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肆掠的疫情依舊在全球蔓延，躲在家裡繼續啃著千年前的往事。史書有很多種讀法，可以看帝王榮辱，可以學名臣風姿，可以在才子佳人的故事中尋找浪漫，也能夠從金戈鐵馬中重燃鬥志。
一直以來，讀史書時都會有一種特別詭異的感覺，一個朝代所發生的事情，在另一個朝代之中似乎又一次重演。大多歷史事件，只要換一換時間和人物，就能在“二十四史”中的任意一部書中找到翻版。這讓人很困惑，時間在飛逝，就連孔老夫子也曾站在水邊感概“逝者如逝夫”，為何歷史卻在不管不顧的執著於同樣的劇本呢？這就是人性的力量。在歷史奔流中，固執的將這條長河從“筆直前行”擰成了“螺旋上升”。
今天，就來談一談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極為相似的大事件：西漢初年的“七國之亂”與西晉初年的“八王之亂”。
一、漢、晉時期的宗室政策
宗室這個詞彙經過歷代演化，從最初的同宗之人的表述，慢慢變成對於皇族的特稱，通常以與皇帝的父系血緣親疏關係來確定是否列入宗室之列。正因如此，宗室也成為皇權最為親密的力量。但是，皇權以宗室為基業，皇帝卻不敢過於依賴宗室，原因就是對於皇帝來說，宗室親族同樣具有皇位繼承權，權力膨脹的宗室甚至可以直接架空皇帝，逼迫“內禪”。因此，歷朝歷代在對於宗室問題上都是謹慎異常。
（1）漢朝宗室諸侯王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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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二月，劉邦在楚王韓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各路諸侯的聯合勸進中登上帝位，建立漢朝，史稱西漢。對於劉邦而言，作為開國君主，也是史上第一個出身平民階層的皇帝，就其個人而言，如此功績足以讓他志得意滿。
但是從秦末亂世走出的他，比任何人都懂得天下紛亂的恐怖。劉邦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夠擊敗項羽，其實就在於極大的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曾經呼嘯天下的各路諸侯既然能夠幫助自己會戰垓下，逼死項羽，那麼也絕對有能力逼死自己。因此，在西漢剛開始建立之時，對於功臣劉邦以封賞為主，他採取“郡國制”，即郡縣和封國並存，在中央實行與秦朝相同的三公制，地方實行分封制。
從這個角度來看，劉邦此時雖然登基稱帝，只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除了漢朝直接統治區以及侯國之外，皇帝的命令並無足夠權威。此時的漢王朝剛剛建立，社會經濟凋敝，統治秩序尚待重建，面對這種情況，劉邦無法立馬著手消除隱患，只能對諸侯王封地進行了部分調整，將這些異姓諸侯王從膏腴之地徙封到偏遠地區，比如將齊王韓信封為楚王，希望用這種逐步改良的方式暫時維持穩定。
隨著漢朝統治逐漸穩固，經濟力量緩慢回升，劉邦開始向異姓諸侯王們舉起了屠刀。經過數年，終於將全部威脅盡數拔出，只剩下勢力弱小又懂得明哲保身的長沙國吳氏延續了五代，而張氏趙國雖然同樣實力弱小，卻被劉邦藉口奪了封國，貶為宣平侯。
