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爆發於漢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的"七國之亂"，是西漢前期歷史中發生的最為嚴重的一場危機。

具體而言，七國之亂指的是以吳王劉濞與楚王劉戊為首，聯合趙王劉遂、濟南王劉闢光、膠東王劉雄渠、膠西王劉昂和淄川王劉賢共同發起的一場反對西漢中央政府的武裝叛亂，它的爆發震動了當時的天下。叛亂髮生之初，雙方實力懸殊巨大，關東地區幾乎不為西漢王朝所有，就連漢景帝本人都懼於叛軍的勢力，狠心腰斬了自己的老師晁錯以求平息動亂。然而，就是這樣一場在當時影響極大的諸侯王叛亂，最終的結果是僅僅歷時三個月即被西漢中央政府鎮壓，前後反差之大令人稱奇，同時也引人思考。"七國之亂"為何爆發？西漢王朝又是如何迅速的平息叛亂？而這場動亂又究竟對歷史產生了哪些影響？本文便來詳細的論述一下"七國之亂"的前因後果。

禍起蕭牆

"七國之亂"爆發的直接原因，是由於當時的御史大夫晁錯"削藩令"的推行所致。晁錯是文景時期著名的政治家，他生於潁川（今河南禹州），早年跟隨伏生學習《尚書》，學成歸來後受文帝賞識，而被擢拔為太子家令，開始教授當時的太子即後來的漢景帝劉啟學習政事，深受太子的信任。期間，晁錯本人也對當時的時政多有建言，例如他曾上《言兵事疏》，詳細分析了漢與匈奴之間的長短優劣，明確提出漢不應懼怕匈奴的觀點，這一主張為日後漢王朝大規模反擊匈奴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同時，他也向文帝上過《論貴粟疏》，提出重農貴粟對於國家的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觀點，主張重農抑商、納粟拜爵等，對穩定西漢的社會秩序，增強國力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從這可以看出，雖然晁錯早年學習的是儒家經典《尚書》，但是他與那些純儒並不一樣，從他身上還能看到兵家、法家等其他學派的身影，由此可見晁錯是一個兼具多重學派政治觀點於一身的人物，但從根本上說，他奉行的還是加強中央集團，鞏固大一統王朝統治的法家主張。而正是由於上述背景，為日後晁錯《削藩策》的提出與施行，奠定了基礎。

晁錯為何要提《削藩策》？因為在他看來，當時的漢王朝雖然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但最為嚴重的問題是日漸強勢的諸侯王問題，這便牽涉到了西漢立國之初的國策，而這也是"七國之亂"爆發的根本原因。

漢高祖劉邦能夠建立西漢王朝，他所依靠的一個重要策略便是廣泛聯合當時的各派勢力，從而成功擊敗項羽，建立漢朝。但是，這也帶來了嚴重的後遺症，大量異姓諸侯王的存在嚴重威脅了西漢中央王朝的統治。於是，在劉邦當皇帝的幾年時間裡，採用了各種手段將當時實力強勁的異姓諸侯王一一剷除，最終只留下了一個實力最弱的長沙王。異姓諸侯王被剷除了，新的問題又產生了，那便是異姓諸侯王原來的國土應該怎麼處理？

當時擺在劉邦面前的選擇有二，一是採用當年秦朝的統治辦法，設立郡縣加以管理，但這個選擇很快就被否決了，因為殷鑑不遠，西漢王朝的統治者們認為秦王朝之所以滅亡，原因固然是因為殘暴，同時也有政策上的失誤，例如沒有分封同姓諸侯王，以至於在秦末動亂中秦王朝的中央政府疲於獨自應對，而沒有其他援助。西漢王朝必須吸取這個教訓，所以就只能採取另一個辦法，那就是當年周武王和周公旦採取的辦法——分封。分封同姓諸侯王前去鎮撫天下，拱衛中央。劉邦當皇帝的短短几年時間，其實就在主要做這件事。

