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為鞏固統治需要採取郡國並行制，但隨之而來的諸侯國尾大不掉的問題也困擾著漢朝中央政府。郡國並行制的實行有利於諸侯國拱衛中央政府，但同時也阻礙了中央集權，因此自漢文帝時期削藩之聲不斷引起朝議。
漢朝初期形勢圖
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漢景帝前元三年，御史大夫晁錯上書《削藩策》以削奪諸侯特權來加強中央集權，但引發了諸侯國的強烈反彈，導致吳楚七國之亂的爆發。削藩策的巨大副作用雖然得以順利平息，但諸侯王的隱患卻並沒有隨之消除，直到漢武帝用主父偃謀實行推恩令才得以溫和的化解困擾西漢三代的諸侯國問題。
漢武帝畫像
由於“削藩策”與“推恩令”截然不同的削藩態度與政策，二者經常被作以孰對孰錯的評價，但是我們不能單純的以結果為導向，而要發現二者的前後邏輯關係。今天漲知史將以“七國之亂”為橋樑，淺析“削藩策”對“推恩令”施行的積極推動作用。
削藩策：政治強硬引發的矛盾激化
《削藩策》：“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削藩策中對諸侯王“削與不削皆反之，早削利大於晚削”的論斷實際顯示出了削藩的緊迫感，也正因此觸動了中央與地方權力平衡中最薄弱的一點。以漢景帝時期為例，皇帝雖名義享有天下54郡，但39郡已執於他人之手，若假以百年之後，與春秋之亂無異。鑑於春秋戰國的教訓，漢景帝削藩之令勢在必行，但朝廷的削藩雖然於國之大義為利，但也實際損害了同姓諸侯王的利益，尤其景帝父文帝還是以藩王之位入繼大統，因此也切斷了諸侯王繼承皇位的可能，所以激發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
晁錯上書削藩策
歷史上認為晁錯的削藩政策過於強硬，導致藩王因既得利益的損害不得已形成對抗漢朝中央政府的軍事集團，所以才使得吳王劉濞能夠聯合其餘諸國以“清君側”的名義發動叛亂。但是以當時諸侯王國的實力，如果漢景帝採取溫和或者柔性的政策，那麼導致的後果或許會更為嚴重，理由如下：
一、中央勢微的嚴重後果
溫和的削藩政策雖然短期內不會引發藩王的叛亂，但是會嚴重損害漢朝中央政府的統治威嚴，如果說前期只是實力雄厚的諸侯王逾制不朝，那麼後期則會因漢朝中央威嚴掃地導致其餘諸國效仿甚至引發強鄰的肆意侵擾。
二、諸侯王國的得寸進尺
溫和的削藩意在慢慢分裂瓦解諸侯王國的勢力，但是諸侯王國已事實形成以諸侯王為中心的獨立王國，因此在諸侯王國內皇帝政令已然行不通，反而會促使藩王假借削藩之名巧取豪奪更大的利益或地盤。
相較於溫和的削藩政策，漢景帝前期採納晁錯的強硬削藩之策更符合帝王之權謀，理由如下：
一、提前搶奪主動權
削藩之策的確立勢必會引起藩王的強烈警覺，即使今時不反，也會打草驚蛇，促使諸侯王抓緊擴充兵器府庫，導致中央政府後期直接面對準備充足的地方諸侯。通過七國之亂的結局，我們可以看出七國叛軍並非凝聚向心，反而有的是被脅迫參與叛亂，因此說明此次叛亂並非經過長期磨合與籌劃，主動權依然掌握在漢朝中央政府這邊。
二、“替罪羊”晁錯的價值
關於晁錯之死，是非功過爭議不斷，但是晁錯對於漢景帝來說卻是一枚難得的棋子。一方面，晁錯的削藩策將漢景帝想說卻不能說的想法付諸實踐，使困擾大漢王朝的藩王問題得以正式著手解決（晁錯作為漢景帝的寵臣，實際上也是最能瞭解漢景帝心思的人，因此與其說是獻策，不如說是投皇帝所好）。
漢景帝畫像
另一方面，對於漢景帝來說，此次削藩如果成功，那麼則會成就他的千古偉業；如果失敗，晁錯則是替罪羊，七國之亂以“清君側”為名，實際也是讓晁錯當了替罪羊，而漢景帝難道不知誅殺晁錯對於叛軍退兵毫無意義，但是他知道誅殺晁錯可以讓叛軍師出無名，因此晁錯實乃中央與地方權力博弈的犧牲品。
總而言之，晁錯的削藩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過於強硬，但是卻使得漢朝中央政府能夠掌握削藩道路的主動權，同時削藩策導致的七國之亂也極大地改變了西漢初期的政治局面，為後期的削藩政策打下了基礎。
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對西漢初期政治的影響
簡單來說，由於自身的利益遭到中央政府的削奪，吳王劉濞等宗室藩王順勢起兵發動叛亂，並且假借“清君側”的名義與朝廷對抗，但是此次叛亂在三個月內就被周亞夫等所帥漢軍擊敗，因此並未動搖西漢王朝的統治根基。
周亞夫平七王之亂形勢圖
歷史上的削藩政策並非一蹴而就，期間也難免會出現新的危機與機遇，但都是破解藩王尾大不掉局面所要承受的經驗與教訓。七國之亂於西漢而言不僅是一場因強硬削藩政策導致的謀逆反叛，更是一次強調漢朝中央政府削藩決心的吶喊，宣示著西漢削藩政策的長期執行，有利於促使漢朝中央政府君臣一心，全力應對削藩之役。
總的來說，七國之亂雖然使漢王朝在短期內經受戰亂，但是也並非無利之戰，而且於內、於外而言都是利大於弊：
一、對漢朝中央政府而言
七國之亂的爆發間接的幫助了漢朝中央政府，其利主要有以下兩點：
其一：七國之亂的勝利使漢朝中央政府得以名正言順的削奪反叛之國部分甚至全部特權，使威脅中央集權發展的最大障礙受到致命打擊，有利於削藩政策的逐步推進。
其二：文景二帝時期奉行“休養生息”的國內政策，無論軍事還是政治上都鮮有大的建樹，而七國之亂的勝利不僅成功的檢驗了“文景之治”多年來的成果，也極大地鼓舞了西漢王朝的軍事信心。
漢朝軍隊平亂
二、對地方諸侯王國而言