就這樣，劉邦在剪除異姓諸侯王的同時，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依照當時的條件，中央王朝對於偏遠地區的輻射能力較弱，因此分封制在此時仍舊擁有現實意義。而且，對於劉邦而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歷史教訓讓他時刻不敢忘記，除了後人總結的秦朝奉行嚴刑峻法的亡國原因之外，劉邦認為秦朝沒有分封宗室，導致皇權勢弱也是秦朝覆滅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壓力之下，劉邦分封宗室子弟為王，讓他們在異姓諸侯的廢墟之上建立忠於劉氏皇權的統治。
在劉邦的宗室政策之下，以劉肥為齊王、劉長為淮南王、劉建為燕王、劉如意為趙王、劉恢為梁王、劉恆為代王、劉友為淮陽王、劉邦四弟劉交為楚王，侄子劉濞為吳王等等，建立了劉氏諸侯國統治體系。在劉邦的設想中，這些諸侯王平時可以為皇帝鎮守疆土，而在國家發生危難之時，又是皇帝手中最為強大的軍事力量。
（2）西晉宗室諸侯王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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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炎成功篡位之後，藉著世家資源和曹魏的基礎成功的實現了統一天下的夙願。與西漢開國面臨的窘境一致，司馬氏雖然成為天下共主，卻過分依賴於世家的力量，晉王朝的皇帝幾乎變成了世家利益的代言人。
在司馬氏化家為國的過程之中，西晉世家的特權被逐步擴大和固定下來，從壟斷仕途的“九品中正制”到保護士族經濟利益的“戶調製”等等，這些政策在出臺時雖然都存有限制士族門閥發展的企圖，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被異化為士族門閥擴張利益的手段。比如“九品中正制”中要求以人物品行為評判的首要標準，但是在實際操作時卻讓位於“家世”；在“戶調製”中嚴格規定了官員品級與佔地以及佃戶數量的掛鉤，可是實際操作中土地兼併卻並未被抑制，反而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而回顧司馬氏能夠成功篡魏的歷程，除了世家利益與曹氏皇權的天然對立之外，曹氏宗室衰弱，也是不可迴避的原因之一。曹丕繼承父親的遺產，又與世家相互妥協，成功的將皇帝的帽子帶在了自己的頭上。世家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極大的特權，與此相對的是，曹丕對於宗室至親卻是防備至極，削奪藩王權利，曹魏藩王的封地時常變更，沒有治權和兵權，舉動受到嚴格監視，形同囹圄。如此種種，導致曹魏宗室衰落，難以應對權臣欺辱。
同樣是歷史與現實的壓力，讓司馬炎放開禁錮宗室力量的枷鎖。封皇族為藩王，以對抗士族。剛開始時封王不就國，在中樞擔任要職，輔佐皇帝；然後又派遣諸侯王回到封地，主持當地的軍務，最後又讓這些有了軍事經驗的王爺們鎮守戰略要地。
泰始元年（265年），西晉建國之時，晉武帝分封二十七個同姓王，以郡為國；之後又不斷擴大宗室諸王的權力，諸王可自行選用國中文武官員，收取封國的租稅。咸寧二年（277年），晉武帝又制定了王國置軍的制度，將封國分為大、次、小三等，不同級別可置不同數目的軍，但各王無地方行政權。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計。（《太祖實錄》）
這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分封諸王時的考量，與劉邦、司馬炎一樣，他們作為一個皇朝的締造者，考慮問題的重心首先是維護“家天下”這一標準，保障自己辛苦開創的基業不至於落入他人之手。對於劉邦而言，呂氏一族勢力龐大，分封諸王就是能夠震懾諸呂，甚至立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的“白馬之盟”。而司馬炎的考量也是為了在世家門閥不斷膨脹的勢力中維繫皇權。
