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高於平日百倍的價格在外省購買藥物；有人自行減量、被迫斷藥後出現各種症狀和問題；有人四處尋藥，在多個平臺下單，卻屢遭退單或快遞滯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湖北一些抑鬱症患者面臨求藥無門的困境。
病友群中的患者陸續通過平臺和愛心人士尋求到了所需的藥物，但是還有一些被管控嚴格的二類精神藥品，眼下難以購買。
斷藥背後還存在更深層次的原因。在社群裡，不少患者不願暴露自己患有抑鬱症、對於疾病有羞愧感，這使得求藥難上加難。
斷藥
“感覺自己好像在切金子一樣。”米粒這樣回憶自己第一次切藥時的場景。
她小心翼翼地拿刀片順著藥片上的橫線進行切割，先將藥片一分為二，接下來再找到中心軸，將兩份切為四份。為了完成“四等份”，米粒會用刀片輕刮稍大的一份藥片，將粉末挪到較少的那一份中，直到她認為平衡，才將每一份藥存放進空藥盒。
切完藥，米粒覺得有些好笑，以為只會在電視裡出現的戲劇化場景竟然發生在自己身上。
她接受抑鬱症治療已有兩年，現在一週僅需服用一顆酞普蘭片。年前，她從北京回到荊州老家，計劃著過完春節前往泰國旅遊，為此她特意帶了雙倍的藥。
然而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態勢日趨嚴重，米粒隱隱意識到自己的藥可能不夠了。她開始在網上搜尋買藥的途徑，看到豆瓣上有病友推薦了一些網上平臺。
“我在很多平臺都下過單，有些平臺一定要出具醫生的處方單。我回家前根本沒想到會有這些事，所以根本沒準備好，只能提供掛號證明的話就沒法買。”
艱難的買藥過程加劇了米粒的不安，她不再猶豫，決心自行減少藥量。
彼時，同樣從外地回荊州過年的淑芬和米粒一樣，做出了自行減藥的決定。
2019年9月，淑芬確診患有中度焦慮和輕度抑鬱，此後一直服用三種藥：草酸艾司西酞普蘭片(來士普)、富馬酸喹硫平片(思瑞康)和勞拉西泮。
疫情發生前，淑芬已經籌備好春節回家休假後前往日本留學，特意備了較多的藥，但現在依舊藥物“告急”。
“我用的是進口藥，荊州的醫院不一定賣，而且現在也不方便去醫院看病了。”淑芬說，她最開始打算託做醫藥生意的親戚找藥，卻為此和家人產生了爭執。
“因為不想讓親戚知道我患有抑鬱症，我爸就告訴親戚是他自己服用的，然後親戚卻勸說這個藥有成癮性，不要老依賴藥，自己想開點之類。”父親也建議淑芬聽親戚的意見，這使她非常煩躁。“控制得住誰會吃藥呢？”最終，因為親戚身在武漢，無法發出快遞，淑芬放棄了這個途徑。
在網上，她看到許多重症病友也被迫減藥或停藥，她既同病相憐，也覺得自己“還不算太慘”。經病友推薦，淑芬也在網上下了單，但一直沒有收到快遞。
“如果一直買不到藥，只能減少藥量延長時間。”淑芬告訴記者，過年前醫生曾建議她加藥，當她開始減少藥量後，身體迅速產生了戒斷反應。
“頭暈、手抖、心悸、喘不上氣，情緒就像傾瀉而出的洪水。不知道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就是情緒上來了堵在胸口，只能喘粗氣。很想哭，也會極度消沉，一整天都爬不起來，會想自虐。”淑芬平靜地描述著這些天來自己的感受。
尋藥
2019年，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等在《柳葉刀·精神病學》發表文章稱， 在中國，抑鬱症的終身患病率為6.9%，12個月患病率為3.6%。抑鬱症患者，又被稱為“水面下的人群”，對他們來說，“斷藥比斷氣更難受”。
米粒、淑芬的情況並非個案，在同樣患有心理疾病的張路的病友群中，這樣的求助每天都在發生，有人病史接近十年、有人重度抑鬱已經發作。2月5日，張路在朋友圈公開發布了求助信息。
她告訴《中國慈善家》，她聯繫過武漢市長熱線、紅十字會、防控中心、武漢市精神衛生中心等部門，得到的都是一樣的反饋——目前沒有針對精神類疾病患者的專門措施和政策。信息發佈後，有不少平臺、個人聯繫到她，表示可以提供幫助，甚至有外省的抑鬱症患者提出把自己多餘的藥寄到湖北，幫助缺藥患者。
病友群中的患者陸續通過平臺和愛心人士尋求到了所需的藥物，但是還有一些被管控嚴格的二類精神藥品，眼下很難購買到。
小夏所急需的硝西泮片就是其中一種。之前在廣州，她一般都是去醫院拿藥，年前她回到湖北咸寧的縣城老家。“我打聽過本地縣醫院和精神病院，都沒有我要吃的藥。精神類的藥不能隨意更換，差一個字的那種都不行。”
小夏也聯繫了廣州的醫院詢問能否寄藥，醫院告訴她現在不寄湖北地區。如今，小夏只能自我減少藥量，身體承受著戒斷反應帶來的各種不適感。“如果完全買不到藥，我可能也會被這場疫情淘汰掉。”
2月5日，公眾號“抑鬱研究所”聯合北京安定醫院、上海及浙江精神衛生中心的專家，發起遠程視頻義診及贈藥活動。
“抑鬱研究所”創始人任可告訴《中國慈善家》，湖北疫情爆發以來不少患者被迫斷藥。病友群中瀰漫著斷藥的恐慌，“斷藥比斷氣還痛苦”“要是再沒有藥吃，我寧願得肺炎” …..
