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宦官專政，是東漢後期特殊政治事件，對當時的朝野震動頗大。大凡每個封建王朝後期，政治腐敗，經濟崩壞，皇帝昏庸無能，這就為外戚、宦官操縱朝政提供了絕好的條件，東漢末年的外戚宦官專政是對這個問題的最典型說明。
外戚專權與宦官專政，在東漢史上恰恰重複交替上演，這在中國歷史上卻是不常見的。東漢之所以能創如此紀錄，這首先歸功於東漢皇帝的短命。如今做廣告常用“宮庭秘方”之類的廣告語，似乎宮廷的東西有什麼奇效。捉弄人的是這些秘方的主要使用者——皇帝卻鮮有長壽的，其中原因多多，不足以說明秘方不一定沒有奇效，但針對皇帝與宮人的秘方未必合適於普遍大眾，因為大眾沒有那樣的生活方式，沒有那樣生活環境，而藥最講究對症。東漢的13個皇帝只有兩位是在成年時期獲得皇帝的大權，其它都是在未成年，甚至在襁褓之中繼位，用黃仁宇的話說，拉來充數，算做一個皇帝的。這些皇帝活到30多歲就是長壽了，因為只有漢獻帝壽命超過40歲。如此說來，罵曹操為奸臣實在有些冤枉，在他的保護下，皇帝不但活夠了40，而且直奔50，甚至達到了54歲，超過殤帝、少帝、衝帝、質帝等幾個皇帝的總和還多出10多歲。這4位皇帝沒有機會過上10歲的生日。
皇帝的短命在東漢的歷史環境下，自然導致外戚專政與宦官專權，而外戚專政與宦官專權又加速了皇帝的短命，這也是一個雞生蛋和蛋生雞的問題。
劉秀奪取政權後，大致60多年的太平光景。劉秀總結了西漢政治的毛病，認為西漢的滅亡是由於功臣貴族作亂的結果，因此，他採取集權的做法，把跟他打天下的功臣養起來，特別削弱了三公的權力，通過設置尚書檯與宦官等機構，直接發號施令以加強皇權。但一方面，貴族豪族的勢力不可低估，西漢政治亡於外戚的歷史教訓他並沒有認真吸取。另一方面，宦官機構的設立，又為以後宦官專權埋下了禍根。從根本上說，漢代的政治體制還處在探索與試驗時期，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宦官亂政與外戚外權是一種政治學費。
公元88年，漢章帝死，10歲的漢和帝繼位，竇太后臨朝聽政，這為外戚專權打開了上升的通道。竇太后的哥哥竇憲掌握了軍權，為大將軍。外戚專權的路徑總是這樣，皇帝幼小，母后代政，孃家人佔據大將軍等要職，掌握兵權，然後以刀把子來維持統治地位。為了保證這種統治的延續，則下任的皇帝必須年幼而不懂事，必須保證皇帝長不大，因此，殤帝、衝帝、質帝等都在很小的時候成為皇帝，並且壽命都沒有超過10歲。到了漢安帝和漢順帝時，外戚的勢力達到高峰。那個短命的漢質帝，因稱梁大將軍梁冀為“跋扈將軍”而被毒殺，洛陽的地方官因爆料梁冀的行為則被滅族，官及太尉因正直而聲名遠揚的李固被梁冀殺害，甚至漢桓帝的生母也被梁冀囚於博園禁止返回京師。
梁冀在他那個時代可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他實際控制了國家。因此，甚至到了幾百年後的北魏，他所留下的這些“樓堂館所”成為古蹟，成為北魏人對漢代的認識與漢代人的歷史記憶之一。
多行不義必自斃，什麼東西做過頭了就會向事物相反的方向發展，這是老子告訴我們的。因此，直到今天，人們還是將錯誤稱之為“過”。梁大將軍如此行徑自然導致包括皇帝在內的人憤恨，必以除之而後快。不要忘了另一個勢力集團——宦官，因此多少有些成熟的漢桓帝聯合宦官單超等突然發兵圍剿梁冀的家，把他一家極其宗親等一併殺死，終於暫時解決了外戚的問題。
但是按了葫蘆起了瓢，一方面，皇帝不可能不要老婆。有了老婆，又沒有能力建立一種新的制度解決外戚問題，因此，外戚問題總是要出現的。另一方面，宦官們在剷除外戚的問題下立下了頭功，是皇帝信賴與可以依靠的力量，接下來就是宦官左右朝政。他們不僅被封為侯，而且還被封為朝官和地方官，甚至讓漢靈帝詔令天下，政府各部門都要聽宦官們的。
因此，桓帝和靈帝時，宦官們的勢力達到了高峰，而外戚則暫處於熊市等待機會反彈。