二、略述西漢七國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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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盤西漢初年的歷史，明顯會發現最初的矛盾就是集中在劉氏與呂氏之間。劉邦與呂后兩人雖說是夫妻關係，可是歷史事件中分析，不如說是政治伴侶更為合適。劉邦晚年已經察覺到呂后權勢日盛，為了限制呂氏的膨脹，所以才有了“白馬之盟”。即便如此，劉邦去世之後，呂氏也仍舊佔據了主動，成為漢王朝的實際統治者。
但是呂氏一族的所做所為自然激起了劉姓諸王的強烈反對，呂后死後，諸呂聚兵，準備發動政變。齊王劉肥的兒子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暗約其兄齊哀王劉襄領兵入關，共滅諸呂，由劉襄繼承帝位，劉襄應約起兵。但是在劉襄到達之前，劉章在長安與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已經協力消滅了諸呂勢力。
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史記·卷五十二·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群臣為了防止外戚事件擅權事件再次發生，便立代王劉恆為帝，即漢文帝。庶子出身、又是排行第四，劉恆繼任皇帝，從宗法角度來看，就是以小宗入嗣大宗，打破了固有的政治隸屬關係，這樣就在諸侯王之中埋下了一顆蠢蠢欲動的野心。而漢初所封諸侯王，基本上都出現了代際更迭，與漢文帝的血統關係逐漸疏遠，政治上已不那麼可靠，因而叛亂開始出現。
比如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起兵叛亂，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劉長謀反。由此可見，此時的諸侯王已經從漢帝國的國之干城演變成了的肘腋之患，可是此時的漢文帝仍舊無法著手根除，只能採取局部改良的方式。
漢文帝先是讓功臣列侯全部離開首都，前往封地，減少掣肘，集中皇權。其次，又封自己的親子為王，讓他們成為維護京畿地區的重要防線。最後，採取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政策，將原本的大國拆分開來，分封給藩王諸子，這就是之後的“推恩令”的前身。
改良只是將矛盾與危機押後，並未真正解決問題。對於中央政府和諸侯王而言，雙方在試探中相互妥協，維持著一個極其脆弱的平衡。
到了劉啟繼位之時，西漢國力有了顯著增強，而諸侯王尾大不掉的局面卻越演越烈，因此決意採取晁錯的建議，著手削藩。之後，以楚王劉戌在為薄太后服喪期間偷偷淫亂，按律當斬，漢景帝藉藉機下詔赦免死罪，改為削減東海郡作為懲罰。自覺計謀得勝的劉啟又以同樣的手段，以犯罪為藉口削趙王劉遂封地中的河間郡；削減膠西王劉昂六個縣。“削藩”已經成為此時漢景帝的國策，在實驗中中獲得足夠經驗之後，漢景帝開始擴大“削藩”面積。
漢景帝的削藩之舉必然引起反彈，以吳王劉濞為首的諸王，開始了自己的謀劃，最終聯合了膠西、齊地諸王、楚、趙、淮南諸國，通謀相約起兵。以 “請誅晁錯，以清君側” 的名義，舉兵西向，從而開始了西漢歷史上的吳楚七國之亂。
