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國之亂」的前因:困擾西漢的藩國謀反問題是怎麼產生的?

本期話題

劉姓諸侯尾大不掉的隱患是從孝文帝時代開始抬頭的。

為了樹立在中央的權威,傾盡全力打壓功臣集團的孝文帝對劉姓藩王採取了懷柔和優容的政策,正是這一策略的長期實施導致了藩王的坐大。


楔子


“七國之亂”的前因:困擾西漢的藩國謀反問題是怎麼產生的?



公元前154年,也就是漢景帝前元三年對西漢王朝來說註定是一個不太平的年份。

在這一年的正月,長星拖著刺眼的尾焰劃破了靜謐的穹幕。

緊接著,一場突如其來的雷火又將淮陽國的東宮大殿城室擊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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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星、天火,在後來人回顧這接踵而至的異常天象時,東漢學者文穎解釋說,這都是上天對下民的預警——慘烈的兵禍已經迫在眉睫!

無論這些天災與人禍之間是真有必然的聯繫,還是出於後世學者的附會,但戰爭的確就在正月裡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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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年剛剛採納了晁錯的《削藩策》,雄心勃勃地計劃削弱藩王、集權中央的孝景帝收到了吳王劉濞先聲奪人的檄文: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葘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奸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

——《史記·吳王濞列傳》

厲兵秣馬三十餘年的劉濞盡散家財、登高一呼,“誅晁錯,清君側”,吳國、楚國、趙國、膠西國、膠東國、淄川國、濟南國共計七個藩國就全都反了。

毀臣節,殺漢使,合縱西向,兵犯魏闕。幾乎就在一夜之間,整個中國東部就被叛亂的戰火全部吞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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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慌失措的孝景帝急忙命令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率領漢軍東出函谷關,火速平定叛亂。

但原本同孝景帝有表親之誼的竇嬰對此卻反應冷淡。

在出徵之前,竇嬰跟孝景帝說:“有個人,陛下必須得先見一見。”

在得到孝景帝的首肯之後,竇嬰領著他進了皇宮,這個人就是從前的吳國丞相,現如今罷官閒居的袁盎。

正忙著和晁錯商量調兵調糧的孝景帝看見袁盎進殿,迫不及待地問:“你做過吳國的丞相。現在吳國反了,依你看朝廷該如何應對?”

“吳國的反叛不足憂慮。臣有一策,可以弭兵。”

“說來聽聽。”

袁盎盯著正在忙碌的晁錯斬釘截鐵地說:“臣之所言,人臣不得與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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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孝景帝只好示意晁錯暫時到東廂迴避。

望著晁錯趨出殿門的背影,袁盎冷冷地說:“以微臣愚見,殺了晁錯,恢復藩王們被削奪的封地,並赦免他們的反叛之罪。如此兵不血刃,叛亂自息。”

十幾天後,丞相陶青領銜群臣,上奏皇帝,請求治晁錯腰斬之罪。

於是孝景帝封鎖了消息,命令中尉把毫不知情的晁錯騙到長安東市,身著朝服,慷慨就義。

晁錯的死,是自孝文帝以來西漢文治更化進程的重大挫折,而作為賈誼之後西漢最傑出的智囊,他的仕途遭際甚至比賈誼更讓人唏噓嘆息。

晁錯的失敗直接導源於他的削藩策略。關於這一策略的得失,曾經引發後世巨大的爭議。

班固在《漢書》中熱情地歌頌晁錯“為國遠慮,世哀其忠”,而司馬遷則嚴厲地批評他“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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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讀懂晁錯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人生遭際,要理解七國之亂背後波詭雲譎的政治暗戰和權力鬥爭,這一切的一切,都還得從西漢王朝的藩國之患說起。

藩國之患


劉姓藩王謀反的隱患是從高祖劉邦死後漸漸浮出水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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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臨死之前曾經與列侯功臣刑白馬盟誓,“非劉姓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在各方勢力的共同認可下建立了一個以異姓功臣輔政中央、以劉姓藩王控扼地方,兩方勢力相互制衡,皇權居中駕馭的政治格局。

劉邦與呂后相繼去世之後,孝文帝劉恆正是在這套權力制衡機制的作用下,經過以周勃為首的列侯功臣與以齊王劉襄為首的地方藩王相互妥協而最終登上帝位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見舊文《誅滅呂氏的周勃是漢家的功臣還是罪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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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孝文帝的登基離不開功臣與藩王兩方勢力的首肯與支持,但當他執掌朝綱之後,這兩股巨大的政治勢力對皇權產生的強烈壓迫感一定令他如芒刺在背。

為了解除他們對皇權的威脅,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孝文帝勢必要展開政治佈局,逐步削弱這兩方勢力。