漢文帝時期為維護“諸呂之亂”後的政治局面，中央對地方諸侯王國一直採取較為保守的無為政策，使如吳王劉濞等藩王進一步坐大，催化了藩王勢力的惡性發展。
漢文帝畫像
七國之亂的爆發將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博弈公開透明化，而且平叛的最終勝利也極大地震懾了諸侯王國，朝廷得以順勢大量裁減諸侯王國的官吏，同時地方藩王不再享有行政及司法特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諸侯王國對抗中央政府的實力。
晁錯的削藩策促使漢景帝強硬削藩，導致七國起兵叛亂，但是此次叛亂削弱了諸侯王國的勢力，扭轉了中央與地方的實力對比，使西漢中央政府得以擁有絕對力量對抗諸侯王國，因此有利於後期諸多削藩政策的順利推行。
推恩令背後的政治邏輯與權力博弈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之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
主父偃畫像
繼削藩策之後，漢武帝採用主父偃策實行推恩令，表面上施以“仁孝之道”，實際上無形中轉嫁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推恩令相比於削藩策最大的不同在於沒有直接對抗地方諸侯王國，而是從諸侯王國內部採用迭代瓦解的方式削弱其實力，分析如下：
一、保護既得利益集團
七國之亂爆發的根本原因就是削藩策直接損害了諸侯王國的利益，而推恩令巧妙的避開了與當代諸侯王爭奪利益，從而減少了推恩令實行的阻力。
其次，推恩令不假以諸侯王國叛亂的藉口，推恩令名為對諸侯子弟施以仁德，佔據了古代道德的制高點，使諸侯王國師出無名，且諸侯王國內部無法達成統一意見。
二、扶持新的利益集團
推恩令中立了既得利益集團，同時也籠絡了新的利益集團。自古受宗法制的影響，嫡庶之分，天差地別，諸侯王的嫡庶子弟們雖同為親生骨肉，但卻享受完全不一樣的待遇。
相比嫡子的數量，諸侯王國中庶子的數量佔據絕對優勢，而且在中立父輩諸侯王之後，庶子的力量自然不容小覷。推恩令的絕妙之處在於分食諸侯王國之利，從而獲得諸侯王國中絕大部分人的支持，而且將國家層面上的中央與地方的矛盾轉變為諸侯王國內的嫡庶之爭。常言道“清官難斷家務事”，諸侯王國兼有國與家的屬性，因此推恩令不僅挑起了諸侯王國內部的矛盾，也激起了諸侯王宗族內的繼承之患，使得各諸侯王內外遭到掣肘。
主父偃獻計推恩令
推恩令雖在漢武帝時期才得以正式推行，但是早在漢文帝時期賈誼便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無論推恩令還是賈誼謀，都旨在通過以數量降力量的方式溫和削藩，但是為何漢文帝沒有采納賈誼的保守策略甚至出現漢景帝時期的強硬削藩局面呢？
前面我們已經講到漢景帝強硬削藩的利弊，其實無論漢文帝的隱忍不發還是漢景帝的強硬削藩，二者皆是不得已而為之。以漢文帝時期的政治局面，諸侯王國雖然初現尾大不掉的後遺症，但是相比而言，維護王朝的統治秩序更加重要，而等到漢景帝時期，諸侯王國的問題已經上升在首位，且迫切需要遏制諸侯王國繼續坐大的局面，因此也就發生了漢景帝採納晁錯削藩政策引發七國之亂的局面。所以說，無論賈誼謀、晁錯策還是主父偃計，削藩政策的施行都必須建立在王朝背後的政治邏輯之上，而不是單純為削藩而削，需要找尋西漢王朝整體利益最大化的點。
推恩令雖然助西漢王朝順利解決諸侯王國的問題，但並非毫無弱點的，諸侯王也並非不知推恩令持續推行對諸侯王國的利益損害，但是削藩策引發的七國之亂已經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實力對比，諸侯王明知推恩令的“陰險”之處，卻猶如斬斷臂膀般只能眼睜睜的坐視朝廷分散瓦解諸侯王國的力量。所以說，推恩令的順利施行依賴於漢武帝時期的有利土壤與條件，而削藩策引發的七國之亂則恰恰為推恩令的出現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環境。
結語：
郡國並行製作為西漢初期獨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新生的西漢政權的穩定，但是也造成了西漢三代帝王不斷削藩的局面。諸侯王國尾大不掉，漢朝中央政府建立的統治秩序時刻遭到威脅，削藩成為加強中央集權的必要手段。
文景武三朝截然不同的削藩政策孰高孰低歷來爭議不斷，而晁錯引發七國之亂的削藩策更是被認為自尋死路之計。但是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無論最終解決藩王問題的推恩令還是引發七國之亂的削藩策都有其存在的歷史使命，而削藩策的實行更是為漢武帝時期推恩令的誕生提供了有利的土壤，推恩令也是削藩策之後的順勢之為。
綜上所述，只有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分析問題才能正確領悟到不同削藩政策存在的歷史意義，削藩策為推恩令而生，推恩令則完成了削藩策未能完成的削藩使命，因此削藩策對推恩令的施行具有積極的推動意義。
個人所見，還請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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