猝然而來的叛亂讓劉啟慌了神，只能按照大臣的建議將晁錯“腰斬於市”。然而，一條人命無法填平雙方的溝壑，最終只能以武力作為決勝的關鍵。劉啟派太尉周亞夫領兵抵禦吳楚聯軍，派曲周侯酈寄領兵攻打趙國、欒布攻擊齊地諸叛國，並以大將軍竇嬰監視齊、趙的動向。吳楚聯軍一路東進，行至梁國時遭到劉啟親弟劉武的頑強抵抗。梁王劉武向朝廷告急，周亞夫認為吳楚聯軍勢大，正面決戰難以取勝，獻策用梁王軍隊拖住吳、楚主力，尋找時機切斷對方補給，然後伺機擊潰叛軍，景帝同意了周亞夫的計劃。吳楚聯軍的行動果然如周亞夫預料一樣，在對梁國久攻不下之後，只能調轉槍頭奔著周亞夫而來，尋求決戰，以消滅中央朝堂的有生力量。周亞夫閉門不出，又派人偷襲吳楚糧道，最終讓吳楚聯軍在缺糧之中慘然敗逃。七國之亂，西漢中央政權獲得了絕對勝利。這次叛亂，從漢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開始，到三月即被平息，七王皆死。參加叛亂的七國，除保存楚國另立新王外，其餘六國皆被廢除。
三、瘋狂無比的八王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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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歷史的軌跡從西漢一路碾到司馬炎的晉朝，原本動亂的大地又一次陷入了更為恐怖的深淵。就司馬炎而言，雖然君臨天下，終結了亂世，可是前有曹魏覆滅的教訓，現有世家權勢滔天的危局，必須要不斷擴大宗親的權勢，以維繫晉朝國祚。
在司馬炎的安排下，諸王不僅可以擔任某一地方都督諸軍事和地方刺史，主持地方軍政要務；甚至還有參政議政的權力。這種權力讓諸侯王從地方到中央幾乎暢通無阻，一旦失控必然會引發整個王朝的全面動盪，這種動盪就被後人稱之為“八王之亂”。
晉武帝司馬炎承接祖上遺澤，在祖孫三代四人的前赴後繼中終於實現了化家為國，一統天下的野心。在這個過程中若是繼承人出現了致命缺陷，必然會導致這一宏偉藍圖就此斷裂。同樣，新朝想要能夠長治久安，皇位繼承者仍舊承擔著極其重要的使命。但是，司馬炎在選擇繼承人的失誤，讓整個晉朝為之買單。
晉武帝的繼任者是司馬衷，泰始三年（267年）正月丁卯日，被立為皇太子，時年九歲，是合法的皇位繼承人。然其性魯鈍，能力低下。因此有不少人紛紛建議廢除司馬衷繼承的資格，但是晉武帝並未接受。當然，晉武帝也明白兒子的智力問題，為了保證皇權不至於旁落，便以賈充之女賈南風為太子妃，希望能夠為司馬衷增添助力。只是這樣的繼承人安排只是司馬炎從美好幻想中出發，卻低估了人性中的貪婪。
司馬炎病逝之後，以汝南王司馬亮及外戚楊駿共同輔政晉惠帝。但是，楊駿並非是司馬衷親舅，害怕大權旁落的他故意將詔書藏匿，趁著司馬炎彌留之際獲得了單獨輔政的資格。楊駿輔政時期，凡有詔令，晉惠帝過目後交於楊太后，然後直接下發執行。楊駿知晉惠帝皇后賈南風難以控制，為防賈南風礙其擅權，則任命其親信掌管禁軍，此舉引起皇親國戚及某些大臣的不滿。
賈南風為阻楊駿獨攬政權，秘密派人與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聯絡，要他們帶兵進京，討伐楊駿。楚王司馬瑋從荊州帶兵進入洛陽。元康元年（291年）賈南風以楊駿謀反為由，命令楚王司馬瑋領軍保衛皇宮，圍攻楊駿府第。楊駿被殺後，朝政大權由汝南王司馬亮與元老大臣衛瓘共同執掌，楚王司馬瑋因殺楊駿有功被委任衛將軍兼領北軍中侯，賈皇后的親戚也擔任了要職。為了獨攬大權，賈后又以晉惠帝名義下密詔使楚王司馬瑋殺了汝南王司馬亮與衛瓘。之後又宣佈司馬瑋偽造手詔，害死司馬亮、衛瓘的罪名，將其處死。
短短三個月，賈南風攪風攪雨，挑動藩王與權臣之間的相互爭鬥，並藉此清除了所有能夠阻擋她專權的攔路虎，最終實現她獨掌大權的野心。為了能夠掌控朝局，出身庶族的賈南風雖然有父親賈充的遺澤，但是仍舊面臨著世家的壓力。因此，除了任命親戚為官之外，還向士族門閥伸出橄欖枝，以名士張華為司空，以河東裴氏出身的裴頠、裴楷擔任尚書僕射、中書令，位同宰相，又以琅琊王氏出身的王戎為司徒。
