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日本在二戰時的表現，可以形容為戰術運用尚可，但戰略眼光短淺。其實日本人並不缺乏戰略頭腦，也不缺乏有長遠戰略眼光的智囊人才。
比如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就提出了“徵韓論”，將征服朝鮮半島作為日本擴張的首要目標。明治維新之後，明治政府繼承了徵韓論，並將其發展為“徵韓侵華”方略，成為近代日本殖民擴張的基本政策。
在這一論調的影響下，日本作出了大膽的嘗試。他們先侵略朝鮮，逼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後將琉球（沖繩）納入版圖。再到甲午戰爭擊敗清朝，通過《馬關條約》迫使清朝退出朝鮮半島，並強佔臺灣島及其附屬島嶼，使日本一躍成為資本主義列強。
根據《馬關條約》清朝還將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但在沙俄、德國和法國的強硬幹涉下，日本不得不把送到嘴裡的肉吐了出來。這讓日本人認識到，擊敗清朝後，沙俄則是他們最大的敵人。為對抗沙俄，日本選擇同英國結盟，建立英日同盟，為其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奠定了堅實的外交基礎。
日本這一系列的行動可以說是很有戰略眼光的，不僅按部就班，循序漸進，還能夠平衡國內激進和穩健勢力，使國家利益最大化。當時的清朝政府與之相比就差遠了。
不過福禍相倚，日本通過對外戰爭取得了巨大利益，也讓他們國內的很多人信心爆棚，對自己的國家實力迷之自信。尤其是軍部中的陸軍中下層軍官，他們的野心則迅速膨脹，彷彿天下唯我獨尊。
一戰後的19世紀20年代，日本實行的是較為穩健的“幣原外交”，就是同英美用協調來取代對抗，並承認蘇聯。同時對中國提出了“不干涉內政”的口號。
幣原外交實際上是符合日本國情的，因為日本前期擴張太過迅猛，同英美蘇等國都產生了一定矛盾，需要一個緩衝階段來進行消化和協調。但是野心膨脹的日本軍部那群人對幣原喜重郎的這套外交政策嗤之以鼻，甚至稱其為
“軟弱外交”。不久，美國經濟大蕭條波及日本。資源匱乏、國內市場狹小的日本受到很大沖擊，經濟大幅下跌。日本政府為應對經濟危機強化對經濟的干預，軍部趁機影響傳統和新興的財閥企業，在30年代初完成“軍財抱合”。
軍財抱合是日本歷史的一個拐點，日本軍部從此有了巨大的經濟支持，這不僅更加刺激了他們的野心，同時為轉嫁國內矛盾，發動大規模的對外入侵被提上日程。
“下克上”對日本的深遠影響。
所謂“下克上”，簡而言之就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實質上是軍事將領為了自己的切實利益不經過高層允許而擅自進行軍事行動。比如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這都是關東軍“下克上”的典範。不過由於戰果太過輝煌，日本軍部上層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關東軍的“下克上”深深影響了日本。青年中下層軍官為了獲取晉升機會，迫切要求軍部控制政府，以武力改造國家，並迅速發動戰爭，同蘇聯決戰。他們因打著擁護天皇來改造日本的旗號，被稱為“皇道派”。
而崗村寧次、石原莞爾高級軍官則希望以相對穩健的方式強化軍部權力，他們提倡要強化軍內統制秩序，因此被稱為“統制派”。
1936年，皇道派分子發動“二二六兵變”，刺殺了許多日本政府高官和統制派人員，在軍部內部上演了經典的“下克上”。雖然兵變最終被鎮壓，但軍部卻極大增強了影響力，日本被牢牢綁在了對外侵略的戰車之上。
而下克上的傳統也深深影響了日軍侵華的具體實踐上。比如中國派遣軍司令部名義上是侵華日軍的最高指揮部，但這裡只制定具體目標，到底戰鬥具體該怎麼打，就放權給師團長，然後師團長又層層下放。也就是說日軍在指揮系統上對下級的控制力是不夠的，這些下層軍官為了軍功和晉升，往往希望擴大戰爭規模，導致軍部無法掌控戰爭的程度，最終讓自己深陷戰爭泥潭之中。
另外，對於如何侵略中國，日本則一直沒有拿出一個長遠規劃，完全屬於“隨機應變”。比如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想當然的認為，只要拿下北平、上海、南京等城市，蔣介石政府就會投降，中國問題就解決了。而根據中日兩國的實力對比，這最多隻需要三個月時間。
結果是日本光打上海就打了三個月，而南京淪陷後，蔣介石遷都武漢、重慶，就是不妥協，不投降。這種情況日本政府根本沒有考慮，也沒有預案，只能硬著頭皮上。
持續的戰爭讓資源匱乏的日本捉襟見肘，為應付戰爭消耗，日本不得不在侵華戰爭還在繼續時，又產生了“北進”和“南進”的衝突。為徹底掌控東南亞地區，日本又盲目自信的偷襲美軍珍珠港，同美國開戰，進一步加速其滅亡。
綜上，日本的戰略眼光之所以變得越來越短淺，主要是由於對外侵略帶來的巨大利益和“下克上”的傳統，導致日本軍部勢力惡性膨脹，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控制了日本政府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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