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黨錮之禍，《三國演義》說，“殆始於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
其實宦官不管怎樣作威作福，不過是依附於皇權的狐假虎威罷了。而他們之所以能得皇帝寵信，逐漸發展為危及全國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源於曾作為政治工具，替皇帝打擊專權的外戚。
說起外戚專權，並非漢朝才有。
早在戰國末期的主要大國間已經比較普遍，有的是自然生長，多數則是君王有意扶持。他們作為皇權的延伸，是鞏固政權的需要。但一旦外戚權力過大，危機皇權，則又需要其他政治力量來制衡。比如秦國範睢的上位就是迎合了秦昭王的兩大需求，強大君權（削弱外戚權力）和國家。
漢朝外戚專權尤其嚴重。
因為皇帝們大多短命。西漢後期和東漢一朝幾乎全是小皇帝，給外戚專權提供了土壤。等小皇帝成年了，就依靠宦官勢力把外戚趕下臺。漢朝的政治就這樣週而復始。
漢桓帝劉志時，依賴五個宦官（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名宦官 ）剷除了盤踞漢廷二十餘年之久的“跋扈將軍”梁冀及其勢力。五人因功封侯，在劉志的默許下大肆提拔親信，乃至干涉朝政。宦官集團獲得權勢利益。
“漢桓帝（劉志）剷除梁冀，五侯弄權”。
宦官集團的壯大引起士人集團的批評和主動攻擊。
這插播一下對漢朝宦官的說明。
《後漢書》說“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也就是說後漢光武帝之前，宦官並非閹人。儘管如此，在有知識有地位的士人眼裡，他們不過是被皇帝豢養的侍奉人的人。士人集團由自身的優越感所產生的政治潔癖容不得宦官干政。
於是，士人集團不僅輿論上抨擊宦官干政，為官一方的士人還緝拿為害本地的宦官及其子弟以洩憤。
雙方衝突不斷。
不過桓帝也不似我們想象的那麼昏庸，開始時他並非一味偏袒宦官。有個例子。官員李膺曾對將張讓（宦官頭領）的弟弟張朔正法，張讓找桓帝投訴，桓帝都是公平處理，讓李膺和張讓當面對質，張讓理屈認輸。
問題是，士人官員並不總是依法行事，常有“法外殺人”、“過度執法”情況發生。
身居朝廷的宦官們，就通過操縱皇權進行反擊。他們抨擊這幫與己為敵的士人結黨營私，是為“黨人”。
雙方水火不容。後來，大臣李膺的“抗赦殺人”案成了導火索，一發不可收拾。
事件的起因是，和宦官來往密切的一個人叫張成，提前得到朝廷即將大赦的消息，便派兒子殺死了仇人。過幾天，朝廷果然宣佈大赦，但李膺不顧赦令還是處死了張成。同時，違背大赦殺人的官員還有成瑨。
這一系列事件，加上宦官的煽風點火引發桓帝震怒。將李膺、陳寔等二百餘人抓捕入獄，並詔佈告全國各地逮捕黨人。
範書《黨錮列傳》：於是天子（劉志）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佈告天下。
後來，事情在大將軍竇舞促成的大赦下暫時和解，因牽連入獄的黨人被免罪釋放，但是終身不得從政。此次歷時半年的“黨錮事件”，史稱“第一次黨錮”。
由此可見，黨錮之禍中，士人集團並非完全無辜。
“抗赦殺人”現象至少反映了兩個問題：
一是士人多以主觀情緒而非統一的法律做行事標準，即黃教授說的，“儒家重人身關係，不嚴格尊重法治，產生不正規的影響”。；
二就是皇權無力。兩股政治力量對立且都把控不住，局面混亂是早晚的。
漢桓帝后來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自我批評說“失政”，但為時晚矣。
第二次黨錮
但其成因與桓帝不同。
桓帝是為了對抗權臣才引宦官為支援，而劉宏登基時才12歲，圍繞在他身邊的不是宦官，就是親宦官的官僚集團，完全被他人左右。
靈帝曾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 （《後漢書 宦者列傳》）能說出這樣讓人瞠目結舌的話，果然應了那句“上帝讓其滅亡，必先讓其瘋狂。”
由此，“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宦官之禍，比起桓帝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
想想，睜開眼看到的是宦官，圍在身邊的也都是宦官的劉宏，依賴宦官是也人之常情，活在宦官的矇蔽之中確實情有可原。若想他擺脫宦官的誤導，只能靠他自己，通過積累人生閱歷，分辨是非了。但這何其難也。
直到黃巾之亂起，想必是“攘外必先安內”，北地太守皇甫嵩上書要求解除黨錮，靈帝准奏，持續十四年的“第二次黨錮”才結束。
隨之而來的是大批士人（袁紹、曹操等）重返政治舞臺，士、宦之爭重新拉開序幕（其實士人集團在黨錮期間也沒閒著）。
後來，靈帝臨死前，把廢立這樣的大事（廢劉辯，改立劉協）囑託給宦官蹇碩，引發了皇室內部權力爭奪，史稱“十常侍之亂”。
閱讀更多 愛吃栗子的張老師 的文章