亂局似乎以賈南風掌權而告終，按照劇本來看，權勢日盛的賈后必然以呂后的為目標，苦心經營自己地位。想要做呂后，必須要有劉盈。可惜賈南風沒有兒子，當時的太子司馬遹雖然素有賢明，卻與賈后不和，為了能夠保障自己的將來。安穩了九年的西晉又一次被賈后攪的天翻地覆，而這一次的亂局不僅葬送了西晉王朝，還招致了更為慘烈的後果。
元康九年（公元299年），賈南風用計廢除太子司馬遹，幽禁在金墉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賈后殺司馬遹。趙王司馬倫藉此舉兵殺賈后，廢惠帝自立。至此，宮廷政變轉為皇族爭奪朝權，演成“八王之亂”。
次年，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和河間王司馬顒等共同起兵討伐司馬倫，聯軍數十萬向洛陽進攻，司馬倫戰敗被殺，惠帝復位，由司馬冏專權輔政。永寧二年(公元302年)驃騎將軍長沙王司馬乂與司馬顒等裡應外合攻殺司馬冏，司馬乂掌握朝權。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司馬顒與司馬穎不滿司馬乂專權，聯軍進攻洛陽，雙方大戰數月相持不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初，
東海王司馬越發動兵變殺司馬乂，迎司馬穎進佔洛陽，控制朝政。同年年七月，司馬越等挾惠帝進攻司馬穎，兵敗東逃。司馬顒乘機出兵攻佔洛陽，迫惠帝與司馬穎遷都長安，獨專朝政。永興二年(305年)，司馬越再度起兵，西攻長安，司馬顒戰敗。次年六月，司馬越迎晉惠帝司馬衷還都洛陽，不久，司馬顒與司馬穎相繼被殺。十一月，惠帝暴斃，司馬越立司馬熾為帝，是為晉懷帝，至此，這場持續16年的西晉“八王之亂”結束。四、亂局之後的反思
西漢初年的“七國之亂”其實一場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角逐，這是周王室分封制之下遺留下來的歷史慣性。藩王確立，代表著皇室將全國各地納入實際統治範圍。在建國之初，隨著中央政府權威日隆，國家昌盛，這種“強龍”必然可以彈壓各地的“地頭蛇”，在距離中央政府較遠的地方抑制豪強，擠壓當地勢力的生存空間。但是，宗室藩王和封地內部的本土勢力不可能一直處於爭鬥的狀態，相互妥協與聯合才是最明智的選擇。就這樣，宗室藩王藉助當地豪強穩固地方統治，而當地豪強也會加入藩王陣營實現保全家族、擴大利益的野心。這樣的政治生態會極大的推動藩王與中央政府的離心力的發展，尤其是中央皇權出現權力更迭或者權力動盪之後，這些地方藩王除了名義上受到皇帝大宗的影響之外，基本上就是一個獨立的王國。
漢景帝之所以能夠贏得最後的勝利，其實在於其始終掌握著至高無上的皇權，皇權內部並無過多掣肘。以功勳之後的周亞夫、外戚竇嬰以及宗室梁王劉武等人為代表的統治階級緊緊團結在一起，共同絞殺了來自地方的分裂主義。加上漢文帝統治期間國力出現顯著上升，為劉啟留下了足夠的戰爭資源，從而在三個月之內就贏得了戰役。從歷史角度來看，漢景帝代表著大一統的統治秩序，是正義的。
反觀西晉的“八王之亂”，究其本質而言，則是一場來自皇族內部的政權爭奪。期間涉及到的外戚楊氏一族、賈氏一族至始至終就是想要架空皇權，宗室內部的“八王”則只是想要大權獨攬。錢穆在其所著的《國史大綱》中認為，“晉室始終是一個腐敗老朽的官僚集團”。正是這樣的腐敗老朽讓西晉立國不過數年就已經出現歷代王朝病入膏肓的特徵。加上晉惠帝司馬衷闇弱，自然引起來其他藩王勢力的覬覦。事實上，晉惠帝剛剛繼位之時，皇權仍在，這也是楚王司馬瑋等人輕易被賈后玩弄於鼓掌之中的原因。但是，賈后亂政九年，又殺了太子司馬遹，徹底將司馬衷的皇帝光環砸碎，最終全部死於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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