劉邦一共有八個兒子，其中除了太子即後來的漢惠帝劉盈之外，其他兒子皆被封為王，同時他的哥哥和弟弟，還有侄子等等劉姓皇族，也被封為王。西漢初年百廢待興，地方上的政權建制還很不完善，劉邦分封同姓諸侯王的舉措其實也很簡略，例如他封自己的大兒子劉肥為齊王，就讓天下能夠說齊地方言的人都歸齊王管轄。同時，為了鞏固這一政策，劉邦還和眾多的開國功臣一起殺白馬立誓，"非劉不王，非功不侯"，意思就是不是劉姓皇族不能封王，沒有給漢王朝立過功勞的人不能封侯。這就說的很清楚了，只有劉姓皇族才能被封王，非劉姓皇族哪怕功勞再大，也只能封侯。

西漢初年去先秦未遠，盟約對人還有著很大的約束作用。呂后當政時期，就曾破壞過這個盟約，封呂氏子弟為王，但呂后一死即發生內亂，呂氏宗族被剷除殆盡，天下又恢復了劉姓皇族統治天下的格局。

同姓封王制對西漢王朝的穩固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問題與矛盾又產生了。秦始皇剛剛統一天下之時，當時的丞相王綰就曾向秦始皇建言，分封子弟為王以鎮撫天下，但被李斯否決，認為這有礙中央集權的發展。秦始皇贊同李斯的意見，說道："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認為分封制是天下動亂的根源。

西漢的同姓封王制，此時就面臨著秦始皇所說的這種困局。

西漢的諸侯王不同於中國歷史後期的王侯，他們是有實權的，具體而言就是有獨立的軍權與財權。諸侯王能夠合法擁有自己的軍隊，能夠獨立徵稅而不用上交中央，他們與中央的關係，其實就是一層隸屬關係，皇帝並不能隨意過問這些諸侯王的國內問題。甚至在紀年的事情上，地方諸侯王也可以用自己的年號，而不必奉行中央的年號。

這便帶來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中央如若對地方沒有管轄權，那如果能夠放心地方的穩定呢？在早期這個問題不必擔心，因為各個諸侯王之間都是兄弟子侄，都是一家人還有什麼不放心的？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血緣關係越來越淡漠，互相之間的走訪越來越少，感情也越來越淡，也就開始變得互不信任。春秋戰國時期，列國之間如果從根源上講，其實大家都是親戚，但卻拼的你死我活，就是由於這個原因。

如果說高度的獨立性只是一個小問題，那麼地方諸侯實力的逐漸壯大則是真正讓中央王朝害怕的事情。就拿吳國來說，吳國建立之初本是一個人口稀少較為貧弱的國家，但在吳王劉濞（劉邦的侄子）的苦心經營下，"煮海水為鹽"，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業，吳國的經濟實力一躍而成為天下第一，當時貨幣尚未統一，天下錢幣眾多，其中以鄧氏錢（文帝寵臣鄧通，因受文帝喜愛得到了開銅山鑄錢的權力，富甲天下）和吳國的錢幣最為流通，吳王劉濞也因此而積累了鉅額的財富。同時，吳地民風彪悍，軍隊戰鬥力很強，這一切都讓西漢中央政府感到不安，更何況漢景帝劉啟本人與吳王亦有瓜葛（漢景帝為太子時曾誤殺了劉濞的太子，這直接導致了劉濞多年不來中央朝見），這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不信任。

地方諸侯王實力能夠不斷壯大，與他們所佔據的土地有關。西漢初期的諸侯王擁有大片的土地，例如齊王劉肥，坐擁齊地七十餘城，後來的吳王劉濞，也擁有幾十個郡的龐大領土。具體說起來，西漢王朝本身能夠直接控制的地盤，差不多與當年未出關的秦國相似，而地方諸侯則是當年山東六國的再版。這就是景帝繼位之初面臨的格局。