但這實在是一項風險極高、挑戰極大的工作,其中尤其困難的是如何在集權的過程中避免出現功臣與藩王結成同盟,讓自己陷入腹背受敵的被動局面

事實上,在此前呂后臨朝稱制的七年中,剛毅的呂后就犯了這個錯誤。她一手控扼異姓功臣,另一手打壓劉姓藩王,客觀上促成了雙方的聯盟,並最終在呂后駕崩以後發動政變,清洗了諸呂以及呂氏擁護的後少帝劉弘(《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見舊文《周勃滅諸呂,奉旨討逆還是犯上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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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重蹈呂后的覆轍,孝文帝對異姓功臣與劉姓藩王採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具體地說,就是暫時把藩王坐大的問題擱置起來,集中全力首先解決以周勃為首的異姓功臣

這個策略的實質可以說是“

遠交近攻”。

從孝文帝的立場上看,雖然以齊王劉襄、楚王劉交和吳王劉濞為首的藩王佔據了帝國的東、南半壁,但畢竟是手足之疾

而以周勃、陳平和灌嬰為首的功臣集團坐在京裡,左右朝政,才是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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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扳倒周勃等功臣的過程中解除自己的後顧之憂,孝文帝的每一步政治佈局都在竭力地避免對劉姓藩王造成不必要的刺激:

登基元年(公元前179年)的正月便迅速冊立太子,孝文帝的本意應該是儘早指定接班人並明告天下,預防周勃等人誣陷後少帝劉弘不是孝惠帝親子並藉此發動政變的故事再度發生。

但在確立劉啟的接班人地位之前,為了避免刺激藩王們的情緒,孝文帝不得不先做出剖心明志的姿態,表明自己的本心其實是希望以選舉的方式在劉氏宗親當中推舉藩王賢者繼任,但高皇帝“父死子繼”的遺訓又不得不遵守,這才“勉為其難”,冊立劉啟為太子的。


“七國之亂”的前因:困擾西漢的藩國謀反問題是怎麼產生的?



到了三月冊立皇后之時,孝文帝的生母薄太后甚至特別下詔給即將母儀天下的竇姬,訓示她說“諸侯皆同姓。”

太后的懿旨應該是懲於呂后的前車之鑑而做出的特別提醒。

目的是要警告竇姬千萬不能學呂后那樣用雷霆手段威服劉姓藩王,導致宗族分裂,骨肉相殘(關於呂后的這段故事,可以參見舊文《殺韓信,醢彭越,為人彘,心狠手辣的呂后為什麼受到劉邦的信任》)。只有家和,才能萬事皆興。


“七國之亂”的前因:困擾西漢的藩國謀反問題是怎麼產生的?



從皇帝到太后,對劉姓藩王表現出的態度都是優容有加,客觀上助長了藩王們驕橫跋扈的心態,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淮南厲王劉長。

劉邦前後八子,經過呂后時代的血腥鬥爭,在孝文帝登基之時便只剩文帝劉恆與淮南王劉長哥兒兩個了。

劉長仗著他是同孝文帝血緣最親近的藩王,屢次踐踏朝廷法令,但最終都得到了孝文帝的寬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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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進京朝見的時候,力能扛鼎的劉長宣稱自己要為亡母報仇,在沒有朝廷授權的情況下擅自殺死了呂后時代的寵臣闢陽侯審食其。

天子輦下,首善之區,竟然淪為藩王執行私刑的屠場,而這樣明目張膽的行兇犯禁居然得到了皇帝的特旨赦免,這讓上自薄太后,下至太子劉啟,以及百官公卿都對淮南王產生了畏之如虎的恐懼心態。


“七國之亂”的前因:困擾西漢的藩國謀反問題是怎麼產生的?



以犯言直諫著稱的大臣袁盎就此提醒孝文帝:

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

——《史記·袁盎晁錯列傳》


但孝文帝明確地表示了拒絕。

之所以不能在此時動手解決淮南藩國的問題,根本原因不是孝文帝顧念手足之情,而是就在前此不久,絳侯周勃、潁陰侯灌嬰、東陽侯張相如等異姓功臣曾經連手逼宮,要求孝文帝棄用提出“列侯之國”建議的賈誼

屈從於功臣集團的孝文帝因此被迫放逐了自己最倚重的智囊(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見舊文《從長安到長沙,賈誼的貶謫是誰一手造成的》)。

在應付功臣集團已經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孝文帝決不能再開罪劉姓藩王,否則內外交困,他屁股底下那把龍椅很可能就要搬家了!


“七國之亂”的前因:困擾西漢的藩國謀反問題是怎麼產生的?



孝文帝的“縱容”極大地刺激了淮南王劉長的野心。

從長安回國之後,他公然廢棄漢朝法律,自作律令,居處出入,處處模仿天子的禮儀待遇。

終於,震驚朝野的“棘浦侯太子謀反案” 在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爆發了,淮南王劉長正是其中的重要參與者。

手足兄弟尚且如此,那像吳王劉濞這樣與孝文帝結下了殺子之仇的遠親藩王們對皇帝、對朝廷還殘存幾分忠心便更難做樂觀的估計了。

到前元六年的時候,陳平、灌嬰已死,絳侯周勃已廢,三巨頭身後的異姓功臣集團已經趨於瓦解,在中央立起權威的孝文帝終於等來了解決藩國問題的時機。

只是這個事兒具體應該怎麼做,是“拆藩”還是“削藩”,孝文帝是要費心掂量掂量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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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圖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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