在任可看來，斷藥背後還存在更深層次的原因。在社群裡，不少患者不願暴露自己患有抑鬱症、對於疾病有羞愧感，這使得求藥難上加難。甚至還有患者因為想隱瞞病史，從藥販子手中購買替代藥物，結果上當受騙。
“疫情期間受斷藥影響較為嚴重的兩類患者，一類是HIV患者，另一類是精神疾病患者，”任可解釋，“這是在中國當下被汙名化非常嚴重的兩個群體，作為人群中的‘少數派’，自責、自罪、內疚感非常強烈，很多人不敢就醫或是逃避就醫，不敢和家人坦言自己患病，導致藥物中斷。另外，患者身邊的家人等對這個病沒有認知，反對患者吃藥。”
“發現社群存在大量購藥需求後，我們也推出購藥渠道，進行疾病教育，現在社群裡一些患者拿到了藥。”任可告訴記者，現在四大類的藥物還較為齊全，一些無法在網上購買到的藥品則會建議患者尋找替代藥物。
針對湖北地區大量慢病群體面臨的“買藥難”問題，2月10日，京東大藥房上線了“湖北地區慢性病患者斷藥求助登記平臺”。
記者從京東健康獲悉，平臺上線一週後，已累計收到來自湖北地區的用藥求助信息超過14000條。據不完全統計，癲癇、抑鬱症等精神類疾病患者，以及重症康復期患者佔求助比例的2/3。
京東健康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藥品供應較為充足，能滿足大部分慢性病患者的需求。“病人登記和提供相關證明信息，就可以直接在網上下單購買。如果在附近藥房進行選購，會有專門的快遞員馬上派送藥物，而選購的藥物在其他省市的，也會立刻安排出倉發貨。”
等藥
根據《麻醉藥品、精神藥品處方管理規定》，二類精神藥品一般每張處方不得超過7日常用量；對於慢性病或某些特殊情況的患者，處方用量可以適當延長，但醫師應當註明理由。
由於國家對抗抑鬱症藥物有明確規定，許多患者並不能一次性購買大量藥物，只能分批購買。但如今，這些救命的藥卻停擺在送達的路上，長達一週甚至半個月的快遞週期使得患者不得不面臨斷藥的風險，從尋藥變為“等藥”。
米粒較為幸運，在某平臺下單一週後就收到了訂購的藥物。“當時小區已經封閉，我還擔心拿不到藥，結果聯繫社區工作人員後，他們幫我把藥送到家，拿到藥的那一刻真的好開心，整個人才輕鬆了。”
而她在另一個平臺訂購的藥物超過一週還未送達，“物流的狀態每天都在變，發貨後過幾天又取消，變成重新發貨，現在又變成了已經簽收。”
淑芬的藥還漂流在路途中。她在某互聯網醫院買到了所需的兩種藥，下單數日後，物流的狀態終於顯示為“發貨”。
除此之外，湖北一些地區，特別是縣、鄉等，由於封路、堵路等原因，導致快遞無法送達。任可也遇到不少患者存在這種情況，“鄰近的患者會選出一個人，派他去快遞點取回藥物，或是拜託在防疫站工作的朋友，幫忙帶藥。”
京東健康相關負責人也坦言，由於疫情影響，各地管控政策皆有不同，物流的情況無法把握。“我們平臺主要是信息彙總，現在也在平臺上招募送藥的志願者，希望儘快可以把藥送到患者手上。”
小夏在訂購了藥品五、六天後，物流顯示還卡在南京。“各地尤其是湖北這邊的物流都很慢，省內物流管控也很嚴格。物流的事情，我們永遠很被動。”
在等藥的過程中，小夏被迫開始減藥。2月20日，當她拿到藥後頗為開心，立刻在病友群分享了購藥成功的過程。
在微信群裡，有病友等了近一個月，還是沒能拿到藥，小夏一邊出謀劃策，一邊安慰對方。在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裡，小夏說自己最大的收穫是學會了“自救”。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米粒、淑芬、張路、小夏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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