晁錯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他敏銳的洞察到了西漢王朝面臨的危機，所以他開始採取措施以解決這個問題，而他解決諸侯王問題的手段，就是削藩，即削除諸侯王掌控的領土郡縣，以期達到削弱他們實力的目的。這個建議其實早在文帝時期就已經提出，但沒有被文帝採納。景帝繼位後，由於他對晁錯的高度信任，削藩策才開始真正被提上議事日程，而這也就成了矛盾的導火索。

漢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漢景帝正式採納晁錯的削藩意見，削除楚王的東海郡、薛郡，吳王的豫章郡、會稽郡，趙王的常山郡以及膠西王的部分縣等。漢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吳王劉濞與楚王劉戊等七個諸侯國舉兵造反，"七國之亂"正式爆發。

委肉於虎

叛亂髮生之初，聲勢非常浩大。七國叛亂，各有分工，吳王劉濞憑藉自己雄厚的國力，迅速糾集了二十餘萬大軍，聯合楚王劉戊共幾十萬大軍向西進攻，此為叛軍主力。濟南、膠東、膠西和淄川四國（都在齊地，為當年齊國分割而成）聯合圍攻齊王劉將閭的國都臨淄（齊王未反，所以齊地反叛諸王需要先將齊國攻下以保後方無憂），趙王則派人聯絡匈奴，意圖裡應外合助叛軍取勝。這個形勢，可以說對西漢王朝而言非常的不利。

這場動亂西漢王朝究竟有沒有預判到？從晁錯的話中可以看出，其實是有預見的，晁錯就曾說："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可見諸侯王的反叛西漢中央是有一定的心理準備的。但事態的發展應該是超出了他們的預期，可能連晁錯本人自己也未料到動亂會如此巨大，以致讓他在後期失去了正確的判斷，竟然說出了讓漢景帝親赴前線平叛，他坐守後方的不可思議的話。

面對聲勢浩大的叛軍，西漢政府首先想到的辦法就是求和。漢景帝願意收回之前削藩的承諾，同時由於叛軍打的口號是"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在朝中一些晁錯政敵的鼓動下，漢景帝一咬牙將晁錯腰斬處死以期求得叛軍退兵，但一切都為時已晚。殺晁錯不過是一個口號，諸侯王恨晁錯是不爭的事實，但一旦兵事大起，就不是說退就能退的事情了。晁錯之死改變不了叛軍凌厲的攻勢，劉濞直言自己已為東帝，再也不受西漢政府的管轄，漢景帝這才明白，唯有軍事鎮壓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可派誰去鎮壓叛軍呢？漢景帝此時便想到了文帝死前對他的叮囑，言遇到危機之時可用周亞夫。周亞夫是開國功臣周勃的次子，他之所以受到文帝的賞識，是因為他曾在細柳營治軍有方。漢景帝此時也沒有太多的辦法，也只能選擇周亞夫作為最後的救命稻草。

漢景帝做了一系列的軍事部署，他命周亞夫為主帥前去擊破吳楚聯軍，派酈寄前去攻打趙國，欒布前去攻打齊地反叛的諸國，同時命竇嬰為大將軍坐鎮滎陽，統合各方的力量。

"七國之亂"以吳楚聯軍為主力，所以周亞夫的戰鬥勝敗是決定全局的關鍵。但是，雙方的實力差距甚大，無論在兵力、戰鬥力、糧草補給等方面皆不如吳楚聯軍。周亞夫在全盤分析戰局後，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那便是"委肉於虎"。

"虎"自然指的是吳楚聯軍，而"肉"則指的是梁國。當時的梁王劉武是漢景帝的親弟弟，梁國地處吳楚與關中之間，可以說是擋在吳楚聯軍進入關中的一個絆腳石。作為皇帝的親弟弟，梁王劉武自然是站在皇帝一邊了，所以他拼死抵抗吳楚叛軍的進攻，但由於叛軍戰鬥力過於強悍，梁國傷亡慘重，局勢非常的危險，甚至到了梁王親自給自己的手下下跪以求他們堅守的地步！