但是宦官的整體素質不高，文化修養更差，他們沒有可持續的政治理想，沒有傳統仕宦的嚴格訓練，沒有光宗耀祖的心理擔負，有的只是討好控制皇帝的生存之道。而且宦官專政，擋了文人士大夫所謂報效國家的做官之道。不做官，這些士大夫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因此，文人士大夫的反對是強列的。同時，宦官政治必然召致全社會的反對，尤其是受過傳統文化修養的文人的反對。外戚再怎麼說大多也出身貴族，大多數外戚也懂得利用、討好文人，因為這些文人是傳統價值觀的持有者、繼承者與傳播者。
東漢非常重視文化教育，提倡學術，當然這種文化教育和學術與今天的科學知識教育是兩回事，那種文化教育主要是傳統政治思想的教育。儘管在桓帝時，洛陽的太學生有30000萬多人，但他們的知識面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與道德禮教。這種教育是要培養中下層的統治者，所謂學而優則仕。這些學生除了當官外，其它什麼也不會，學習就是為了當官，如今宦官把他們的路子堵死了，沒有了上向流動的機會，這些苦讀聖賢書，一心謀官的年輕學子們必然會為其出路、為其理想而拼殺。這是一個比一般的群體難以對付的群體，因為他們讀過聖賢書，掌握了中華文化的精髓，是傳統價值觀的繼承人。東漢王朝以及其它各代王朝之所以在內部敗壞以後還能夠延續，就是因為有這麼一些人兢兢業業地守護著。這是一個以當官為職業的群體，因此，比其它群體更加重視政治與道德。但是這個群體卻要依附於貴族。在東漢末年，他們夾在外戚與宦官之間，大多數時間依附於外戚與宦官對著幹，遭遇了兩次的大的“黨錮之鍋”。
還在外戚專權時，即梁冀任大將軍時，名士李固已被任命為太尉，並召納了太學生三萬多人。李固有正義感，性情耿直，在士大夫階層中很有威望，四方之士，來洛陽向他求教。他特別討厭宦官當政，利用職權，奏報皇帝免掉了一百多個宦官，自然導致宦官的仇恨，導致被誅殺，屍體顯露於街道。
另一個名士胡廣則柔而不犯，文而有禮，處事圓滑，結果在位30多年。因此有人評價說：“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這12個字非常精闢，可以成為封建官僚的為官處事的訓誡高懸於頭腦中。一些寺觀更有“曲能成事”這樣有培訓意義的匾額懸掛。
宦官把握朝政以後，由於擋住名士和太學生做官的道路，引起強烈的動盪，天下名士、太學生、及諸郡官學私學的生徒組織起來，組成各種朋黨，形成了一股龐大的政治氣流。以此，宦官集團攜同皇帝只有通過鎮壓，把大批黨人禁錮起來，殺。但這種激情不可能這樣快就被壓下去，他們有著豐厚的輿論資源和號召力與影響力。河南尹李膺殺了一個叫張成的人，張成的弟弟與宦官結交，狀告李膺結黨，導致漢桓帝下令將李膺等二百多人下獄，
後在朋黨的作用下，雖被赦免，但都歸於鄉里，終身不能做官。
但這個終身是漢桓帝的終身，而不是李膺的終身。漢桓帝死後，外戚勢力抬頭，外戚集團竇氏的宗親把握了從中央要害部門到京城洛陽的行政大權，為拉攏士大夫們，“禁錮終身”的李膺也被任用。然而，時事不測，作為外戚集團領袖的竇武在謀殺宦官的計劃中失敗，自己卻被圍自殺，導致外戚集團的反彈腰夭折。
宦官勢力再次抬頭。李膺等不僅死於獄中，還連累了6、700人。高壓控制並沒有平息事態，反倒引起了黨人的強烈反應，使“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
他們聯合起來製造輿論，斥責宦官，為黨人鳴冤。對此，宦官只有鎮壓，四處抓捕黨人，下令不僅黨人不能任用，黨人的學生、過去的部下，父兄子弟等都不能做官，已有官職的一概免去。此後十多年，黨人的活動落入低潮，直到黃巾軍起義，漢靈帝感到“黨錮積久，人情多怨”，怕黨人們與起義軍結合，才“大赦黨人。”
而這時後漢離滅亡已經不遠了。東漢的衰亡正是在外戚、宦官與朋黨的絞殺中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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