸著軟茸茸的毛衣,周恩來分明感到了同志間純潔真摯的友誼。他安慰鄧穎超說:“小超,別灰心,你年齡還小,以後還有學習機會。我到歐洲後,一定給你寫信……”剛強的鄧穎超點了點頭……
12月中旬,“波爾多斯”號到達法國南部的馬賽港。登岸時,留法華法教育會學生部幹事迎接了他們,並幫他們換乘火車。
周恩來原本打算只在法國作短暫停留,他要轉赴英國倫敦,準備在英國求學,並考察英國社會生活。因為生了一場小病,他就在巴黎住了半個來月。
1921年1月5日,周恩來乘船渡過英吉利海峽到了英國首都倫敦。周恩來之所以選擇在英國倫敦就學,是有其設想的。他在給表兄陳式周的一封信中曾說:留學的目的“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瞭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而英國是最古老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正如周恩來在給他的堂伯父周貽鼎信中所說:“倫敦為世界最大都城。”“舉凡世界之大觀,殆無不具備,而世界之政治商業中心,亦唯此地是賴。”“故倫敦為世界之縮影。在倫敦唸書,非僅入課堂聽講而已,市中凡百現象固皆為所應研究之科目也。”
周恩來和一般旅歐勤工儉學的同學情況稍有不同。他沒有做過工,主要靠稿費生活,從而騰出時間和精力來考察歐洲各國的社會綜合情況,考察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周恩來到法國後,嚴修按期給他寄錢。由於周恩來的地址經常變動,嚴修就將錢交給李福景的父親李琴湘,由他寄給李福景轉給周恩來。周恩來還擠出時間多次給在天津達仁女子學校教書的鄧穎超寫信,託負責這所學校行政的馬千里轉交鄧穎超。然而,馬千里粗心大意,把周恩來的書信扔在抽屜裡,沒有及時轉交給鄧穎超,害得周恩來一直沒收到迴音,心裡十分著急,託一位好友找到馬千里問起此事,馬千里才說:“可能在這裡吧。”到抽屜裡一翻,找出10多封沒有啟封的信。後來,周恩來與鄧穎超便直接通信往來。信中更多的是討論新思想、政治動向,看不到多少春花秋月、離愁別恨。
1920年12月27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最早的成員之一張申府和劉清揚一起到達法國。行前,陳獨秀、李大釗委託張申府負責在旅法華人中發展組織。當週恩來了解到國內籌建共產黨和張申府受託建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後,立即提出加入組織的要求。1921年春,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
選定了主義和加入共產主義小組,周恩來的心情格外喜悅。他在給天津覺悟社朋友的信中興奮地寫道:“覺悟社的信條自然是不夠用、欠明瞭,但老實說來,用一個Communism(共產主義)也就夠了。”“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後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
後來,周恩來以“伍”署名給鄧穎超寫了一封題為《德法問題與革命》的信。在信中,他說:“資本主義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後保證在帝國主義的混戰永不會消滅。歐亂正方興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國。”信中引用了盧森堡的一句名言“我們若無軍隊便不能革命”,試圖說明“這是獨到之語”。這時的周恩來已認識到:中國要想革命勝利,就必須搞武裝鬥爭。
在旅歐期間,周恩來同留在國內的覺悟社社友一直保持著通信聯繫。1923年春的一天,鄧穎超正在和剛從上海來到天津的覺悟社社員諶小岑、李峙山夫婦商量建立一個研究婦女問題的組織,忽然門外響起一聲清脆的童音,原來是馬千里6歲的女兒馬翠官蹦蹦跳跳進來了,小手中揚起一封信:“鄧阿姨,您的信,門房叔叔剛剛收到,說是外國寄來的,讓我趕快送給您。”
鄧穎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筆跡,便知是周恩來從法國巴黎寄來的。她打開信封,只見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鮮花盛開,春光明媚。3個披散著金色秀髮的美麗女郎正迎風奔跑。明信片背後,是熟悉的周恩來的筆跡:“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縛!勇敢地奔啊奔!”