面對這個困局，劉武多次向周亞夫求救，但周亞夫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為，前去救援梁國勝算太小，唯有先作壁上觀，把梁國扔給吳楚進攻，自己悄悄前去斷吳楚聯軍的糧道，這樣一來久戰勢必對吳楚不利，才有可能有一線勝利的希望。於是，面對梁王劉武的反覆求救，周亞夫一概不理，因為他就是要把梁國這塊"肉"丟給吳楚這隻"虎"，這樣才能吸引"虎"的注意力，自己才好抄它的後路。

這個戰略可以說是非常的高明，但卻害苦了梁王劉武。多次的求援都被周亞夫當成了耳旁風，他遠在齊地之邊的昌邑（今山東鉅野）靜觀戰局，自己則日夜拼死和叛軍廝殺，強烈的反差讓劉武恨透了周亞夫，但時局如此，劉武也拿周亞夫毫無辦法，只能繼續堅守。

終於，數月的激戰下來，吳楚聯軍並沒有成功拿下樑國，劉濞等不得不將進攻的目標換成周亞夫，以期突破周亞夫的防線進入齊地與齊地叛軍聯合，但周亞夫絲毫不應叛軍的挑戰。叛軍求戰不得，糧道又被斷，人心惶惶，戰鬥力開始瓦解。無奈之下，吳楚聯軍孤注一擲，佯攻周亞夫軍營東南，卻將主力佈置在西北，但此計卻被周亞夫識破，吳楚聯軍大敗，周亞夫乘勝追擊，叛軍主力被徹底擊潰，吳王劉濞帶領數千人逃亡東越，結果被東越王殺死獻首級給周亞夫，楚王劉戊則在軍營中自殺，聯軍主力至此告破。

吳楚聯軍被擊敗後，其他地方的叛亂就不足為懼了。欒布成功平定齊地四國叛亂，之後回師戰國聯合酈寄攻破邯鄲，趙王自殺，七國之亂至此全部平定，前後歷時不過三月。

新的時代

為何聲勢如此巨大的七國之亂短短三個月就被平定了呢？從大的格局來講，西漢王朝此時並未發展到末期，相反，此時的漢王朝正值向上發展的時候，民心穩定，並不是秦末那種人心思亂的格局，所以叛亂基本都是地方諸侯王裹挾民意，強力為之，例如吳王劉濞發動國內民眾參軍，便是以自己年紀六十二尚且親臨前線，自己的小兒子十四歲也從軍參戰為由，強行動員國內年齡在十四歲以上六十二歲以下的人參軍，所以一旦軍事上失敗，自然便無法再掀起什麼波瀾。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而從更為直接的原因來看，軍事戰略的成功是西漢中央政府能夠取勝的最為重要的原因，因為如果仗打敗了，什麼都是虛的。西漢王朝軍事戰略的成功表現有二，首先，梁國佈局的成功。梁國的地理位置非常具有戰略性，可以說它是中央朝廷與山東六國之間的一個屏障，它的立場能夠直接決定戰局的勝敗。如果梁國向著朝廷，那山東叛軍想要進入關中，則勢必需要先行拿下樑國，如果叛軍想要繞過樑國從函谷關或者南面的武關進入關中，則梁國亦可從後進行牽制。如若梁國向著叛軍，則山東一帶再無屏障，關中地區便岌岌可危。戰國時期，韓國與魏國夾處秦、楚、齊三大強國之間，頻繁受到來自三方的軍事壓力，其原因就在於其重要的戰略位置。此時的梁國就正處當年韓、魏兩國的位置。

梁王劉武是漢景帝的親弟弟，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被封為梁王。漢景帝繼位後，便頻繁向自己的這個弟弟示好，包括經常賞賜給他貴重的禮品，劉武入朝則給予他最高規格的接待，甚至皇帝還親自給他駕過馬車。漢景帝的這些舉動，一方面是想討竇太后的歡心（竇太后非常喜歡這個小兒子），另一方面則是看到了梁國重要的戰略位置。此時削藩策正在提上議事日程，漢景帝也預見到此舉可能會引來叛亂，所以他提前積極拉攏梁王劉武，使得他能夠心向朝廷，甘當朝廷的屏障。後來的事實證明，漢景帝的這個佈局是成功的。

