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为中国人绘制世界地图时，不得不向中国流行的天圆地方而中国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观点让步，使中国多少占据着世界中央的地位。后来他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言，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利玛窦已经看到了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的陶然之意，有个叫扬光先的人就说过，宁可使仲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仲夏有西洋人。
几千年的文明史，已造成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化身。华夏文化被神圣化，绝对化，完美化，逐步导致独尊华夏拒斥异端的文化自大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闭关自守，抱残守缺，自以为是，盲目自大，一直做着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梦。这个梦一直到1840年依旧没有清醒，当西方用枪和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时，《南京条约》的签定并没有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是民族危机的开始，只不过觉得同历史上的边患的危机一样，象汉与匈奴、宋与辽金，没什么了不起。更何况中国虽说曾被征服过但到头来还是征服了同化者，人们早已陶醉这种对于征服者的文化同化胜利之中，深信中国文化天下第一，道德文章天下第一，政治制度天下第一，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更先进的文明。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说成是“同化异族”，签定卖国条约，皇帝的批谕“妥为招抚”，“五口通商”被迫开放，皇帝的批谕是“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老大帝国的心态暴露无疑，盲目已经盲目到可笑的程度，自大已经自大的无知的水平。林则徐说：“大有雨过忘雷之意”。中国人在文化优越感中走不来，尊夏攘夷主义的文化传统，在意识中扎根发芽更加膨胀。战争失败，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根本就没有提高国人的对西方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总是不屑一顾的态度，拒绝认识，拒绝调查，拒绝来自西方的一切文化。堂堂大国，文明之邦，岂能俯首低头去看你，西洋是什么地方？洋人是什么东西？那是蛮夷之地，犬羊之性。怎么和我们的文明古国相提并论。在心底保留着对西方的鄙视，中国的士大夫在书写西方国家的名称时，一般是加上兽字的偏旁。陈腐的观念根深蒂固，传统的力量异常顽固，但当民族危机迫近时，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地去认识西方探索西方。
1843年，《海国图志》出版，它是传播世界知识的第一个重要媒体。魏源试图通过该书向人们传递域外的信息，让人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来适应现在的挑战，结果是魏源的雄心壮志变成了无人欣赏的怪物。有人推测20年间五次印刷，仅印了一千册左右。不要忘了当时全国的绅士有150万左右，而有读书能力的人有350万左右。没有人愿意读此书，没有人愿意了解西方的风土人情。知识分子整体的自恋，以无知为骄傲，不看不读不知不学不用。
1848年，徐继畲写的《瀛环志略》出版，它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内容比《海国图志》更近了一步，但它刺激了一些人的虚弱神经，保守派的李慈铭在日记写道：“或言此书实先人罪案，谓其夸张外夷，宜哉！”。介绍西方的地理知识就成了“罪案”，传统的卫道士们已经按耐不住了。真正掀起波澜大波的是郭蒿涛，清朝第一任驻英公使，出使以前有人劝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但郭蒿涛决心已下，不仅去了而且写了《使西纪程》，他告诉在天朝自大中迷迷糊糊的中国人，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一石激起前层浪，骂声席卷而来，愤怒充斥朝廷，中国的士大夫们怎么能容忍对西方蛮夷的赞美呢？李慈铭在日记中写道“蒿涛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心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居心？”清政府诏命立即销毁字版，禁止发行。晚清的中国已经容不下一本书了。
不但是来自清政府的权威，更多的是来自传统卫道士们，不是几个人，而是绝大数的知识结层。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抱残的决心，守旧的力量，延缓着现代民族的觉醒意识和阻扰着现代化的进程。近代思想家郑观应说：“今自命为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求西学者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这样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社会舆论，有几个敢冒着“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帽子讲西方文明呢，说实话讲真理何等艰难，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敢想的不敢写，敢写的不敢出。冯桂芬写的《 校邠庐抗议》是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第一部较系统地阐述如何变法自强的著作，但他畏惧于传统的力量，生前说什么都不出书，死后九年才出书，距成书已有22年。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1884年写成，但作者怕“难以获罪当道，是以犹豫未即付刊”，直到10年以后才面世第一版。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正式完稿于1887年，直到1895年后才出版。甲午战败后，有人痛惜未曾早识《日本国志》，称之为早读此书何以战败？其实从《海国图志》的命运就已看出两国的胜负。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未使中国人苏醒过来，却让日本震动不小。《海国图志》在中国无人问津，在日本广为流传，成为促进明治维新的启蒙书。中国比日本早接触十五年，却一直在轻蔑、敌视和排斥西方文化，日本却是吸收引进消化西方文化并广为传播。据史学家统计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江南制造局译书局的译著共发行了1.3万部，而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于1866年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卖出25万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本书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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