聰明、機警、熱情、活潑的鄧穎超,看了明信片,不覺呆住了。一股甜蜜的熱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靈。李峙山和諶小岑走了。整潔的小房裡,鄧穎超默默地看著那張不同尋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來相識4年的回憶中……
歸於平靜後,鄧穎超還有些疑慮。她知道周恩來一向標榜自己抱獨身主義,如今怎麼變了呢?她又知道他身邊有一位共同參加過五四運動的姑娘,她一直以為他倆會好起來。現在,恩來又為什麼對她那樣表示呢?
鄧穎超回信了。信中首先徵求他對她和李峙山、諶小岑要建立一個進步的婦女組織的意見。信的最後才說,明信片已收到,含蓄地問他:你不是一向抱獨身主義的嗎?現在有什麼新的想法?
周恩來的回信很快來了,非常贊同他們組織一個進步的婦女團體；筆鋒一轉,回答了她的疑問,傾訴了他對她的熱烈深沉的感情。他對她說,他到歐洲後,認識到革命和戀愛並非對立,“獨身主義”的主張已經改變。馬克思和燕妮,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侶。在法國,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暢都戀愛結婚了。朋友們也希望他能選擇一個志同道合的終身伴侶。他坦率說到,身邊是有一位比較接近的朋友,他覺得她經受不了革命的艱難險阻。而他已決定一生獻給革命,唯有勇敢堅強的小超才能和他終身共患難,同奮鬥!希望儘早得到她的明確答覆。
鄧穎超被周恩來的情深意長的來信深深打動了。她對他長期純潔的友誼陡然昇華為美妙熱烈的愛情。恩來確是她理想的終身伴侶。
鄧穎超寫信給周恩來,給了肯定的答覆:我們思想相通,心心相印,願相依相伴,共同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身!
這年5月,鄧穎超在《女星》旬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樣寫道:“兩性的戀愛,本來是光明正大的事,並不是汙濁神秘的。但它的來源,須得要基礎於純潔的友愛,美的感情的漸馥漸濃,個性的接近,相互的瞭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觀的一致。此外,更需兩性間覓得共同的‘學’與‘業’來維繫著有移動性的愛情,以期永久。這種真純善美的戀愛,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產品,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將來,是有良好影響的。”這些話,可以說是她和周恩來真純善美戀愛的寫照。
1924年7月下旬,隨著一聲汽笛的長鳴,周恩來告別生活了將近4年的歐洲大陸,踏上了歸途。
心心相印的革命戰友喜結連理
從法國出發,經過1個多月的海上顛簸,1924年9月1日,船先停靠香港,周恩來從這裡上岸。心情尚未平靜的周恩來給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發出一封信,彙報自己的行蹤等情況。幾天以後,周恩來坐“佛山”號輪船抵達國民革命運動的中心——廣州。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廣州地委委員阮嘯仙、彭湃兩人到長堤碼頭迎接。
10月,中共中央決定重建廣東區委,周恩來任委員長兼宣傳部長。不久,他就兼任在黃埔開辦不久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政治教官,11月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1月,周恩來代表留法黨組織到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他認識了曾任中共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的北京區委委員高君宇。兩人志趣相同,交談之中,互相透露了自己的戀愛情況,周恩來很信任高君宇,便託他回京時給在天津的鄧穎超帶去一封“情書”。鄧穎超接到信後,十分高興,畢竟好久沒有收到意中人的信件了。鄧穎超笑言,高君宇是她與周恩來之間的“紅娘”。