其次，就是周亞夫軍事戰略的成功。周亞夫以治軍嚴謹著稱，而從他平定七國之亂時更可以看到，他的這份嚴謹對戰局是很有幫助的。面對敵強我弱的格局，面對身份地位特殊的梁王的求救，他能夠頂住強大的輿論壓力，堅持自己的戰略佈局，"委肉於虎"以斷吳楚糧道，待敵自弱再一舉擊破，這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周亞夫在這場戰役上的表現，可以說極盡展現出了一個軍事指揮官應該具有的品性與能力。

"七國之亂"雖然僅僅歷時三個月就被平定了，但它對歷史的影響則是非常的巨大。

首先，它直接影響了日後朝廷的政治格局。周亞夫因為平叛有功，日後被擢拔為丞相，做到了出將入相，人臣之極的地步。但因為之前與梁王劉武的嫌隙，他屢次遭到劉武的中傷，後來更是捲入了廢立太子的政治爭端之中，終被漢景帝所棄，餓死獄中。至於梁王劉武，由於他在平叛之中立下了大功，朝廷對他的賞賜是源源不斷，他本人也恃功自傲，不斷有僭越之行發生，日後更是生起了覬覦景帝太子之位的心思。漢景帝末年，太子之爭驟起，以原太子劉榮（母慄姬，主要有竇嬰、周亞夫等人支持）、後來的漢武帝劉徹（母王娡，主要有長公主和田蚡支持）和梁王劉武（主要有竇太后支持）三股勢力展開了明爭暗鬥的爭奪，迫使景帝不得不採取一系列艱難的措施，才最終篤定太子的人選，但也釀成了一定的政治悲劇（例如他的長子劉榮因被廢，最終被逼迫而死）。西漢朝廷日後一系列的政治變局，都與七國之亂的發生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

其次，徹底解決了西漢王朝地方諸侯王尾大不掉的格局。因為軍事上的勝利，西漢中央王朝再次獲得了主宰地方諸侯王命運的權力，地方諸侯王成為了任朝廷宰割的羔羊。漢景帝趁勢進一步削弱了地方諸侯的權力，而後經漢武帝之手（推恩令與左官律、附議法的施行），西漢諸侯王的地位進一步降低，權勢進一步削弱，再也無法向西漢初年那樣有相當大的獨立性了。不光是西漢，東漢時期由於先前歷史的借鑑，一開始便著重加強對諸侯王權力的限制，所以從七國之亂之後到東漢滅亡之時，再也沒有發生像七國之亂一樣如此大規模的諸侯王武裝叛亂（雖然之間也有諸侯王謀反事件的發生，但都是小規模事件，於大局無甚影響），這都是由於中央政府在"七國之亂"中獲勝所致，它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最後，為武帝時期的集權政治奠定了基礎。西漢前期的政治格局，雖名義上號稱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但實際上與戰國時期列國割據的局面差不多，皇帝的權力也非常有限。西漢號稱布衣天子將相之局，從皇帝到一系列新興貴族多是從底層打拼出來的，皇權的神聖性一直難以建立。劉邦時期做過一些嘗試（例如叔孫通制禮作樂，讓劉邦有"今日知天子之貴"的感慨），但其後的惠帝、文帝、景帝都或多或少受到大臣或者地方諸侯的限制，皇權難以伸張。武帝繼位之後，大力加強皇權，而他之所以能夠大力加強集權，除了與他雄才大略的個性與能力有關之外，還與他所處的時代格局有關。武帝之時，舊的軍功階層基本退出歷史舞臺，朝中能夠掣肘皇權的勢力消逝殆盡。同時，由於"七國之亂"地方諸侯王割據問題的被解決，更進一步的解放了皇權，讓武帝有更多的空間和手腳來完成集權的使命。從這個角度而言，"七國之亂"更是影響了兩漢數百年的皇權走向，這個影響和意義就更為巨大了。於是，伴隨著"七國之亂"的終結，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