1月26日下午,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締造者孫中山病重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治療,晚9時動手術,打開腹腔後,知已到肝癌晚期,無法割治了。2月18日,孫中山住進北京鐵獅子衚衕的顧維鈞私邸診治,病情日篤。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孫中山在北京東城鐵獅子衚衕5號行轅病逝,終年59歲。臨終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和平、奮鬥、救中國。”
當時,正在北京出席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的鄧穎超萬分震驚,哀痛的鄧穎超參加了守靈和送葬。回到天津後,她又組織天津各界隆重追悼孫中山。
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發生後,全國各大都市學生也先後罷課,風起雲湧,進行反帝國主義示威運動,民意沸騰。6月23日中午12時,廣州的罷工工人、農民和學生10萬人上街遊行,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口號,支持和聲援上海工人的行動。當時,由黃埔軍校的軍人和學生組成的隊伍參加了這次示威大遊行。這組遊行隊伍的前列,走著一位英氣勃勃的年輕軍官,他就是周恩來。
這時,鄧穎超發動天津各界人士成立了天津各界聯合會,並當選為主席。在她的領導下,天津人民罷工、罷課、罷市,積極參加到五卅運動中。7月初,天津反動當局悍然下令,通緝鄧穎超。
就在鄧穎超遭通緝的同時,組織上同意了周恩來與這位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革命戰友結合為夫妻。可這時周恩來在廣州,工作忙得不可開交,脫不開身。為此,黨組織決定調鄧穎超到廣東區委工作,一方面躲避通緝,一方面配合周恩來,也照顧她與周恩來的特殊關係,便於他們結婚。於是,鄧穎超收拾了一下行囊,匆匆出發。
鄧穎超由天津南下廣州途中,到上海停留了數日。8月6日,她登上了從上海開往廣州的客輪。離開上海時,她曾給周恩來發過電報,告訴他輪船到廣州的時間,希望他能到碼頭接她。
8月7日下午,周恩來忙得不可開交,心想很可能不能到碼頭接鄧穎超,等辦公室裡的客人走後,他從軍裝口袋裡摸出一張照片,交給秘書兼警衛副官陳賡說:“我這裡還有會。你幫我去碼頭接一個女同志,她叫鄧穎超,你就叫她小超就是了。”
船靠岸了,陳賡手拿一張照片比照著,盯著出口看。這一看,他發現糟了,走得急,眼鏡忘帶了。他是個近視眼,沒有眼鏡,就是個睜眼瞎。他越想越急,越急越看不清楚。他焦灼地在人群中尋覓著,直到碼頭上人都走光了,也沒有接著鄧穎超。陳賡沮喪極了。他這是第一次沒有完成周恩來交給他的任務,而且是這麼特殊而重要的任務。他該怎樣回去向他一向敬佩的周主任交差呢?
其實,剛才鄧穎超提著手提箱在人群中擠來擠去,正焦急地尋找她那樣熟悉的英俊的臉龐。沒有,人群中找不到周恩來。鄧穎超禁不住失望了,有些生氣了:離別5年,千思萬想,萬里迢迢,從北洋軍閥的通緝下趕到廣州來準備結婚,可是在碼頭上人群中怎麼也找不到你周恩來——是不是你太疏忽大意?
好在有他寓所的地址,鄧穎超叫了部人力車,徑自往周恩來寓所去了。陳賡最終也沒有見到鄧穎超的人影,其實就是見到了,高度近視的他也會錯過。於是,他只得怏怏返回。走著走著,陳賡又樂了,心想,能幹的鄧穎超也許自己能找到周恩來寓所。於是,陳賡急匆匆地往回趕。
果然,他到了周恩來的住處,在小屋見到一位身著白衫黑裙、長得端莊清秀的姑娘,和照片中的一模一樣。陳賡慌忙上前,愧疚地說:“我叫陳賡,周主任的秘書兼警衛副官。周主任實在忙得抽不出時間,特地讓我拿著你的照片,趕到碼頭接你。怪我粗心大意,沒有接到你。我在這裡表示深深的歉意!”
事實上,對於鄧穎超千里迢迢南下廣州,百忙中的周恩來一點也沒有敢怠慢。當時,廣州處於革命高潮中,周恩來無論如何也抽不出時間去碼頭。為了迎接鄧穎超,忙碌了大半夜的周恩來一大早就起床整理房間,並派陳賡買了兩盆鄧穎超喜愛的鮮花擺在窗臺。
隨後,陳賡笑著徵詢鄧穎超的意見:“小超同志,你是先休息呢,還是讓我帶你去找周主任?”鄧穎超臉上一紅,隨即笑道:“在船上我早休息過了,我是來廣州工作的。如果你有時間,請你帶我看看革命的廣州。”
陳賡聽罷,當即帶她到了文明路中共廣東區委會。工作人員說,周恩來剛來過,和區委委員長陳延年一同到省港罷工委員會去了。省港罷工委員會設在越秀路廣東省總工會,人來人往,熱鬧非凡。陳賡是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教練,就帶著鄧穎超直闖進去。
滿屋子煙霧繚繞。省港罷工委員會領導人蘇兆徵、鄧中夏等正在開會,陳延年也在那裡。陳賡悄悄地向鄧穎超介紹他們。鄧穎超一面留神聽,一面四下觀看,周恩來呢?
透過繚繞的煙霧,在屋子裡的一角,鄧穎超終於發現了一身戎裝的周恩來,他正低著頭在寫著什麼。5年不見,他比在天津時瘦了。但依然那麼英俊、嚴肅、睿智和深沉。這時,陳賡快步走到周恩來身邊,向他耳語了幾句。隨即,周恩來抬起頭來,迎著鄧穎超熾熱的目光點點頭,向她投來微微一笑。
頗有組織紀律的鄧穎超,為了不干擾會議的進行,靜悄悄地退出屋子,在室外的走廊裡耐心等待著、期盼著,等待周恩來開完會後向她走來。
直到晚上10點多鐘,周恩來處理完工作,派陳賡送鄧穎超回寓所的時候,原定12點宵禁的時間忽然提早兩小時,回不去了。幸虧陳賡在這裡很熟,他在省港罷工委員會找了間屋子安排鄧穎超休息,嘴裡連說對不起。
第二天早晨,陳賡笑著告訴鄧穎超:“周主任昨夜因宵禁住在廣東區委會,今天一清早過江到黃埔軍校去了。他讓我捎話,今天一下班,一定儘早趕回寓所。”鄧穎超笑了笑,讓陳賡快過江去黃埔軍校。
回到周恩來寓所後,鄧穎超收拾了一下房間,在街上吃了早點,便到文明街廣東區委會報到。廣東區委委員長陳延年熱情地歡迎鄧穎超,對她說:“黨組織決定調你來廣東做婦女工作,也是照顧你和周恩來同志在一起。組織上決定你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現在是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婦女部部長何香凝也希望你能協助她開展廣東的婦女運動。”接著,陳延年向鄧穎超概括地介紹了廣東的當前形勢。聽了有關介紹,鄧穎超對廣東的複雜形勢有所瞭解,也更加體諒周恩來了。
當天傍晚,鄧穎超回到寓所,才近距離看到朝思暮想的周恩來。話還沒有怎麼說,一大群人突然湧了進來。人們喜氣洋洋,嚷嚷著說是專門來看新娘子的。原來,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不準備舉行婚禮儀式,也不準備請什麼客人,一切從簡。但黃埔軍校的許多同事知道鄧穎超南下結婚的事,非要見見新娘子不可,還鬧著要他們請客。
於是,當晚,由張申府出面,周恩來在北京路上的太平西餐館二樓請大家吃飯,也算是舉行了簡單而熱鬧的儀式。來賓有國民黨方面的鄧演達、何應欽、錢大鈞、張治中等,還有共產黨方面的陳延年、惲代英、彭湃、熊雄、蔣先雲、高語罕、洪劍雄、陳賡、張婉華等。剛到廣州的李富春和蔡暢也聞訊趕來參加了。當時,酷熱的南方讓蔣介石流鼻血的毛病又犯了,為此他錯過了參加周恩來的婚慶。
從此,這對革命伴侶攜手走在人生路上,患難與共,並肩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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